世界养牛业市场分析论文 畜牧业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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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加快发展，在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畜牧业经济管理是农业经济管理理论的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畜牧业经济管理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策略

【摘要】发展地区畜牧业的循环经济可提高粮食产量。减少污染、开辟新能源、增加农民收入。可参照禽-粪-饲料、畜-粪-渔-果、畜-沼-菜、草-畜-草等的循环模式发展。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大力宣传、调整农牧业结构、秸秆过腹还田、先行示范、逐步推广、坚持外延扩张与内涵提高相结合等。促进欠发达地区畜牧业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畜牧业循环经济模式措施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过程,要求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畜牧业是农业的转化产业,上连种植业,下连运销加工业,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对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畜牧业在全省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对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意义深远。

l.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

1.1是提高粮食产量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食粮畜禽数量大增,随着农村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建设的日益扩大,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今后粮食的增产只能靠提高粮食单产来实现。现阶段,为了提高粮食单产,大量的使用化肥,一是导致投入的边际效益降低,生产成本上升;二是土地板结,地力下降,致使粮食单产很难有大的提高。有效利用畜禽粪便作为有机肥料不仅能够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增加土地有机物质含量,而且还可大幅度地提高粮食的产量,真正达到以农养畜,畜返哺农,促进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1.2有利于开辟新能源,缓解农村燃料紧缺

燃料问题关系到农民的基本生活,影响到农村环境改善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目前,农户燃料以煤、柴、秸秆为主,成本高,污染大,一些地方因燃料缺乏而砍林木、挖树根、铲草皮,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畜禽的代谢物――粪尿,是较理想的沼气原料,沼气的热值较高,5000J/m3,相当于lkg原煤或0.7kg标准煤。据测算,每头牛的粪便每年可产沼气600m3,相当于500kg标准煤,如果合理应用,相当于每头牛直接增加经济效益300元以上【l】。利用畜禽类粪便生产沼气,是解决农村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

1.3是减少环境污染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动物粪便不能有效利用给农村环境带来了较大污染。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对畜禽粪便进行再处理、再利用,可大大减少空气臭味和蚊蝇、病菌的滋生,有利于改善农村环境、保障人畜健康;秸秆过腹还田、循环利用,可减少以往焚烧秸秆、随意丢弃秸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净化农田和大气环境;扩大人工种草、减少林木砍伐,可尽快恢复林草植被,保持水土,净化空气。

1.4可形成新的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据统计,目前农作物秸秆利用率极低,70%的农作物秸秆被当作垃圾烧掉。农作物秸秆和粮食一样都是重要的农产品,是发展食草畜禽的重要资源,我们应该加大农作物秸秆的开发力度。发展秸秆饲料【2】。如果将农作物秸秆全部开发,全市可增加几十个加工厂,增加上千人就业,每亩农作物秸秆还可增加数百元的经济收入。

2.全省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模式

在畜牧业的发展上,应转变方式,变可持续增长为可持续发展,把畜牧业和农业、加工业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形成畜多-肥多-粮多-畜多的良性循环。根据全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我省畜牧业循环经济可走如下发展模式:

2.1禽-粪-饲料(有机肥料)循环

该循环就是将鸡粪作为饲料原料,鸡粪中含有大量的氮、磷、蛋白质等可利用有机物质,将鲜鸡粪晾干,再用鸡粪膨化机进行膨化即可。膨化出的鸡粪不仅无臭味,而且色泽淡黄,有炒香味,可替代粮食饲料喂养畜禽。用同样方法制成有机肥后,可完全替代化肥,而成本仅是尿素价格的一半。

2.2畜-粪-渔-果循环

该循环就是将畜禽粪便稍加处理(消毒)后,直接撒人鱼塘,捕鱼后,用鱼塘水浇灌果树,实现三赢【3】。此循环已被全国许多地区应用,效益十分显著,不仅降低了养鱼成本,而且减少了果树的施肥量,提高了果肉含糖量。

2.3畜-沼-菜循环

经测算,每头标准畜可年产600多立方沼气,产生的沼气可以解决农户照明和生活燃料需要。除了将沼气用于生活之需外,还可把富余沼气通人种植蔬菜的大棚里,用于冬天增温,还可把沼液、沼渣作为蔬菜使用的肥料,用此肥料所生产的蔬菜能达到绿色要求。

2.4草-畜-草循环

种草养畜是提高畜牧业效益和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认识到其效益。用牧草养奶牛,经济效益比种粮食高,并且能提高乳脂率,还能大幅度提高产奶量。

3.全省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主要措施

我们认为,现阶段我省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可采取如下措施:

3.1大力宣传,提高农民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意识

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主战场在农村,只有让农民明白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科学道理和综合效益。农民才能转变为自觉行动。因此,要通过大力宣传教育和技术的普及来提高广大农民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同时,要积极引导科技人员进行畜牧业清洁生产和资源再利用开发研究,并在农村搞好模范试点,推广和普及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3.2调整农牧业结构,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资源开发为依托,调整种植结构,扩大退耕种草和饲用玉米面积。基于目前约三分之一粮食用作饲料的现实和饲料粮需求持续增长的趋势,应按人畜分粮的要求,对现有的种植结构进行调整,把饲料生产纳入种植计划,促进土地产出效益的最大化。改变过去种玉米以收籽实为主的传统,把青贮玉米、高蛋白玉米等专用玉米的种植作为调整玉米品种的主导方向.以解决冬季多汁饲料缺乏问题。

3.3推行秸秆过腹还田,提高秸秆的饲料利用率

目前农作物秸秆循环利用的途径主要有:秸秆直接还田、秸秆堆沤还田、秸秆气化作能源、利用秸秆栽培食用菌等【4】。上述方法,有的生产成本高,有的技术尚不成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阶段秸秆利用问题。秸秆过腹还田,在我国目前是一项技术上最成熟、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好的利用方式,具有秸秆利用量大、节约饲料用粮、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农牧业良性循环等综合优势。

3.4先行示范,逐步推广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相关的技术如何配套、工作如何开展,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完善。应尽快选择一批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乡村,通过财政扶持,先行试验示范【5】。在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上,应以资源利用量大、覆盖面广、技术成熟、投资相对较小的秸秆过腹还田、新式沼气池推广等为主进行示范,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市推广。

3.5坚持外延扩张与内涵提高相结合

发展循环畜牧业,必须改变现有生产方式,由注重数量和规模的粗放式外延发展,转变为数质并举的集约型发展【6】。要遵循规律循序渐进,因势利导,把发展重点放在促进畜牧业规模成长和质量提高上及有效物质循环利用上,依靠科技进步,注重产业升级和功能开放,真正使可利用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母瑾,王林喜,邱清廉.重视解决“养牛致贫”现象[N].北方经济报,2005-Ol-12.

[2]滕有正,鸟海芝.草原循环经济与畜牧业产化经营[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7,28(1):25-28.

[3]林天锋.努力确立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22(5):97-101.

[4]林向红.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23(1):23-26.

[5]郝继明.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着力点[J].贵阳学院学报,2007,2(1):50-54.

[6]刘学敏.循环经济机制与模式研究[J].经济纵横,2007,23(1):21-22.

试谈发展现代畜牧业管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要]本文就发展现代畜牧业管理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具体的发展措施，以此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畜牧业：管理：经济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加快发展，在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畜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为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我国畜牧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加快建设现代畜牧业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畜牧业的发展方向。

一、发展现代畜牧业管理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一)建设现代畜牧业有利于提高畜产品市场竞争力。

提高畜产品市场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现代畜牧业建设的进程和水平。畜禽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是现代化畜牧业的重要特征。现代畜牧业要以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发展，以发展高效、生态、品牌畜牧业为目标，以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建设现代畜牧业，要通过改善生产环节硬件设施和软件环境，规范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的使用，扩大优质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畜产品，提高畜禽的生产水平和质量安全水平，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为我国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供了可能。建设现代畜牧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根本措施，通过建立优势产区，以畜牧企业为龙头，以培植世界知名品牌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外向型畜牧业，不断提高我国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畜牧业与消费者健康畜牧业对消费者健康的影响深远，可以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分析。

从积极影响来看，畜牧产品消费大大有助于人们的健康。从不利影响来看，主要是畜牧业生产中的公共卫生问题，如药物残留的影响(瘦肉精、抗生素等)，动物疫病的影响(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等。畜牧产品的安全性如何，饲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发展现代畜牧业，就是通过舍饲化、集约化和企业化，一方面更好地促进生产发展，提供出更多的畜产品，另一方面更好地控制药物科学合理使用，更好地防控禽流感等各种动物疫病，从而提高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保障消费者的健康。

(三)建设现代畜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增加农民收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增加农民收入，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大力发展畜牧业，是新阶段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畜牧业现金收入已达600多元，占到现金总收入的30%，在一些畜牧业主产省超过了50%，四川省已超过60%。建设现代畜牧业，可以加快生产方式转变，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水平，不断增加农牧民的收入。大力发展畜牧业，不仅有效转化粮食和其他副产品，而且带动饲料工业、畜产品加工业、兽药、食品、制革、毛纺、畜牧机械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目前，我国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达1亿多人。2005年与我国畜牧业生产密切相关的饲料工业、畜产品加工、兽药等产业的产值超过了8000亿元。2005年饲料工业的产量达到1，07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八分之一，居世界第二位，产值为2742亿元。畜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成为繁荣经济的重要途径。

二、不断提高发展现代畜牧业管理水平，实现建设现代农业的根本目标

(一)坚持可持续发展这个基本要求，积极发展畜牧生态养殖和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一要突出抓好优质高产人工牧草、饲料作物生产基地建设和农副秸秆加工利用，不断提高牧草的利用效益。二要着力搞好天然草地恢复与建设，充分发挥草地生态屏障功能，推动畜牧业稳定发展。同时，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要充分利用冬闲地突出抓好多年生牧草和一年生牧草及粮草轮作的种植。加强草原防火、鼠虫害防治、对草原灾害、草原纠纷和草原违法处理率达100%;及时监测、及时治理、减少损失，提高草地生态建设服务能力。三要着力推行畜禽清洁生产，狠抓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要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目标，运用生态养殖新理念、新工艺，积极推广雨污分流、干湿分离、无害化处理及利用等生态养殖技术，大力推行猪沼果等循环经济模式，建立以畜牧业为核心的现代农业生态体系，实现种植业与养殖业相互促进和可持续发展。

(二)产业化经营是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关键。

产业化是保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畜牧产业化经营一头连着国内外市场，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使生产、收购、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一系列过程紧密衔接，环环相扣，可有效地将分散的个体生产与市场联结起来，既可以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又可以实现规模化生产和加工增值的自我良性循环，解决畜牧业效益低的问题。

(三)坚持科学管理这个理念，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畜牧业发展后劲。

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科技兴牧的第一要务，加快畜牧业科技体制和兽医体制改革，着力提升畜牧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畜牧兽医人才资源配置，加大对畜禽养殖、畜产品加工人员实用技术培训力度，加快现代畜牧科技知识的更新和普及，全面提高畜牧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采取多种形式，培养懂管理、善经营的畜牧企业家，带领和帮助农牧民发展畜牧生产。深入开展科技进村入户行动，增强农民应用科技、掌握职业技能的能力，让传统农民转化成现代农民和现代农业企业家，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发展高效、低耗的现代化畜牧业，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四)科技进步是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支撑。

科学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应用，既能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为畜牧业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泉。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保护环境是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根本?在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从而达到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的目的。

(五)加速畜牧产业化经营。

要积极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完善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生产者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通过发展畜牧业实现持续增收的能力。要鼓励加工企业通过机制创新，建立基地、树立品牌，向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提高畜产品加工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通过发展产业化经营，将初级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地联系起来，各环节利益统一起来，形成良性循环。更主要的是通过联结加工，进一步拓宽市场，增加系统的整体效益，企业发展，农民收益稳定，消费者满意。这是现代畜牧业的基本要求。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设现代畜牧业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光荣而又神圣的事业。因此，积极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方略，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不断加大畜牧业现代化管理水平，是积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蝴蝶效应是什么意思啊

蝴蝶效应（TheButterflyEffect）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现象。

任何事物发展均存在定数与变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其发展轨迹有规律可循，同时也存在不可测的“变数”，往往还会适得其反，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影响事物的发展，说明事物的发展具有复杂性。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N.Lorenz）于1963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

制度经济学的规范经济学

制度学派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的。早期制度学派认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经济价值，只是社会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除此以外，社会价值还应该包括社会平等、生态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等。加尔布雷思更提出了“整体制度目标”的概念，他把整体制度目标分为经济价值目标和文化价值目标，而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这一时期制度学派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既反映了从凡勃伦以来的早期制度主义的一贯想法，更加突出地采用了包括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是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第三个显著特点。

科斯（R·H·Coase）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开辟了新领域。诺斯（North）曾经说，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才使我们可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变化。比如，我们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可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么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等。他说，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制度经济学才称得上是“新”的。笔者认为，由于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边际交易成本作制度分析，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较之先前的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是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出“合流”或“融合”的倾向。如果说，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对早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的拓展还只是量的发展和扩大的话，那么科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就具有了革命性和方向性的改变。也许，这就是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

科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缺陷是没有专门的制度理论。在他们那里，尽管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对制度运行成本进行分析，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旧制度经济学。科斯强调，要解释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对它们产生影响、支配或约束作用的制度安排。应当说，科斯并不是第一个注意研究交易背后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就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但科斯却是第一个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四个显著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发展。

科斯认为，诸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现象，实质上反映的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选择或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又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边际交易成本。他举例分析说，假定有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两种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如果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不相等时，当事人自然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安排，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如果两者边际交易成本相等，就会出现制度均衡，这就可以解释现实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的原因；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由此科斯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制度的显著重要性和制度安排的多元化，恰恰反映了边际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是不被重视的。

科斯的制度分析方法还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他不赞成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包括加尔布雷思）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认为他们的最大不足在于他们的制度分析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分析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的过程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等等。科斯认为，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他批判过去的制度分析方法：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并且认为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考察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看来，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反映出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从制度分析方法的发展来看，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又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和纯粹归纳研究方法的不足。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五个显著特点。

如上所述，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的最大不同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和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方法。这是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贡献。应当承认，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而是促使人们更加科学地研究制度及其与之相关的经济问题，从而直接推动了制度分析的复兴。科斯在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开拓性成果，对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强调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和发展理论。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古典制度分析、旧制度经济学，甚至新古典经济学等的研究方法，仍然对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侧重和理论子分支，使新制度经济学呈现出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支构成多样化的蓬勃局面。

以D·诺思和T·W·舒尔茨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诺思认为，在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诸因素中，市场机制的功能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市场机制运行并非是尽善尽美的，因为市场机制本身难以克服“外在性”等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外在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产生“外在性”的根源则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在考察市场行为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时，必须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范围。他们强调，制度是内生变量，它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深入探讨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要素，经济行为主体做出不同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以及产权制度与国家职能，意识形态变迁的关系等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制度变迁理论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特性，启发了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效率时，把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把政治要素作为经济运行研究不用缺少的要素分析。

诺斯在强调制度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时，并没有丢弃“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事实上他是应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六个显著特点。诺斯认为，一项制度安排之所以被创新，之所以影响到制度变迁，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有许多外在性的变化促成了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的形成，另一方面又由于存在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在性内在化的困难，以及厌恶风险、市场失败、政治压力等原因，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规定的现有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由此导致制度安排的创新，并进而形成制度变迁。

诺斯认为，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才会发生。这又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由市场规模扩大、生产技术进步和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预期的改变促成“制度创新”。因为，这些因素的变化，将会促使成本和收益之比发生变化，比如市场规模的变化会改变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收益和费用；技术进步会使得制度创新变得有利可图；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的预期改变会使他们对新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作出重新评价等等，上述各要素作用的结果就会推动制度创新。第二种情形是，由技术创新、信息传播、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进步等创新成本的降低导致的“制度创新”。他强调，制度安排创新的真正原因在于，创新成本的降低，可以使在新制度安排下的经济行为主体获取潜在的利润。

总之，在运用上述制度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成本-收入”方法的基础上，制度变迁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制度下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关系决定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因此由制度创新决定的制度变迁是缓慢进行的。

综上所述，制度经济学不仅以其独特的理论思想和理论特色，在整个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引人注目，而且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色。更进一步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演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引人入胜的。起初，制度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思想上还是方法论上，都以“逆经叛道者”的面目出现，强烈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个过程经历了从凡伯伦到加尔布雷斯的几代人的传承。他们强调制度分析，强调非经济因素，强调人的选择的不确定性，强调整体和规范研究方法等等。然而，自科斯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制度展开研究之后，制度经济学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理论思想方面，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变化的趋势不是日渐远离主流经济学，而是趋与相同，以至于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可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甚至能够被归并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科斯制度分析方法的微观化和具体化的倾向，诺斯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更具有新古典色彩。

分析以上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呈现出的显著特点及其演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获得三点重要启示。第一、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是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进步服务的，他们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第二、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独立性，一种方法可以为多种理论研究所运用，一种理论可以使用多种方法；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往往成为理论突破的启动按钮和关键环节，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为理论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促成新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说，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待在方法论上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正如诺斯所说，制度经济学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要做，特别是应当更重视跨学科研究和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间的联系。

我国适用

制度经济学派已从19世纪的非主流学派发展为“显学”，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制度学派可以分为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二者的区别仅在于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的区别，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制度”的重视，是二者的共同点。制度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末的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现象，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的演进性。这与从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静态分析的主流经济学派有本质的不同。

古典经济学乃至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派，和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很大关系。古典经济学面临的是社会财富的增长问题，这可以从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名称《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反映出来，它主要解决的是生产不足问题，需求因素还没有突出出来。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的主要是需求不足问题，这也可以从其代表人物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映出来，新古典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时，财富的增长不再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点点。1929－1933年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实施提供了舞台，美国的罗斯福政府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美国因此较快地摆脱了经济危机。

制度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不被主流经济学所重视。这也许和它历史、逻辑的分析方法不能像古典经济学那样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实证分析，从而在现实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有关。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以前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还只是使用代数和简单的几何工具的话，那么，经过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对边际概念的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明显地被数学化了，进而区分为实证方法（追求经验验证）和规范方法（追求价值关怀）。此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被大量使用，起先是微积分，以后是矩阵、统计学、模型等更加复杂的方法，以致国际上主流经济学研究必须有模型，在国内的一些专业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也要求必须有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方法的应用固然使经济学增强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但模型化的方法也存在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危险，如果模型的前提假定有不符合现实之处，其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力就很差，其对未来事件的解释就可能很荒唐，就会出现“蝴蝶效应”。

制度经济学被大家关注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这和当时苏东剧变有很大关系，此后相继有30多个国家在进行体制变革。苏东这些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给出解释。俄罗斯实行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为其设计的“休克疗法”，在全社会进行全面、快速的私有化，结果引起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致使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慢慢走出低谷。疾风暴雨式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引起的经济后果使得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制度转型问题。引起人们对制度经济学兴趣的还有另外两个经济现象，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一个是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东亚的经济奇迹使得亚洲引以为豪，并曾由此使人们兴起对儒家文化的强烈兴趣，人们曾把新加坡看作“亚洲五小龙”的代表。然而金融危机在泰国的爆发凸现了亚洲各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结合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引起我国学者的注意，并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现象，以期为中国的改革找到理论依据。我国经济学家对制度经济学的关注是从所有权开始的。我国的国企改革刚开始是沿着两权分离的思路进行的，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学者开始研究在我国建立现代公司制的问题，产权才进入我国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重视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但二者仍然有区别：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法律、文化等逻辑的角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将制度问题纳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而使得用制度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可以实现形式化、模型化。有人认为，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的发现就像物理学中摩擦力的发现一样，使得经济学理论更加接近经济现实。虽然在制度交易费用大小的衡量上还没有找到可以量化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但制度分析方法在解释经济现象方面已经显现了力量。我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许多研究，对一些经济现象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规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或经济的制度，传统上所理解的制度是政治或经济体制意义上的。制度这一概念是在“规则”这一意义上被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性规则，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间断性特点，它的变迁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而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其变迁是缓慢渐进的，具有“顽固性”。在生活中，正式制度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用非正式制度可以解释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因为我国传统上是一个伦理社会，缺乏契约传统，伦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制度可以说是人类追求一定社会秩序的结果，人们力图通过这些制度为自己的生活构建一个稳定的空间。在正式制度的构建中，人类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努力地把握未来。非正式制度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原发性规则。正是通过非正式制度，人们构建了法律出现以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依靠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形态构建了社会秩序。法制社会与伦理社会相比，是后出现的。社会发展趋势是，人们尽可能地把原来属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规范转化为正式的法律规范，使其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具有更大的强制力，使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有更为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循。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人们不断地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

“制度”这个概念的使用率愈来愈高，大量的制度经济学著作被译介到我国，在我国已成立了多家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并定期举办制度经济学年会，制度经济学必将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滋润，在解决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国能出现自己的经济学说。

分析传统

《广东美食文化研究报告》论文

广东饮食文化研究

广州自古就是我国南方重镇，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汉越文化和生活习俗很快融合，广州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古广州一带河汊纵横，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其西面、东面和北面丘陵环绕、林丰草茂，岭南佳果丰富，飞禽走兽亦多；南面临海，滩涂辽阔，出产不少咸淡水产和两栖类动物，这使古广州成为中国饮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粤菜的形成历史悠久，大量中原移民岭南，使广州饮食文化深受中原影响，早在汉魏时，广州的蛇肴、烤鹅和鱼羹已有影响；宋末时，宋帝带厨南逃，不少宫廷美食流传到广州民间；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大量涌入，广州万商云集，为饮食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市场。粤菜博采中原美食和西餐之长，再吸收广东境内地方菜的优点，正如广州的文化，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形成了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独具特色的广州饮食文化，并赢得了“食在广州”的美称，名扬海内外，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品尝美味佳肴，感受这独特的岭南饮食文化。

广州给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酒家饭店特别多，只要你想吃东西，随时随地都能吃到丰俭由人、各式各样的美食。茶市是广州饮食最能吸引人的一大特色。以前广州只有“早茶”，现在已发展成早、午、夜三个茶市。几乎所有的酒家饭店都开设茶市，客人一落座，服务员立即前来招呼：“开几位？饮什么茶？”茶市供应各式咸甜干湿点心，如自助餐，凭君所好，各取所需，价格也很实惠，一般市民都能消费。广州茶市成为朋友相会、交流思想的重要社交场合，成为家人团聚、共享天伦的重要方式，是现代紧张、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的有效缓冲，是一些人特别是老年人休闲的重要方式，一份早报，一盅两件，坐上几个小时，边吃、边看、边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粤菜选料非常广博奇特，蛇为龙、鸡为凤、猫为虎、老鼠为嘉鹿，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几乎都在烹煮之列。粤菜讲究鲜嫩爽滑，夏秋清淡，冬春浓郁，使用独特风味的调料，采用煲、烤、泡、炒、熬和火局等技法，烹制出独具地方风味的佳肴。粤菜的“生猛海鲜”别具特色，不少酒楼饭店未装修好厅房，先要设计门口的海鲜池，陈列几十种生猛海鲜，以招徕顾客。粤菜中的煲烫、喝凉茶是广州人适应地理气候环境、因地制宜的创举，“今天煲什么烫？”是家庭主妇见面聊天的必备话题，老火靓烫其中的学问实在不少。粤菜食肆菜式多变，每隔一段时间，各酒家饭店就会以新的原材料、不同的搭配来创制新的菜式，以此来增强竞争力，市面上也常常因此而掀起新的饮食潮流，这是“食在广州”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分析“食在广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是具有开放性。广州地处沿海，交通便利，自古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埠。开放的环境，赋予了广州人开放的思维方式，反映到饮食上就是一种“无所不吃”的开放心态，广州街头遍布南北各地风味的饭店餐馆，几乎全国各大菜系、世界各地风味可以找到。二是兼容性。开放性的文化，同时也必定是兼容的。岭南文化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特征，在广州饮食方面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三是开拓性。广州人什么都敢吃，并善于发掘传统地方风味食品和食法，不断移植改造，推陈出新。粤菜厨师中流传着这样的祖训：“有传统，无正宗。”体现了广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此外，广州人吃饱不浪费，吃不完“打包”回去，体现了广东人爱惜食物和勤俭节约的品德。广州饮食把吃和烹调提高到艺术的境界上来，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大大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对我国以及亚太地区的饮食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广州饮食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一方面，广州饮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以麦当劳、肯得基等为代表的西方快餐文化，占据了不少年青人和儿童的市场，使不少人的生活习俗、文化观念也发生了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广州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食在广州”也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呈现如下几个发展趋势：第一，饮食与旅游相结合。酒家饭店的设置与旅游景点发展相配套，重视老字号的保护和建设，与旅游产品整体规划，互相促进；旅游部门每年举办“广州国际美食节”，吸引了八方来客，广泛推介广州饮食文化，把饮食与旅游的有效地结合起来。第二，用餐方便化。针对现代工作和生活的快节秦，各类即食品、半制成品、快餐发展迅速，受到广泛的欢迎。第三，食品营养科学化。广州人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并已逐步讲究营养结构的科学搭配，讲究食补、食疗、药膳，对营养学的学习和研究方兴未艾。第四，原料天然化。广州人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放心菜、放心肉成为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市场需求日益扩大。第五，美食情趣化。广州的酒楼饭店越来越注重装修，格调高雅，环境舒适，厅房陈设、菜式命名、服务员的服饰等，无不透露出饮食文化的品味。再配以悠扬悦耳的音乐，或设舞蹈曲艺、时装表演，或设卡拉OK，让食客在美的艺术气氛下，自娱自乐中进餐畅饮。这种饮食与文化艺术的结合，使广州美食情趣不断提高，食客将享受到越来越丰富的饮食文化。

广东文化与饮食习俗

人类对食物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其个人的机体特征、时代条件、周围的自然环境等，而且更取决于其文化特点。不同的文化，对食物有不同的标准和消费方式，如中国人视动物的肝、肾、心肺为佳肴，所谓“以形补形”，而美国人却拿来喂猫、狗，认为对人健康无益；中国人不习惯吃蜗牛，而法国人却视之为珍品；印度是世界上养牛最多的国家，但他们却宁肯饿死，也不吃牛肉，连联合国救济署运到印度的牛奶也只能被倒进大海，这与他们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

饮食习俗是广东文化很有特色的一个分支，粤菜享誉海内外，“食在广州”也早已闻名于世。饮食的改革与创新始终不能离开文化的范畴，通过对广东饮食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可以透视其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

选料杂博无所不吃

粤菜作为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尤以选料之广博而闻名。在粤菜中，飞禽走兽、山珍海味、野菜山花，无不可入肴，蛇、鼠、雀、虫、狗、猫等，在其它菜系中令人瞠目结舌的选料，却被奉为席间珍品。如蛇是其它省份的人不敢入口的，如古时代有“杯弓蛇影”的成语，连误以为蛇的影子映在酒杯中就要吓得生病，更不要说吃了。而在粤菜中，蛇却是上佳选材，广东人吃蛇，可谓源远流长，而在粤菜中却是上佳选材，《南越异物志》中就有一首吃蛇的歌谣：“蚺蚺大蛇，既洪且长，宾亨嘉宴，是豆是觞。”如今，广东的蛇馔已有近50余种，并有多间以蛇为基本菜式的餐馆，许多外国人、外地人来广东，都会品尝一下蛇馔，以为快事。

事实上，广东人的这种无所不吃的性格，也正是其开放的心态在饮食上的反映。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性格。广东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形成了广东人一种开放性的思维结构，同时由于地处边疆，历代王朝对它的控制比内地弱，受正统封建思想的影响较小，中原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不断淡化，从而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纳力。

博采众长讲究实际

粤菜形成于秦汉时期，它以本地的饮食文化为基础，吸收国内京、鲁、苏、川等菜系的精华和西餐的烹饪技术，如粤菜中的泡、扒、川就是北方的爆、扒、氽中移植过来的，煎、炸等法就是从西餐中借鉴过来的，逐渐形成独特的南国风味。

凡是相似的文化，都可以从历史接触中探求关系，在两地同样事物的比较中，质的相似愈大，相互传播也愈显著。广东文化的开放性，必然具有兼容性，从而使饮食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在不知不觉中推动饮食习俗的发展。

广东饮食习俗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能逐渐摒弃外地饮食中的某些陋习，形成不尚奢华、讲究实际的风格。广东人的饮食，讲究少而精，即使宴请宾客，也绝不铺张浪费，以吃饱、吃好为原则，这与北方的某些地方的大吃大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北方人的铺张，正是由于礼仪上的拘泥，这固然有其豪爽可爱的一面，但更应看到，饮食上的繁文缛节，是无法为现代社会的行为方式所接纳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广东人不重视礼仪，恰恰相反，广东人请客非常注重礼貌，使客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而那种脱离实际的铺张，则是务实的广东人所不愿为之的。

广东人体现在饮食风格上的务实精神，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广东人不尚虚名，讲究实际，儒家文化中注重形式等务虚的精神对广东的影响不深，相反，他们却受到西方人的求实态度的熏陶。这种影响形成了广东人对饮食既能博采众长，却又保持着务实态度。制作精细追求享受

一道鲜美佳肴的制作，有赖于各个环节之间有条不紊的协作，粤菜在配料、刀工、火候、烹饪时间、起锅、包尾、器皿、上菜方式等诸多环节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做鱼讲究即杀即烹，这样才能保持鱼的鲜味；再如其拼盘的制作，必须注意配料的选择，以达到造型美观、口味丰富的效果，一道好的拼盘，不仅是一盘佳肴，更是一件艺术品，让人赏心悦目，胃口大开。

在粤菜中，最见于师傅制作功夫的莫过于鸡馔了，凡几百种之多，能让客人遍尝几十种鸡肴而绝无重复之感，几乎每个有名的酒家都有自己创制的招牌鸡，如广州酒家的文昌鸡、北园酒家的花雕鸡、佛山的柱侯鸡、清远的白切鸡等，不胜枚举，各具特色。如白切鸡，必须选用小母鸡或阉鸡，以清远三黄鸡为最佳，制作中最重要的是火候，以刚熟、切开后两腿骨还微带血丝者为宜，倘若过火，肉质变老，便失去了白切鸡爽滑鲜美的特点。饮食制作的精细，与广东人强调个人价值、追求享受的文化分不开。享受并不是片面地追求吃喝玩乐，它属于一种道德的范畴，同禁欲主义相对应。禁欲主义拒绝尘世的财富和享受，抑制欲望以达到某些社会目的或道德的自我完善。从道德类型来看，广东文化不属于禁欲主义，而表现出享受主义的倾向，充满了世俗享乐的人性和情调，表现在对舒适、快乐、美好生活的追求，以拼命地干活，尽情地享受为宗旨。享受一词，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被赋予贬意，总把它与不劳而获联系在一起，认为享受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似乎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资格享受。其实，享受是人类非常高级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饮食习俗更向高档次发展，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强烈的冲击，传统儒家思想的“君子固穷”，安于“箪食瓢饮”的生存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儒家把操守作为衡量人格的唯一标准，把守穷作为坚持操守的象征，这种思想的本质是将人类限制在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上。改革大潮中的广东人意识到，生活上不尚奢华是可取的，但绝不能以穷作为判定操守的标准，这使他们能够放开思想，去勇敢追求生活标准的不断提高。

饮食习俗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食物不仅仅是含有可供人类利用以维持生命的有机物，对于每一种食物及其消费方式，还需要由文化对其可靠性加上同意的标签。同样，广东人对其饮食的选择，也正是其文化长期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美食的改革与创新，可以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必须以文化为基础，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和喜欢。

异彩纷呈的饮食文化，反映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食在广州”，这是国人对广东饮食文化的赞誉。广东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有着极其浓厚的南粤特色：烹饪原料的广取博采、烹调方法的精妙独特，既重食又重美，有着独特的审美理念，体现色、香、味、形有机结合。相信，随着广州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食在广州”潜力无限，未来的前景将更加辉煌。

微观经济学的论文怎么写

1，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研究

（以江苏地区为例）一、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就出现了合作化的态势，且随着时代的推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家庭承包制五个阶段。从农业互助组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到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组织，而有了“国家的集体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则是典型的“国家的集体所有制”，不适宜用源自西方的“合作经济理论”来加以分析。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出现的各种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形式，据农业部的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至2003年总数已达140万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运行基本规范的有14万个，基本覆盖了农村生产的方方面面。2003年12月十届人大常委会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列入了立法规范。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将在更加规范的框架内蓬勃发展。

目前，学界和政府部门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最广义的理解，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二是较广义的理解，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三是狭义理解，仅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并且把农业合作社界定为“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

本文取大多数学者认同的看法，将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界定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目前的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即各种农业合作社，一般是由从事某一相同专业生产的农户为了实现产前产后的合作，通过入会交纳会费，实行信息共享、设施共用、协调行为以保护会员共同利益的经济组织。一类是股份合作经济，这类合作经济兼有资金入股和劳动合作的性质，在分配上实行了按股分红和按交易额返还相结合。

当然，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不是与合作社并列的合作经济组织，而是农业合作社的一种具体形式，类似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新一代合作社”。这种看法与本文的研究并不矛盾，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和农业合作社都属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根据上述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符合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条件，因为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没有遵循自愿原则，不承认个人产权。农民协会也不能笼统的归入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因为有的农业行业协会是非营利组织，并不直接从事经营，参与市场竞争，只单纯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实行行业自我管理。但对于对内提供非盈利服务，对外参与市场竞争的组织结构比较严密的农业行业协会，其性质接近于农业合作社，应将其归入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范畴。

二、江苏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

(一)总体情况

江苏是全国农村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江苏发展的势头非常迅速。据省农林厅最新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4月，江苏省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6010个，成员186万人，带动农户284万户。而2004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就拥有固定资产净值23.6亿元，所有者权益37.4亿元，当年销售额208.6亿元，盈余30.3亿元，返还二次分利和股金分红共7.4亿元，平均每个社(会)员得227.2元。全省年经营额超过亿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539个，拥有注册商标897个。

苏南由于经济较为发达，各项农村事业的发展也比其他地区超前。如在常熟农村，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代表的股份合作经济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较快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新港李袁、董浜永安的农业土地股份合作社，梅李梅北股份经济合作社和虞山镇尚湖特种水产股份经济合作社，大义、何市、沙家浜奶牛专业合作社、古里南渝水产、任阳卫丰银杏、王庄邓村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等。全市现有各类新型合作经济组织186个，人社农户3.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5.2%；实现总收入2.83亿元，入社农户户均8086元，其中以农民为主体、依托当地主导产业和优势项目发展起来的专业合作组织85个，入社农户2524户。2005年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经营总收入1.15亿元，纯收入3164万元，按股分配和按销售进行二次分配额达1214.5万元，加上社会直接经营净收入，入社农户户均收益8774元。苏州市吴中区全区累计组建和正在筹建的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已达110家，入股(社)农户1006户，农民169397人，占全区农民的46%，其主要类型除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以外，各种股份合作经济形式是其亮点，主要有土地股份合作社，全区有2家，入股农民26414人；社区资产股份合作社39家；物业股份合作社29家，吸纳农民入股资金18144万元；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2家，入股农民2877人。

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对于提高江苏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延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农业家庭经营与大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生物性、地域的分散性以及生产规模的不均匀性，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制度在我国将长期存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暴露出其与市场对接的缺陷。个体农民必须同时面对买方和卖方两大市场，因为他们个体的力量相对较小，对整个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一般的产销结合的“公司+农户”的形式中，由于农民的家庭分散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只能获得公司所定立的收购价，市场盈余无法享受，而市场的风险却常由农民来承担，因此，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能够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开展专业化合作，使单个农民联结成有力的群体，获得协作的生产力，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能够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统”不了，政府部门“包”不了，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情，保护农民的市场利益。例如，南京市六合区马集镇农民以生产和销售水芹为生，但是常常遭遇菜贩子压菜价，好菜卖不出好价钱，2005年7月，该镇成立了大圣水芹合作社，经过一年的运作，合作社销售额达到160万元，实现净利润6.91万元，除去提留的公益金、公积金和向社员收购水芹的二次返利，按股分红近5万元。社员中通过向合作社销售水芹以及合作社的分红，年纯收入最高的达到7、8万元。

2.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落实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良好载体。长期以来，分散的农业生产使得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较为困难，农民的技术支持主要靠自学和邻里亲朋间的传播。农民依托经济组织进入市场，通过横向一体化的规模经济和纵向一体化的加工增值，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和大规模农业机械的应用和推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农业科学技术广泛进入农民家庭的重要载体。

现代市场对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安全提出了高要求，农业从业人员科技素质的提高已成为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和生产技术能手对农民进行科技知识的培训，对生产活动加强指导，制定和实施农业生产技术规程，要求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创建产品优势品牌。同时，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利于制定同业技术标准，在统一标准下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实现标准化生产。例如，常州市芙蓉镇有养奶牛的传统，最初，奶牛是由农户在自家房前屋后散养的，牛奶质量有好有坏，总的质量不高，因此出售时常被乳业公司限量、降价，造成损失。2005年，奶牛合作社通过筹资建成被称之为“奶牛公寓”的标准牛舍，社员饲养的奶牛全部住进公寓，社员根据技术人员的指导，按标准化生产规程进行饲养管理，喂按科学饲养要求统一配制的饲料，统一打防疫针，按时喂料，按时挤奶，集中处理养殖污染。社员将牛奶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销售给光明乳业集团。这样既提高了奶汁质量，又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据该合作社计算成本，按标准化程序生产，奶牛饲养成本降低20%，奶价提高15%，社员收益增加45%左右。

3.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的积极保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公正代表，是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既可以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与大企业对接，又可以自办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民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外部市场交易关系，而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了共同利益形成的合作与联合的关系。农民成员通过合作组织不仅能够稳定地实现农业生产的价值，还可以获得股利和按交易额进行的二次返利。加之合作组织与其它公司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投资参股进行对接，使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农民成员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合作，一方面扩大了专项生产规模，极大地挖掘了农民的生产潜力，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收购把同类产品集中起来，统一进入市场，延长了农产品的产业链，创造了产品附加值，更有利于将优良产品申请商标注册，培育产品品牌，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据不完全统计，在列入江苏省级示范考核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社员，比非社员一年可多增收近100元。

4.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农户的重要桥梁。由于我国农业的广泛分散性，使政府的调控政策难以面对千家万户的个体农户，而合作经济组织正好可以充当政府在实施各项农业政策时通向农民的桥梁，政府的宏观调控信号可以通过合作组织实现更有效的传递与推行。一方面，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提高了农民的话语权，可以积极开展与政府机构的对话，反映广大农民的意见和要求，从而为政府开展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依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把党的农业政策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从而提高政府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性。

(二)组织模式及绩效分析

从组织形式看，目前规范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会员制的农业合作社，指通过农户人会，交纳会费而共享信息、共同利用设施，协调会员行为，保护会员共同利益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交纳的会费，运用会费采购设施、提供良种以及农业技术服务。例如句容县“春城”葡萄合作社，入社的农户由社里统一供苗、统一施肥、统一防病、统一品牌、统一包装。合作社目前主要品种为日本巨峰系列，亩产在800—1000公斤，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者超过国际标准。目前产品已远销香港、深圳、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区和大中城市，每公斤售价10—14元，比普通品种葡萄售价高一倍以上。这类合作社一般建立在当地存在有特色的农作物或经济作物生产基础上，主要功能是承担一家一户做不了的事情。但通常受到地域性的限制，规模较小，且资金来源单一，发展有限。

另一种是农业股份合作经济或农业股份合作社。它是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整合了股份制的一些优点，以自然人或法人的资金、实物、技术等形式入股，联合经营，提取公共积累，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的双重特征，但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合作制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股份制。它与股份制企业至少有三个重要差别：一是在合作方式上，既是资金的联合，又是劳动的联合；二是在股份配置上，是劳股结合制，不允许少数人控股；三是在分配方式上，既实行按劳分配，又实行按股分红。例如苏州市吴中区的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主要利用当地丰富的山水旅游资源，将果农的土地、果树折价入股，组建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或者在茶叶合作的基础上，吸收社会资本，推出餐饮、住宿、垂钓等品茶、赏茶项目，成立休闲农业股份合作社。截至2005年底，该区共成立两家此类农业股份合作社，入社农民达到2877人。农业股份合作社与普通股份制企业比较-接近，因而能建立起类似于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且能解决资金不足对组织规模的限制。但由于它们毕竟不是规范的企业，普通股东难以有真正的话语权，投票权往往流于形式。有的规定股权不能转让、买卖、抵押、甚至不能继承，因而是一种残缺的产权。

从发起动因来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以下四种：

1.“大户”发起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农业生产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主要集中在一些商品性较强的经济作物领域，如水果、蔬菜、水产养殖等。通常是由生产大户和技术能手等骨干发起成立，目的是将当地从事同一作物生产的农户联系起来，共同抵御市场风险。这类合作形式的主要特点是存在着明确的组织核心——生产大户。在寻求交易时，生产大户从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角度出发，会尽可能地签订有利于保护生产者合法权益的贸易合同，其他相对规模较小的农户也会在交易中受益。这类组织符合我国农村分散居住和家庭亲缘观念的特点，内部管理和监督依赖于“地缘性”和“亲缘性”，是目前存在数量较多的组织形式。但是这类农民自发的经济合作组织由于没有政府的直接支持，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受到一定影响。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如农业、工商、税务等对组织的多头管理很不利于其发展。此外，其运作基本依赖与掌控在生产大户手中，对生产大户的要求很高，制度也不够完善。

2.“龙头企业”牵引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生产农户之间架设桥梁，一般采用“公司+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的组织形式。其特点是“龙头”伸向国内外市场，“龙尾”摆向千万家农户，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市场优势，把生产、收购、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各个环节联结起来，形成紧密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这种合作经济形式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能充分实现专业化分工的好处，是目前实现农业产业化采用较多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但龙头企业与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存在着对接障碍，主要表现在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和诚信缺失。“龙头”通常是加工、流通企业，其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原料买卖关系，合作经济组织不能分享生产环节以外的利润，双方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矛盾状态。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三者是合作关系，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不管是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户都有可能发生诚信危机，出现“违约”问题。

3.部门扶持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主要是在农委、供销社、科协等经济技术服务部门的推动下形成的，主要分布在一些科技含量高的经济作物种植领域，如药材、特色水果、特种养殖等。这类组织的优势是在技术人才、设备、场地、管理等方面能得到职能部门的直接扶持。缺陷是往往存在着生产大户和职能部门两个“核心”，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类经济合作组织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4.政府推动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常是村委会、乡镇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推进农业产业化，增长农民收入而出面联合企业、科研单位和农户而形成的。显而易见，政府的推动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官民”结合的产物，与政府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合作经济组织是执行政府农业经济政策和乡村管理的中介和桥梁。这类组织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但行政色彩较为浓厚，政府部门的经济职能被强化，容易忽略合作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旦政府的政策改变，合作组织就会陷入困境。另外，不排除存在地方政府为了突显政绩，违背农民的意愿，强行“拉郎配”组成合作经济组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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