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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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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偶然

曾有不少人问过袁隆平:现在大家称您为“杂交水稻之父”,当初,您为什么学农,为什么走上研究杂交水稻这条路的呢?

袁隆平回答:“学农缘于一次偶然:小学一年级时一次郊游,老师带我们到一个私人园艺场去参观,我看见树上的桃子红红的,葡萄一串一串的,花也很漂亮;正好那时,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上演,影片里有一个镜头,窗外就是葡萄什么的,这些印象叠加起来,我感觉田园确实太美了,就想长大后学农,如果那时老师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去看,又苦又穷又脏,那我肯定不会学农了。”其率真的回答,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和笑声。

因为儿时的这个愿望,高中毕业后,袁隆平考上了重庆相辉学院(后改名为西南农学院)。1953年,袁隆平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成了一名教师。

因为这个偶然的选择,至今,袁隆平已在田间忘情忙碌了50多载了。

关键词

实验田

我如果不在家,就一定在实验田;如果不在实验田,就一定在去实验田的路上。这是袁隆平说过的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这当然也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

袁隆平的第一块实验田在安江农校,在该校的中古盘7号田内。1968年4月30日,700多株不育秧苗,被袁隆平与助手们小心翼翼地插入这块田中。然而,18天后的夜里,这些不育秧苗被全部拔除,不知何人所为。

为了加速繁殖不育秧苗,袁隆平把目光投向了日照时间更长,气温更适宜的南方。广东、海南、福建……不少适于耕种杂交水稻的地方都开辟了他的实验田,田埂上、小路间都留下了袁隆平的足迹。

1979年5月,美国著名的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华,农业部种子公司送给他1.5公斤杂交水稻。威尔其带回国,当年就试种,立即获得增产。到2005年,美国耕种杂交水稻80万亩,平均亩产超过600公斤,比当地良种增产25%—35%以上。

在越南,到2005年,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近1000万亩。而在菲律宾、印尼、孟加拉、巴基斯坦、厄瓜多尔、几内亚等一些国家,均已开始试种杂交水稻。

但袁隆平仍然很“贪心”,他想把杂交水稻推广到台湾。

从研究杂交水稻至今,袁隆平在实验田里究竟花费了多长时间,恐怕谁也没有统计过。

袁隆平的第一位助手——湖南省农科院高级研究员尹华奇,从1966年开始跟随袁隆平,至今已逾41年。他向记者推算:袁老师从上个世纪1960年代至今,应该至少干了90年的活。为什么如此说呢?老尹解释:按照湖南的水稻生长规律,一年只干半年活。而袁老师同时把实验田设到了南方各地,所以袁老师一年至少干了两年以上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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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败

所谓“野败”,全称是“花粉败育野生稻”,它是一株野生稻。

这株野生稻是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发现的,地点在海南南红农场附近的沼泽里。

1970年11月23日上午,这两人在这片沼泽里发现了一片野生稻。在观察中,两人发现了3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显然是由一粒种子发育而成。经袁隆平确定,这确是一株雄花败育的野生稻。大家都兴奋不已。

原来,上个世纪50年代的经典理论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但袁隆平却始终向权威挑战,坚信水稻的杂种优势,走向了对杂交水稻的摸索之路。

当时三系杂交稻的理论已经成型,缺乏的是实际中的配套。所谓“三系”,即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而要达到三系配套的目的,就必须解决第一代杂交种子这个难题。三系中,保持系、恢复系在寻常水稻品种中可以找到,但雄性不育系的种子却难以寻到。

现在,终于找到了它,就像焦虑的周瑜等来了东风,师徒3人怎不欢欣鼓舞呢?1972年,我国第一个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二九南1号”出世了。第二年,三系配套全面成功。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产量比常规稻增产20%,袁隆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杂种优势成功地应用于生产的人。

1995年,在三系水稻基础上,两系水稻研究成功。

两年后,67岁的袁隆平又发起了向超级稻的进攻,目前亩产已超过800公斤。

关键词

院士

今年4月29日,袁隆平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科学院授予的外籍院士称号。在评选中袁隆平是获全票通过的。在现场他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吃饭问题……”颇具份量的颁奖词,出自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之口。

美国科学院是公认的最权威学术机构,能够全票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袁隆平,却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称号数次失之交臂。

1991年5月,湖南省政府郑重推荐袁隆平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候选人,但这年新增的34位生物学部委员中,却没有袁隆平的名字。次年,湖南省政府再次申报推荐,袁隆平依然名落孙山。1992年,湖南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的荣誉称号。

1995年,经湖南省政府再次推荐,袁隆平终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许多人为袁隆平抱不平。处在漩涡中的袁隆平却神情淡定:“我研究杂交水稻不是为了当院士,而是为了老百姓有饭吃。”

关键词

秋水伊人

《秋水伊人》是音乐家贺绿汀留下的作品。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傍晚,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拉起了小提琴,忘情地演绎着这首名曲。

这时,近旁响起一个女孩的和唱:“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歌声清脆。袁隆平扭头一看,见歌者是他的学生邓则。此时,邓则也正用明亮的眼睛望着他,好像在问,老师为何这么忧郁啊?袁隆平不由心中一动。邓则是来看老师的。

当时,袁隆平正处在感情的低谷中,突然,时常有这么一位端庄大方的女孩陪着说话解闷,心情自然开朗不少。渐渐的,邓则在袁隆平心中份量愈来愈重,仿若就是他寻觅和等待的“秋水伊人”。

一晃数年过去了,邓则也已走上了工作岗位。

一天,邓则收到了袁隆平写的一首小诗:茫茫苍穹/漫漫岁月/求索的路上/多想牵上/一只暖心的酥手/穿越凄风苦雨/觅尽南北东西/蓦然回首/斯人却在咫尺中。

原来这是一封示爱诗。匆匆读完,邓则不由心跳加速。其实她也早已芳心暗许,从此两人开始了约会。

1964年正月,一个简单的仪式后,两人走到了一起。婚后,同是农校毕业的妻子对袁隆平帮助很大。田间里,妻子与他一起寻找秧苗材料,而孝敬老人、抚养孩子这些家事袁隆平也基本上丢给了妻子,很少理会。每次与人谈起妻子,袁隆平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银婚纪念日那天,袁隆平特意让妻子穿上婚纱,拍了一张婚纱照作为纪念。面对镜头,看着妻子那娇羞的面庞,袁隆平幸福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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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实

唯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说假话,只做真事。这是袁隆平为人的一贯鲜明风格。

1992年,一家媒体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座谈纪要,发表了一些人的看法,大肆贬低杂交水稻,说杂交水稻是“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

这下袁隆平火了:自己当不当院士无所谓,但杂交水稻的清誉却不容诋毁。袁隆平立即以读者名义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标题为《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用铁一般的事实描述了杂交水稻的现状和美好的前景。当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这篇短信。

除了对科研的态度袁隆平一丝不苟,在生活细节上,袁隆平也是很“较真”的。

1995年10月,袁隆平喜获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粮食安全保障”奖,载誉回到长沙,在黄花机场受到热烈欢迎。欢迎仪式快结束时,一位领导才匆匆赶来,领导的随同人员向袁隆平提议:再要电视台补拍一个袁和该领导从机场内一同走出的镜头。袁隆平一摆手:“这不行,违反了真实性!”其干脆的回答,使这位领导和随同人员颇显尴尬。

袁隆平的求实态度也让许多记者折服。他数次向前来采访的记者强调:科学的报道不要组织,不要“摆拍”,不要弄虚作假,一定要像我们搞科学的一样实事求是。

在湘院士谈袁隆平:他乘飞机从来只坐普通舱

红网5月24日讯(潇湘晨报记者李柯夫)“袁隆平院士既是科研的伟人,又是生活上的普通人!”前天,在省科技界学习袁隆平院士先进事迹座谈会上,与会的在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省会各相关单位专家学者一起畅谈隆平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省政协副主席姚守拙出席会议。

姚守拙回忆起他和袁隆平打交道时的点点滴滴:“有一年,我坐飞机去北京,当时是坐在飞机上的普通舱,无意中发现袁隆平也坐在普通舱,便问:‘袁院士,你怎么也坐普通舱?’袁院士回答,他从来都是坐普通舱。”按照有关规定,袁院士和姚守拙完全有资格坐头等舱,但两人都选择坐普通舱。

中国工程院院士、省科协主席何继善表示:“袁隆平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甘于奉献,与当前在学术界出现的浮躁、学术水分等风气有着天渊之别。”何继善说:“现在对歌星、影星宣传得比较多,袁隆平这样的科学界的‘超级男生’更应该多多宣传和学习。”

中国工程院院士、省科协副主席官春云与袁隆平接触较多,他说:“袁老师工作非常忙,每天找他的人也很多,可湖南农大每年的研究生招生,无论何时只要接到我的电话,他都准时来参加,而且还亲自参加面试。”

微观经济学的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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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研究

(以江苏地区为例)一、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就出现了合作化的态势,且随着时代的推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家庭承包制五个阶段。从农业互助组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到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组织,而有了“国家的集体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则是典型的“国家的集体所有制”,不适宜用源自西方的“合作经济理论”来加以分析。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出现的各种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形式,据农业部的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至2003年总数已达140万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运行基本规范的有14万个,基本覆盖了农村生产的方方面面。2003年12月十届人大常委会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列入了立法规范。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将在更加规范的框架内蓬勃发展。

目前,学界和政府部门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最广义的理解,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二是较广义的理解,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三是狭义理解,仅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并且把农业合作社界定为“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

本文取大多数学者认同的看法,将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界定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目前的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即各种农业合作社,一般是由从事某一相同专业生产的农户为了实现产前产后的合作,通过入会交纳会费,实行信息共享、设施共用、协调行为以保护会员共同利益的经济组织。一类是股份合作经济,这类合作经济兼有资金入股和劳动合作的性质,在分配上实行了按股分红和按交易额返还相结合。

当然,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不是与合作社并列的合作经济组织,而是农业合作社的一种具体形式,类似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新一代合作社”。这种看法与本文的研究并不矛盾,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和农业合作社都属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根据上述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符合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条件,因为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没有遵循自愿原则,不承认个人产权。农民协会也不能笼统的归入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因为有的农业行业协会是非营利组织,并不直接从事经营,参与市场竞争,只单纯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实行行业自我管理。但对于对内提供非盈利服务,对外参与市场竞争的组织结构比较严密的农业行业协会,其性质接近于农业合作社,应将其归入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范畴。

二、江苏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

(一)总体情况

江苏是全国农村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江苏发展的势头非常迅速。据省农林厅最新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4月,江苏省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6010个,成员186万人,带动农户284万户。而2004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就拥有固定资产净值23.6亿元,所有者权益37.4亿元,当年销售额208.6亿元,盈余30.3亿元,返还二次分利和股金分红共7.4亿元,平均每个社(会)员得227.2元。全省年经营额超过亿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539个,拥有注册商标897个。

苏南由于经济较为发达,各项农村事业的发展也比其他地区超前。如在常熟农村,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代表的股份合作经济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较快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新港李袁、董浜永安的农业土地股份合作社,梅李梅北股份经济合作社和虞山镇尚湖特种水产股份经济合作社,大义、何市、沙家浜奶牛专业合作社、古里南渝水产、任阳卫丰银杏、王庄邓村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等。全市现有各类新型合作经济组织186个,人社农户3.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5.2%;实现总收入2.83亿元,入社农户户均8086元,其中以农民为主体、依托当地主导产业和优势项目发展起来的专业合作组织85个,入社农户2524户。2005年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经营总收入1.15亿元,纯收入3164万元,按股分配和按销售进行二次分配额达1214.5万元,加上社会直接经营净收入,入社农户户均收益8774元。苏州市吴中区全区累计组建和正在筹建的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已达110家,入股(社)农户1006户,农民169397人,占全区农民的46%,其主要类型除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以外,各种股份合作经济形式是其亮点,主要有土地股份合作社,全区有2家,入股农民26414人;社区资产股份合作社39家;物业股份合作社29家,吸纳农民入股资金18144万元;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2家,入股农民2877人。

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对于提高江苏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延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农业家庭经营与大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生物性、地域的分散性以及生产规模的不均匀性,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制度在我国将长期存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暴露出其与市场对接的缺陷。个体农民必须同时面对买方和卖方两大市场,因为他们个体的力量相对较小,对整个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一般的产销结合的“公司+农户”的形式中,由于农民的家庭分散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只能获得公司所定立的收购价,市场盈余无法享受,而市场的风险却常由农民来承担,因此,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能够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开展专业化合作,使单个农民联结成有力的群体,获得协作的生产力,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能够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统”不了,政府部门“包”不了,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情,保护农民的市场利益。例如,南京市六合区马集镇农民以生产和销售水芹为生,但是常常遭遇菜贩子压菜价,好菜卖不出好价钱,2005年7月,该镇成立了大圣水芹合作社,经过一年的运作,合作社销售额达到160万元,实现净利润6.91万元,除去提留的公益金、公积金和向社员收购水芹的二次返利,按股分红近5万元。社员中通过向合作社销售水芹以及合作社的分红,年纯收入最高的达到7、8万元。

2.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落实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良好载体。长期以来,分散的农业生产使得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较为困难,农民的技术支持主要靠自学和邻里亲朋间的传播。农民依托经济组织进入市场,通过横向一体化的规模经济和纵向一体化的加工增值,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和大规模农业机械的应用和推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农业科学技术广泛进入农民家庭的重要载体。

现代市场对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安全提出了高要求,农业从业人员科技素质的提高已成为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和生产技术能手对农民进行科技知识的培训,对生产活动加强指导,制定和实施农业生产技术规程,要求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创建产品优势品牌。同时,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利于制定同业技术标准,在统一标准下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实现标准化生产。例如,常州市芙蓉镇有养奶牛的传统,最初,奶牛是由农户在自家房前屋后散养的,牛奶质量有好有坏,总的质量不高,因此出售时常被乳业公司限量、降价,造成损失。2005年,奶牛合作社通过筹资建成被称之为“奶牛公寓”的标准牛舍,社员饲养的奶牛全部住进公寓,社员根据技术人员的指导,按标准化生产规程进行饲养管理,喂按科学饲养要求统一配制的饲料,统一打防疫针,按时喂料,按时挤奶,集中处理养殖污染。社员将牛奶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销售给光明乳业集团。这样既提高了奶汁质量,又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据该合作社计算成本,按标准化程序生产,奶牛饲养成本降低20%,奶价提高15%,社员收益增加45%左右。

3.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的积极保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公正代表,是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既可以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与大企业对接,又可以自办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民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外部市场交易关系,而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了共同利益形成的合作与联合的关系。农民成员通过合作组织不仅能够稳定地实现农业生产的价值,还可以获得股利和按交易额进行的二次返利。加之合作组织与其它公司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投资参股进行对接,使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农民成员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合作,一方面扩大了专项生产规模,极大地挖掘了农民的生产潜力,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收购把同类产品集中起来,统一进入市场,延长了农产品的产业链,创造了产品附加值,更有利于将优良产品申请商标注册,培育产品品牌,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据不完全统计,在列入江苏省级示范考核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社员,比非社员一年可多增收近100元。

4.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农户的重要桥梁。由于我国农业的广泛分散性,使政府的调控政策难以面对千家万户的个体农户,而合作经济组织正好可以充当政府在实施各项农业政策时通向农民的桥梁,政府的宏观调控信号可以通过合作组织实现更有效的传递与推行。一方面,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提高了农民的话语权,可以积极开展与政府机构的对话,反映广大农民的意见和要求,从而为政府开展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依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把党的农业政策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从而提高政府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性。

(二)组织模式及绩效分析

从组织形式看,目前规范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会员制的农业合作社,指通过农户人会,交纳会费而共享信息、共同利用设施,协调会员行为,保护会员共同利益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交纳的会费,运用会费采购设施、提供良种以及农业技术服务。例如句容县“春城”葡萄合作社,入社的农户由社里统一供苗、统一施肥、统一防病、统一品牌、统一包装。合作社目前主要品种为日本巨峰系列,亩产在800—1000公斤,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者超过国际标准。目前产品已远销香港、深圳、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区和大中城市,每公斤售价10—14元,比普通品种葡萄售价高一倍以上。这类合作社一般建立在当地存在有特色的农作物或经济作物生产基础上,主要功能是承担一家一户做不了的事情。但通常受到地域性的限制,规模较小,且资金来源单一,发展有限。

另一种是农业股份合作经济或农业股份合作社。它是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整合了股份制的一些优点,以自然人或法人的资金、实物、技术等形式入股,联合经营,提取公共积累,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的双重特征,但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合作制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股份制。它与股份制企业至少有三个重要差别:一是在合作方式上,既是资金的联合,又是劳动的联合;二是在股份配置上,是劳股结合制,不允许少数人控股;三是在分配方式上,既实行按劳分配,又实行按股分红。例如苏州市吴中区的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主要利用当地丰富的山水旅游资源,将果农的土地、果树折价入股,组建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或者在茶叶合作的基础上,吸收社会资本,推出餐饮、住宿、垂钓等品茶、赏茶项目,成立休闲农业股份合作社。截至2005年底,该区共成立两家此类农业股份合作社,入社农民达到2877人。农业股份合作社与普通股份制企业比较-接近,因而能建立起类似于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且能解决资金不足对组织规模的限制。但由于它们毕竟不是规范的企业,普通股东难以有真正的话语权,投票权往往流于形式。有的规定股权不能转让、买卖、抵押、甚至不能继承,因而是一种残缺的产权。

从发起动因来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以下四种:

1.“大户”发起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农业生产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主要集中在一些商品性较强的经济作物领域,如水果、蔬菜、水产养殖等。通常是由生产大户和技术能手等骨干发起成立,目的是将当地从事同一作物生产的农户联系起来,共同抵御市场风险。这类合作形式的主要特点是存在着明确的组织核心——生产大户。在寻求交易时,生产大户从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角度出发,会尽可能地签订有利于保护生产者合法权益的贸易合同,其他相对规模较小的农户也会在交易中受益。这类组织符合我国农村分散居住和家庭亲缘观念的特点,内部管理和监督依赖于“地缘性”和“亲缘性”,是目前存在数量较多的组织形式。但是这类农民自发的经济合作组织由于没有政府的直接支持,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受到一定影响。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如农业、工商、税务等对组织的多头管理很不利于其发展。此外,其运作基本依赖与掌控在生产大户手中,对生产大户的要求很高,制度也不够完善。

2.“龙头企业”牵引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生产农户之间架设桥梁,一般采用“公司+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的组织形式。其特点是“龙头”伸向国内外市场,“龙尾”摆向千万家农户,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市场优势,把生产、收购、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各个环节联结起来,形成紧密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这种合作经济形式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能充分实现专业化分工的好处,是目前实现农业产业化采用较多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但龙头企业与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存在着对接障碍,主要表现在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和诚信缺失。“龙头”通常是加工、流通企业,其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原料买卖关系,合作经济组织不能分享生产环节以外的利润,双方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矛盾状态。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三者是合作关系,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不管是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户都有可能发生诚信危机,出现“违约”问题。

3.部门扶持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主要是在农委、供销社、科协等经济技术服务部门的推动下形成的,主要分布在一些科技含量高的经济作物种植领域,如药材、特色水果、特种养殖等。这类组织的优势是在技术人才、设备、场地、管理等方面能得到职能部门的直接扶持。缺陷是往往存在着生产大户和职能部门两个“核心”,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类经济合作组织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4.政府推动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常是村委会、乡镇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推进农业产业化,增长农民收入而出面联合企业、科研单位和农户而形成的。显而易见,政府的推动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官民”结合的产物,与政府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合作经济组织是执行政府农业经济政策和乡村管理的中介和桥梁。这类组织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但行政色彩较为浓厚,政府部门的经济职能被强化,容易忽略合作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旦政府的政策改变,合作组织就会陷入困境。另外,不排除存在地方政府为了突显政绩,违背农民的意愿,强行“拉郎配”组成合作经济组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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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经养牛致富故事篇一:

养牛效益好,每年六七万元收入呢,如果资金充裕的话,今后打算再扩大规模。”看着圈舍内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肃州区西峰乡农民李万林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近年来,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地处城郊的肃州区西峰乡利用戈壁荒滩兴建养殖小区,让更多失地农民通过发展养殖业开辟出了增收致富的新天地。李万林是肃州区西峰乡最早的失地农民之一,当大部分农户进城买房当城里人的时候,李万林却把所有补偿款拿出来在该乡张良沟村的荒滩上建起了养殖场,调进了20多头肉牛开始搞起养殖,念起了“牛经”。没有技术,就四处请教,没有市场,就多方联系。养殖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现在存栏有45头,再过几天,这20多头就可以出栏了,行情好的话每头牛能卖一万元。”指着一排正在抢食的肉牛,李万林乐滋滋地说。

据李万林介绍,他养殖场的肉牛饲养量已经达到了300多头,每年纯收入都在7万多元。今年春节后他又以每头5000元的价格调进了40多头肉牛。如今,李万林凭着踏实苦干的劲头,把“牛经”念的是牛气冲天,在戈壁滩上实现了增收梦想。不仅修起了小康房,前段时间,还淘汰用了四五年的农用汽车,买了小轿车,一家人其乐融融,日子过得充实而富足。

致富经养牛致富故事篇二:

他成功实验了甘肃省西杂改良牛养殖、玉米青干草调制,创新了青贮技术,承担了国家的.、甘肃的“肉牛杂交组合筛选”、“母牛带犊营养供给技术”等23项重点任务和前瞻性任务的试验与示范,引进德国“弗莱维赫”、美国黑“安格斯”、日本“和牛”新品种,对“张掖肉牛”进行了“二元”和“三元”杂交,同时开展“张掖肉牛”新类群“母牛核心群”选育,为张掖肉牛类群的选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就是张掖市万禾草畜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张掖综合试验站”站长朱跃明。他创办的养殖场,占地面积6500亩,建成标准化双列式牛舍22栋、饲草青贮氨化池9座、库房及饲料加工车间1900平方米,存栏肉牛8000头,出栏15000头,是全市最大的肉牛良种选育与标准化养殖示范性企业。从一个门外汉到名副其实的畜牧专家,他用27年时间实践着科技致富、带领家乡人创业奔小康的人生理想。

今年53岁的朱跃明,原本是长安乡经委一名招聘干部。平淡的生活让他萌发了创业的念头。1988年,25岁的朱跃明放弃了工作,走上了创业路。经过几年的打工积累,1997年,朱跃明开始在自己后院里开始养羊,从最初的几十只到几百只,渐渐有了规模。2002年,他发现石岗墩荒滩面积广袤适合搞养殖,为了扩大规模,朱跃明开始开发荒滩1100亩并注册成立了张掖市万禾草畜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筹资建羊舍、青贮氨化窖,养殖肉羊2200多只,并于2004年被列入农业部扶持的农业科技养殖示范场。

好景不长,2006年,受市场影响,肉羊养殖下滑,一年下来,几乎赔进了之前所有的资金积累。“之前一起来开垦荒滩搞养殖的同行都跑了,就剩下我一家了,如果放弃,我这辈子就算玩完了,只能咬牙往前走”。朱跃明回忆说。就在生死一线的时刻,朱跃明原本在银行上班的两个弟弟放弃了工作加入了公司的团队。有了家人的支持和弟弟买断工龄的资金的注入,公司发展有了新的希望。

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了之前失败的教训,朱跃明总结出肉牛养殖投资大但是受市场的波动相对较小,并且有自己的草场会降低养殖成本,于是公司决定开始养殖肉牛并大面积开垦荒地种植草畜。2007年,朱跃明带着自己的团队一边扩大养殖规模,一边建设草畜基地。他创办的万禾草畜产业有限公司万头肉牛养殖场项目建设速度快,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同时,养殖场标准化程度高,规划布局合理,硬件设施设备齐全,被确定为全市肉牛发展的龙头企业,同时也为肉牛产业的试验研究提供了试验平台。经过两年的打拼发展,公司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2008年,被农业部、财政部批准为“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张掖综合试验站”依托单位,朱跃明被聘为“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张掖综合试验站”站长。为了发挥这个平台的作用,朱跃明更是带领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关系。2014年3月15—17日,岗位专家阎萍团队与张掖综合试验站朱跃明团队在张掖综合试验站联合开展肉牛背膘测定试验。试验前,朱跃明站长详细介绍了试验站肉牛的生产模式,重点包括母牛带犊生产、肉牛育肥、犊牛培育等。随后,岗站联合选择了51头17~18月龄西杂肉牛,进行背膘测定试验。在测定体重的基础上,利用兽用B超测定了51头西杂牛的背膘厚度及眼肌面积,结合3项指标计算了肉牛脂肪含量,分析了西杂牛大理石纹,初步评估了西杂牛在甘肃省河西地区的产肉性能。张掖综合试验站通过试验示范,初步建立了张掖肉牛生产模式,肉牛育肥效益显著。

事业有成的朱跃明并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在几十年的打拼中,朱跃明发现,国内和国外肉牛养殖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肉牛的品种,而在于草场。“我们完全可以从国外进优良的品种,但是像美国、澳大利亚那种广袤的草场我们没法比,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草场,所以肉牛养殖成本一直很高,导致国内牛肉价格一直高于国外,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只能从草场种植上下功夫。”为了提高饲草产量,朱跃明更是费劲心血,试种各种品种的玉米,2014年,经过几年的试种比对,发现新疆产的新饲12号每亩能产10.8吨饲草,比以前的每亩4吨提高了2倍多。“以前是一亩地养活一头牛,现在我们是一亩地养活两头牛,降低喂养成本三分之二。”近年来,朱跃明与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9位岗位专家进行任务对接,承担了“肉牛杂交组合筛选”、“母牛带犊营养供给技术”等23项重点任务和前瞻性任务的试验与示范,引进德国“弗莱维赫”、美国黑“安格斯”、日本“和牛”新品种,对“张掖肉牛”进行了“二元”和“三元”杂交,同时开展“张掖肉牛”新类群“母牛核心群”选育,朱跃明的《张掖市肉用母牛乏情不育原因分析与防治对策》、《河西农区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现状与思考》等一批有份量的论文在《中国牛业科学》等杂志发表,为张掖肉牛类群的选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多年的养殖打拼,朱跃明发现,自己不懂养殖技术,在关键时刻很被动,“我们经常会为一些养殖小技术和遇到的困难去四处找畜牧专家来解决,既浪费时间和精力也很不方便”。于是他就自己去学习,学习各种养殖技术、疫情控制等畜牧方面的知识,几十年下来,不知不觉自己已经成了畜牧专家了,现在,朱跃民每天都坚持学习2小时,学习最新的畜牧知识和动态,为公司和更多的养殖户服务。在养殖中朱跃明发现,每年秋天,在做青贮的时候,氨化窖里面有渗透出很多的水,不仅将一些饲草的营养流失,还加大了喂养难度。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朱跃明跑遍了周边各大养殖场并和国内畜牧专家沟通交流,他设想添加一种可以融水并且牛能吃的植物行不行,想到就行动,2013年,朱跃明大胆将麦草粉碎添加到青贮料里面,实验发现,麦草不仅能吸掉水分,还含有动物需要的蛋白质。2014年,朱跃明有实验将玉米芯粉碎加入青料里面,结果发现,效果比之前的麦草还要好,不仅能吸水而且营养价值更高。攻克了这一难题,全国有名的前进奶牛养殖场和周围养牛大户都纷纷学习和推广,朱跃明的肉牛养殖路越走越宽越平坦。他告诉记者,目前这一技术正在申请专利。

如今的张掖市万禾草畜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是一家肉牛养殖企业,更是一家科研培训单位,2008年至今,公司共培训带动当地养殖户10000人次,是养殖界响当当的“牛老大”。“我们的培训不是学院派的讲座培训,我们会在养殖现场为广大养殖户解决现实的问题,让大家能学到真正的养殖技术。”朱跃明很忙,但对于周边地区一些养殖大户的请教从来都不怠慢,牛的成本很高,出现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损失很大,尤其对于那些规模小的养殖户,更是晴天霹雳,所以我不能怠慢。朱跃明说,去年春天,周边一家养殖户的24头牛突然死亡,凌晨5点,我还在睡梦中,一阵电话惊醒,原来是一个养殖户的24头死了,接到电话,我没有犹豫,直接给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汇报并请来专家赶赴现场提取病样化验检查,结果出来后及时对其他牛进行了防疫才幸免的更大面积疫情的发生。

朱跃明说,现在的他不仅是在干事业,更是在承担一份社会责任,一人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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