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养牛养骡，马骡能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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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

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

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0.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274.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131.8斤/亩。[参考文献

[1]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9.][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0.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0.8头。[[4]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14.][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

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

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64.7%，雇工占32.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1.52%，家工占98.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1952.][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46.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11.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5.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29.5-4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40.27%。[[10]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

（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955.][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p155)。

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

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2000.][17](p154-p155)。

（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10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打裏’”[[19]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

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

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

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

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后夏寨村自耕农占86.3%，冷水沟村自耕农91.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

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

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9.5%，占总户数的6.3%，中农占总人口的42.98%，占总户数的36.63%，贫农占41.57%，雇农占2.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47.8%，富裕中农占0.63%，富农占5.64%，地主占1.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1952.

][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70万至1万年前，已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类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当时尚末产生农业，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史称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采集渔猎的强化，人类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如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食物来源成了农业起源的动力。

距今1万至4000年前，也就是史称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创始了农业。一般认为，采集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种植业，狩猎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畜牧业。中国古代有关“神农氏”的传说就反映了原始农业发生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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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种植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0000年至8000年前为原始刀耕或火耕阶段；8000年至5000年前为原始锄耕或耜耕阶段；5000年至4000年前为发达锄耕阶段。在生产工具上，这一时期完成了由“刀耕火种”向发达锄耕的进化；在耕作制度上，完成了由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向连种三五年撂荒三五年的轮荒耕作制的转变，土地利用率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作物种类有一定增加，北方旱作粟、黍常见，南方水稻籼、粳并存，大麻、苎麻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葫芦、白菜、芹菜、蚕豆、西瓜、甜瓜等也已开始栽培。因原始农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以前游移和季节性的野营生活逐渐转入定居生活，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渐居主要地位，从而实现了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在原始畜牧业方面，经长期圈养驯化，家畜种类有所增加。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有家猪、家犬和家鸡的遗骨出土，说明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有原始畜牧业。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有牛的遗骨出土。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马、山羊和绵羊的遗骸。至此，在我国北方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的畜牧业已具雏形。在中国南方，养猪之历史可上推至8000到1000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水牛和家犬的遗骨，说明六七千年前以饲养猪、狗、水牛为内容的南方畜牧业已初步发展。

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半割的、似丝的茧壳”。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又发现一批丝织物，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我国已开始养蚕缎丝，纺织技术已具相当水平。

三、粗放农业阶段

到了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黄河中下游人口持续繁衍，逐渐成为中原经济文化的中心。夏、商、周王朝相继在这里建立了强盛的国家。夏、商、周属奴隶制时代，历时1300多年。这个时期的农业按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处于粗放农业阶段。

夏代是原始公社开始解体并逐渐走向奴隶社会的时代。私有财产已经萌发，土地制度由农村公社制蜕变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国王拥有全部土地，并将其分封给诸侯和臣属，最后由“庶民”进行耕种，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国家统治形式的确立及分层分区管理，从而在制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夏代政府机构中设立有专门掌管水利灌溉的官职。有组织的奴隶劳动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因此，夏代大规模治河导水及沟洫体系的建设，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禹治水的故事便是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夏代人民还首开天文科学，并根据农耕经验，结合农事发展，制定了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的历书和历法。当时谷物酿酒业已形成，成为农产品加工的先声。陶器的发明为谷物食料的处理提供了有效方法，也为金属冶炼创造了基本条件。夏代后期，青铜器已经出现，对后来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产生了划时代影响。

商代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它持续了6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商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长足发展，农业已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具制作较夏代更为精细。商后期农具除木、骨、石器外，已有少量青铜农具。商代还开创了井田制，以630亩地划为9区。1区70亩为公田，其余8区各授一家，借8家之力助耕公田，私田不再纳贡。这一赋税形式，对解放奴隶生产力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取代商朝，中国步入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西周继续实行分封政策，促使封国户口增殖，田地扩大，富源开阔，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

西周继承夏代沟洫和商代井田体系，施行井疆沟洫制。木制农具和青铜农具均有大量增加。随着中原人口的增加，作物种类也日趋多样化。除谷、豆、麻之外，蔬、果种植发展迅速。蔬菜品种有直根类、薯芋类、嫩菜类、葱类、柔滑及香生菜类多种。果树有落叶果树带和落叶常绿果树混交带果树品种40余种。

在畜牧业方面，西周已发明了马匹去势术，牲畜内外科病症的治疗也积累了初步经验。在林业方面，西周时注重用养结合，设有“虞人”，专司护林工作，并对树木采伐年龄及采伐季节作了规定。

西周时代国家上层建筑已相当完备。各级组织均有首长领其事，如闾师、闾胥、族师、乡大夫、乡师等。他们经常的工作就是向村社农民传达政府命令并组织农民从事生产活动。

第二节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在农业生产方面则开始了由粗放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由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主要农业区在秦岭和淮河以北，全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黄河流域，因此，本节着重阐述北方地区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奠基

中国农业最显著的特别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制度之上，以提高土还生产率为目的的精耕细作。这一特点的发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70年周朝东迁后，国力日趋衰弱，不再有控制分封诸侯的力量，从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而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催化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嬗变。战国时期，“七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为了能在兼并战中取得胜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变法和改革。在政治上，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被废止或削弱，封建地主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在土地制度上，长期沿袭的井田制逐渐消亡，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在赋役制度上，奴隶主贵族的“贡、助、彻”被废除，代之以按地亩征税的赋役制度。在经营方式上，改“千耦其耘”为个体经营。所言这一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与铁犁相配，牛马被用于农业，从而实现了农业动力上由人力耦耕向畜力耕作的革命性变迁。铁犁与牛耕并举，相辅相成，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如《吕氏春秋�6�1上农》所言：“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些进步均为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铁器的应用和推广也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井灌提供了有效手段，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应运而兴。如中国最早和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魏国修建的漳水渠、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及我国古代最长的人工灌溉渠道郑国渠等，为保障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人们对土壤和农作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五谷”的概念已经形成，并注意到了开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人们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给庄稼施肥可增加产量；种庄稼要深耕、熟耰(碎土)、易耨(除草)，才能获得好的收成。周时的起亩作垄技术至战国时因犁耕有了发展，形成“畎亩法”、即在高燥田里将庄稼种于垄沟以防旱，在低温田中将庄稼种在垄青以防涝。由于积累了这些经验，西周时那种垦种休闲交替的易田制渐被废弃，耨地实行连种，一年一熟，部分发达地区还试行复种，两年三熟，从而实现了耨作制度上的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园艺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周以前虽然也有蔬菜和果树栽培，但多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春秋战国时，农圃已经分工。当时栽培果树有20种以上，食用蔬菜有40余种，其中人工栽培者十余种。由此，独立的园艺业初步建立。

此期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在西部游牧区，牧业渐成规模，战争中俘获的牲畜常以万甚至10万计。在广大中原地区，因战事、犁耕和积肥等多种需要，六畜被普遍饲养。以外形来鉴别家畜优劣的相畜术已具相当水平。名传千秋的相马专家伯乐和相牛专家宁戚就活跃在这一时代。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牧业机构和“牛人”、“羊人”、“校人”等畜牧官员，同时还制定了各种畜牧法规。湖北云梦出土的战国“厩苑律”竹简堪称世界最早的畜牧法规。

因战乱和连年滥伐，原始林遭到严重破坏，迫使政府不能不重视森林的养护和种树。当时设有“山虞”和“林衡”等林官。严禁滥伐，严防山火，将植树造林已作为利国利民的长久之计。

二、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

秦汉时期，我国农业在春秋战国开始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

秦灭六国后，结束了诸侯纷争割据的局面，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车轨和文字，大规模移民西北和五岭，修筑堤防，疏浚河道，这一切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王朝继承了春秋战国时的农本思想，将重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实行轻徭薄赋、垦荒实边、兴修水利、奖励力田、劝业农桑等一系列重农政策，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汉武帝对水利事业的重视，汉代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国都所在的陕西关中就兴建了六辅渠、龙首渠和灵轵渠等水利工程(图9-2)。山西引汾水和黄河水，河南汝南和安徽西部引淮水，山东引巨定泽水和汶水，等等。井渠法传到新疆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地下灌溉渠道—坎儿井，解决了干旱地区开渠塌方或沙土漏水和蒸发量大的难题。此外，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放淤压碱，成为后来治理盐碱地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和冶铁工艺水平的提高，此期铁农具的种类大为增加，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农具已完全铁器化。犁壁的发明使犁在破土松土的同时增加了翻土、灭茬、压草、开沟、作垄的功能，使得耕作更有效率。秦汉时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搜粟都尉赵过在陕西关中推行“代田法”时，用的就是“二牛三人”的牛耕。铁犁的广泛应用和牛耕的大力推广是汉代农业发展的两项重大措施，对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汉代我国还发明了世界最早的条播机—耧车。它改原先的撒播为条播，将开沟、下种甚至施肥等作业合而为一，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均匀且节省种子。《齐民要术》称之为“省力过半，得谷加五”。耧车18世纪传入英国，经塔尔改进后成为当时通行于欧洲的畜力条播机。

秦汉时期，在耕作技术方面，进一步改进垄作法，经济有效地利用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逐渐形成了耕、耙、磨、压、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创造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旱作农业传统。因冬麦的推广，汉代时轮作复种制初步发展。在施肥方面，也创造了基肥、种肥、追肥等一系列施肥技术。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已完全成形并广泛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此期，园艺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有相当规模的果园和菜圃，栽培和管理技术也明显提高。

畜牧业方面，相畜术、畜禽良种的选育、牲畜杂交和杂交优势的利用，以及畜禽的饲养管理均有一定进步。在中兽医方面，脉学和症治、阉割去势、本草学方面都有进展，并且制定了一些防疫制度。养蚕业与蚕桑技术继续发展，中国的丝织品和养蚕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西亚。

此期，人工养鱼和人工造林也进一步发展，渔业和林业逐渐成为农业中独立的生产部门。

总之，秦汉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无论从经营思想、农学理论，还是技术体系均已基本形成。

三、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濒于瓦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中国从此进入了分分合合、混战不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政局动荡、人口逃亡、耕地荒废，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客观上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大迁徙也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农业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民族逐步卷入以种植业为主的洪流中来。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传统农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秦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仍然是秦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但此期国军事的需要，屯田制有较大发展，如曹魏时期的军屯与民屯和南北朝的屯田。无论军屯还是民屯，土地所有权都属国家。屯田按军事组织进行，屯垦工作与军事活动相结合。

这一时期，因豪强割据，水利事业废多兴少。但南朝各代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宋、齐、梁、陈相继修复了芍陂堤堰，溉田万顷。

随着钢铁冶炼和加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铁农具的种类大大增加，性能有较大改进。后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有20余种，不少是汉代未见记载的。从出土农具看，这些农具全都通过白口铁柔化而制成。

这一时期传统农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谷田必须岁易”，连作“莠多而收薄”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灭杂草，减轻病虫的危害，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从野生绿肥作物的利用发展到有意识栽种绿肥作物，并且将绿肥作物纳入轮作体系，开创了绿肥作物轮作制。《齐民要术》记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复种，称之为“美田之法”。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良种，这一时期还创建了“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单种单收、精心管理、防止混杂，较汉代“穗选法”有了一定的进步，奠定了我国传统选种和良种繁育的基础。据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稻的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中粟的品种增至86个、水稻品种为24个。

在植物保护方面，农业防治增加了作物抗虫品种的选育及轮作防病等新内容。对寄生性天敌昆虫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经验，开创了“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新篇章。

在园艺方面，北方黄河流域栽培果树的种类与汉代相比变化不大，但南方栽培果树有显著增加，如柚、枇杷、频婆子(又名凤眼果)、韶子(又名毛荔枝)、海枣、古度树、枸橡等，而且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果园。栽培的蔬菜种类也从东汉时期的20多种增加到30多种。蔬菜栽培技术发展了留“本母子瓜’作种、大蒜“条中子”及促使莲子早发芽等方法。窖藏鲜菜的技术较汉代进一步完善。

在畜牧兽医方面，因征战、驿传及农副业生产的需求旺盛，促使养马业蓬勃发展；家畜远缘杂交产生了骡子；相马术已有成套标准，相牛、相猪也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家畜的阉割和兽医内外科均有一定进步，尤其是北魏时期对猪的阉割法的改进，使出肉率显著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蚕丝生产在农业中仍占较大比重。敦煌为丝绸商业交易之地，南方蚕丝业发展更为迅速。这时人们认识到了孤雌生殖现象；学会了用低温控制蚕卵化性；发明了盐渍杀蛹储茧法。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蜂的用途，3000多年前已开始食蜜。有关蜜蜂的人工饲养最早见于西晋文献。张华《博物志》记载了人工养蜂蜂种的来源及收取蜂蜜的时间和方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渔业生产仍以捕捞为主，但已经试行人工养鱼。南北朝墓葬出土有养鱼的陶器涌。《齐民要术》也介绍了养鱼致富的经验，包括鱼的习性、鱼池规模、放养量、雌雄鱼的比例及鱼池蓄水的深度。

第三节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经济重心一向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公元3世纪时依然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虽经汉、晋、南朝的持续开发，经济渐成规模，但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仍逊色许多。这种状况直到隋唐五代时始有改变。

一、南方传统农业的兴起

唐朝初期，社会经济曾有过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崩溃，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因未受战乱直接侵害，社会生产相对稳定；而大量北方人南下，带来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西汉以前我国的灌溉工程大都在北方，东汉后开始向南方推进。南北朝时北方陷于破坏停滞状态，南方则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前，南方灌溉工程仅23起、防洪排涝工程3起、运输工程3起。中唐以后，灌溉工程猛增至938起、防洪排涝工程7起、运输工程8起。水利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日益繁荣，出现了“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

在农具方面，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增加了犁评，可调节深浅，犁壁与犁铧面不连续，可以起到碎土和翻土的作用。中国犁自此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耖耙的推广，促进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时期，随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方初步发展。

在园艺方面，此期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果树和蔬菜品种；嫁接理论与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蜡封果蒂的保鲜贮藏技术；开始了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茶叶生产及茶叶栽培技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在畜牧业方面，相畜术进一步发展；创立了马籍和马印制度；引进了大宛马、康居马和波斯马等国外优良畜种。在兽医方面，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兽医教育机构，仅太仆寺中就有600余位专职兽医。解剖、针灸、脏腑学说及兽医外科等方面均有进展。

隋唐时期，我国蚕桑业相当发达，生产中心也从黄河流域移至南方。

二、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太湖地区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唐代后期，南粮北济最高年额不过300万石，北宋则超过700万石。

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发展。宋代人口高峰时全国人口约1亿。因耕地不足，出现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现象，导致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芜湖万春圩田40万亩，江东络官圩80万亩。

宋元时期农具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在新农具的大量涌现和农具所具备的各种特点上。可以说，传统农具到这时已基本完备且趋于定型。

宋元时代，多熟制迅速发展，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季稻。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作物种植范围扩大。麦在南方长足发展，有不减“淮北”之势，成为稻田的主要冬作。因大豆需求增加，大豆种植日渐普遍，以至王祯《农书》称之为“济世之谷”。棉花的发展突出。北宋时期中棉栽培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地区，非洲棉也多在新疆和陕西栽培。但宋末元初，中棉已扩展至江淮流域。因植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种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倍受人们喜爱，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此期土壤肥料的理论与技术也有一定突破，创立了“地力常新”论。肥源进一步扩大，肥料积制方法不断改进，施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园艺方面，原来主要在岭南种植的橙、橘、香蕉、荔枝、龙眼等，在宋元时分别向闽、浙、赣、川、苏等地推移，扩大了种植区域。

畜牧业在宋代北方汉族地区远不如汉唐，但元代有一定发展。南方畜牧多养牛、羊、猪、鸡，并以猪、鸡最多。此期，优良品种“湖羊”培育成功，淡水养鱼业也有较快发展。

。。。。1000字真的概括不来

试述动物科学的发展简史和现代动物科学的发展趋势

动物科学即以前的畜牧业

中国畜牧业史

中国古代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其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3个时期。

原始牧业的形成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家畜资源，世界上所有的家畜种类，在中国几乎都有存在。把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的漫长过程，可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骨、原始洞壁或陶器上的刻绘，以及某些古代传说等大体推断出一个轮廓。

中国古代把、、羊、、、彘()称为“六畜”。其实，历史上的家畜并不止六种，据《尚书?禹贡》等古文献记载，象也曾是家畜之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自古就驯养、等。从分布情况看，家畜的种类组成也因地而异。因此，所谓六畜无非指古代最早驯化的主要家畜。其中尤以犬为最早，因犬在原始时代可以帮助。或接着驯化而成，再次是其他家畜，而以较晚。也有认为养猪的历史最早，但不同家畜种类形成的迟早，应以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异，在已经定居的原始社会里可能最初饲养猪，而在营游牧生活的社会则不然。

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应是某些畜种的发源地。过去曾有认为中国的、、鸡、骆驼和驴等都来自“西方”的说法，这是自古把中国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视为西方的误会。其实，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对许多畜种的形成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约在新石器时期晚期，一般家畜已先后形成。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多达1000余头牛和猪的遗骸堆积；浙江河姆渡与罗家角二地文化遗址中有猪骨和猪塑像，以及水牛和的头骨堆积，均可证明至迟7000余年前不少重要的动物已分别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驯化。传说伏羲氏“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还有伏羲氏“茹毛饮血，教民渔猎”之说，反映了人类在渔猎经济时代驯化家畜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最初饲养的家畜是供肉食和利用皮毛，也被用作祭品。

到5000多年前从神农到黄帝的传说时代，家畜渐被用于驾车使役。唐《通典?礼》篇称：“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及陶唐氏（尧）制銮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从殷墟发掘的马车，其结构已与秦汉时代的畜力车辆近似。

古代畜牧业的发展到奴隶社会，畜牧业和家畜利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和肉畜都得到重视；因此也注意家畜品质的选择。《礼记?檀弓》说：“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牲用”。这表明上古三代对驾车用的军马和祭祀的牺牲已讲究毛色的选择。为了养好家畜，当时在管理畜群、修棚盖圈、减少家畜伤亡等方面也有不少创造。从事的奴隶称圉人、牛牧，奴隶头目称牧正，有的牧正后来成了奴隶主的仆从，到封建社会时代还有升到九卿爵位的。由于畜牧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家畜已成为民间重要的食物来源。如《孟子?尽心》就说过：“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越国的范蠡曾对鲁国穷士猗顿说：“子欲速富，当畜五”。说明畜养母马、牛、羊、猪和驴，已成为当时致富捷径。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畜牧业管理的组织制度趋向完善，畜牧生产在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初期的畜牧业大体可分为国家所有、皇室所有和地主经营、小农经营4类。以后逐步有所变革,但在性质上仍可区别为官办和民间经营两大系统。国有和皇室所有原来不易区分。如太仆寺或群牧司一类中央马政机关主管国有牧场，但也兼管皇室牧场,饲养对象以马为主,同时也养其他家畜。秦汉时期，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国乌氏倮畜牧边郡，其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当时凡牧马二百，养牛、羊、猪多达一千者，比作千户侯。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家畜品质，汉代已注意从西域引入驴、骡、骆驼以及马、牛、羊良种。北魏和北齐的太仆寺内设有驼牛署和牛羊署，北魏在西北养马200多万匹，骆驼约百万头，牛羊无数。

隋唐时期对官办畜牧业的组织管理又有加强。当时在太仆寺下设典牧署，掌理牛羊和乳肉等产品，同时也管理家畜饲养，许多牧监（养马场古称）并繁殖其他家畜。唐代对牧监畜群的增殖、保护等，还制订法律，作为奖惩准则。如《唐律》中对诸牧各种家畜每年的死耗率和母畜的繁殖率等，都有详细规定。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及外戚纷纷牧养马、牛、驼、羊，各地牧场皆以封邑为号，可谓盛极一时。

宋代以后，辽、金和元代都借马政组织系统，发展畜牧业，各种家畜的大牧群遍于草原，成为构成国力的主要资源。明代盛世也重视畜牧业的经营，设在京郊的上林苑监,由良牧署饲养种牛、羊和猪共达5700余头,蕃育署饲养种禽达16000余只,已是规模很大的种畜场。但国有草场大多被贵族豪强逐渐侵占，牧场经营已非昔比。清朝近300年间,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畜牧业仍受重视，国有和皇室牧场被安置在塞外草原，巨大牧群交由蒙族管理，而明末遗存的内地牧场则被废止。其结果是在辽阔的疆域内，逐渐形成牧区和农区两种不同的畜牧业形态：在广大牧区以牧养草食家畜为主；农区则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听其自流发展，实际上是更多地注意耕畜、猪和家禽，畜禽饲养成为农村副业的一部分。

古代畜牧业的技术成就中国古代畜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不少重要的技术成就。首先是相畜术。西汉时已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大多是集春秋、战国时期相畜专著而成;虽早已失传,但散见于后世古农书中的有关内容，经承先启后的汇集和唐、宋时代的发挥充实，仍能为后世所用。传说伯乐以相马闻名，留长孺和荥阳褚氏分别是相彘和相牛的名手。相牛和相禽也有专门著作。近年还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相狗经》竹简残片，都说明了古代相畜技术的发展和对家畜选种的重视。其次是阉割术，从金石文物所见的、、等古字以及《说文解字》的说明，各种家畜的阉割术在先秦时代已在应用，逐渐从猪普及到鸡和羊等。在家畜饲养方面，甲骨文表示的牢、家和厩，足以证明家畜早已处于舍饲环境中；采用刍秣，刍是刈割后经过加工的草，秣是精料，以和菽(豆)为主。汉武帝时从西域带回的苜蓿种子，由关中逐步移植推广到北方广大地区，为家畜提供了优良的饲料来源。凡此都说明古代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唐代或以前以烙印、烙角作为马牛登记的标记和马牛登记藉簿的建立，也是家畜管理制度上的重要创举。在家畜繁殖方面，至少2000多年来已十分重视配种的季节性。据《礼记?月令》记载，当时过了配种季节,就把种畜隔离,这已不是粗放的群牧管理。《齐民要术》说：“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更是科学地说明了饲养与繁殖的密切关系。至于家畜的引种和改良，自西汉通西域后，已有大宛马和其他畜种引入。隋、唐时代，西域马、羊等良种更是源源而来。《新唐书?兵志》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说明了引入良种对于改良中国原有畜种的重要作用。

近代畜牧业19世纪中叶,海禁洞开以后,中国固有的优良家畜品种和毛皮工艺产品引起了外国的重视，一些猪和鸡的良种被介绍到海外，各式皮裘和地也纷纷出口。到20世纪30年代，以蛋类、生皮、和猪鬃为主的畜产品对外贸易，在出口总额中跃居首位，超过了传统出口物资丝、的出口额。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大量畜产品的输出并没有促进中国畜牧业的发展，相反有些原料在国外加工精制后，又以高价商品输入而使国民经济蒙受损失。

为了使畜牧业获得振兴，早在20世纪初，已有人主张学习应用欧美各种新的技术。如罗振玉就曾于1900年建议引入荷兰、瑞士乳牛，兴办牛乳业，以及进行马种改良，讲究培育，引进来航鸡，奖励养鸡业等。也有人从军事角度，主张重视培养马政和兽医人才。到20年代以后，始在农科高等学校相继设立畜牧系和畜牧兽医系，并派人出国留学。由此培养的人才后成为发展中国现代畜牧业的支柱力量。在畜种改良方面，适应毛纺织工业的原料自给以及军马的需要，在察哈尔、北京门头沟、安徽石门山、奉天（辽宁）和山西太原等地曾设立畜牧试验场，其中以山西省的绵羊改良成绩较著。30年代前期，又先后在南京东郊外创办句容种马牧场和中央种畜场。引入国外良种，进行纯种和杂交的繁育试验，采取新技术和进行牧草栽培试验。此外，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私营牧场还曾从国外引入一些乳牛和猪、鸡良种。但政府部门对畜牧业的领导管理一直未获加强。初是由陆军部军牧司主持马政，农商部农务司掌农田垦牧事宜。到北洋军阀时期，这些机构便形同虚设，原有官办的大牧场大多废弛。30年代，南京政府在实业部设渔牧司，军政部设马政司，实际也少建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畜牧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生产技术水平和产量、质量都有显著提高

马骡能骑吗

可以的。

骡子应该可以骑,但个头比较小,并且不好驯,所以有傻骡子一说,并且骡子奔跑速度比马慢,但有一种特别训练的走骡,骑乘相当平稳,是文人及地主老财长途旅行的首选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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