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养牛厂的产权房呢?养殖场拆迁补偿标准

什么是养牛厂的产权房呢?养殖场拆迁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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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森的人物经历

梁希森的人物经历

史前档案:包工头出身,1999年入主北京玫瑰园,自此在地产界一炮走红。

梁希森幼年曾一度以讨饭为生,早年做过铁匠,并在面粉厂、装修队做过工人。1992年,他组建希森集团。1999年,梁希森以最大债权人的身份,用3.98亿元拍得了陷入困境的北京最大别墅工程玫瑰园———拖垮邓智仁利达行的项目。传说他目不识丁,却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积累并运作着好几亿元的资产。

梁希森童年只上过一年小学,从小受够了最刻苦铭心的磨难:曾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曾经浪迹四乡,谋求生路;梁希森有一个梦想:造起楼房,让所有家乡村民住进去。拆了老房子,节约出宅基地面积,用于养殖业,再把农民变成工人,都在这个养殖工厂上班,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着村民的生活地产界是一个江湖,也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地方,多少成名人物光耀的背后却是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一日功成,艰辛的往事反而成了让人称道的奋斗历程。起家于草根的地产界大鳄虽然许多也并无显赫的学历,但像梁希森这样的——只上过一年小学,认字不到200个的恐怕也绝无仅有。

与众多地产大鳄充满谜一般的发家史不同,梁希森的发家史显得相对简单的多,更像是无心插柳却绿柳成荫。“2005年梁希森以20亿元的身价“胡润富豪榜”排名第66位。

讨饭娃

山东希森集团董事长,身价20亿元,“2005年胡润富豪榜”排名第66位;绰号“菜园子”,做过铁匠讨过饭——这似乎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但却同时以一个人的面目出现,此人就是梁希森。

地产界传言,梁希森从小家境贫寒,10岁讨饭,13岁打铁,17岁离家谋生,23岁闯关东,有着丰富而艰辛的人生经历。与梁希森到底有多少资产一样,梁希森到底认识多少字同样是一个谜。

关于梁希森认识多少字的问题,地产界风传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梁希森童年只上过一年小学,为住旅馆填一张登记卡,他要求人帮忙;办完事后需要签字,他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其二,梁希森小学一年级学历,认识字不到200个,不会读报纸,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955年生于山东省乐陵市黄夹镇梁锥村的梁希森的确认字不多。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梁希森透露,自己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除名字之外,还能认二三百个字。至于读书看报,梁希森则表示没有时间,要是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信件或传真,梁则交由司机和秘书念给他听。而更为关键、秘密的文字则让老婆看。

“我不能和人比认字的成功,高中生、大学生、博士生是上学,我这也是上学——社会大学我感觉更厉害。但这个厉害和他们不一样,比如高科技的东西我做不了。”梁希森表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在那个凭胆量起家的时代就造就了一个几乎是文盲的企业英雄。从1980年代开始,梁希森在家乡乐陵先后创办了面粉厂、毛巾厂、钢构公司等企业,后来又进入了建筑和房地产领域。1995年,梁希森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乐陵市希森集团公司,注册资本2.7亿元。1996年,梁希森带着自己的施工队来到北京,参与了玫瑰园的建设,这是梁希森人生的一次转折,也奠定了今日的富豪身份。

从讨饭娃到亿万富豪,20年梁希森的命运完成了时空转换般的跨度,在感慨人生无常,不胜唏嘘的同时,梁希森发家的过程更像是命运开的一次玩笑。

生死转折

梁希森的命运是和北京玫瑰园别墅联系在一起的,在玫瑰园可能毁了梁希森的同时,却给他了一次人生的转机,梁希森开始成为地产界的传奇人物。

1996年,梁希森已是身家过亿,希森集团的年产值达近4亿元人民币,并于当年荣登山东省十强民营企业行列。

此时,梁希森面临着影响日后的一次重大抉择——企业要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梁希森决定介入房地产行业,并决定到最具潜力的北京发展,选择一家最具影响力的房地产项目,从房地产最基础的建筑装饰入手,摸清底数后再伺机转入房地产开发业。

而此时,号称国内最大的利达玫瑰园因资金短缺,已陷于停工状态,接手这样的工程简直无异于自投罗网,其结果必定是血本无归。但在梁希森看来,以玫瑰园知名度之高、影响力之大,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无有能出其左右,接手这样的项目,对于自己这样刚刚涉足房地产业的外地企业来说,机会实在难得,梁希森决定介入。

但认字不多的梁希森却绝对有做商人的天分,对风险控制相当熟稔。梁希森在与利达玫瑰园签订的垫资施工协议中明确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以乙方“希森集团”的名义办理并保存产权证,待甲方在合同规定期限内付清全部工程款后,再将产权移交。

1996年2月起,梁希森先是垫资7000万元,分包玫瑰园40套别墅的建筑装饰工程和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并于当年7月完工,然而,这时候的玫瑰园已根本无力支付工程款了。玫瑰园面临着两种命运:一是有雄厚资金注入,起死回生;二是彻底瘫痪,直到破产。

对于梁希森来说,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虽然猜到了风险,但却没想到风险来得是如此之快,又是如此之大。刚过不惑之年的梁希森却作出了一个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继续加大对玫瑰园的投资,直至其资不抵债,然后首先申请财产保全,继而申请玫瑰园破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与竞买,直接由建筑商转变为开发商。

至1996年底,梁希森在玫瑰园共投入2.3亿元,完成了186栋别墅的建设和内外装修工程,并按协议取得了186栋别墅的房产证,成为了利达玫瑰园最大的债权人。

1997年8月,梁希森联同另一债权人向北京一中院提出玫瑰园破产申请,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随后,法院下达受理破产案通知书,玫瑰园进入破产程序;1998年7月21日,北京一中院下达玫瑰园破产民事裁定书,宣告玫瑰园破产,并进入清查债务阶段。1999年7月16日,在玫瑰园的拍卖会上梁希森以3.98亿元竞买成功,梁希森的险棋走成了活棋。

此时,梁希森的机会来了。就在梁希森拍下了这个北京市最大的烂摊子别墅群不久之后,北京市宣布不再审批别墅,玫瑰园成为北京最后的别墅群,加之2000年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砸到梁希森手里的烂尾盘一下子奇货可居,玫瑰园再次生机盎然,梁希森由此狠狠地赚了一笔。梁希森一战成名,名字开始为地产界所熟知。然而,与梁希森做的事情相比,疯狂可能只是出自一个商人的本能,而相对于他正在山东老家实践的“农村乌托邦”之梦——疯狂之举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乌托邦

如同融创集团董事长孙宏斌,口无文采、表达甚至没有逻辑性的背后却是独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思维。梁希森也会给见过其面的人留下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表达能力很弱;二是思维能力很强。

这位富豪掌握的词汇不多,言谈中有大量俚语和省略,逻辑用语很少出现。但在思维方面,他则很擅长抓住事情的重点,思考问题的方式总是很简洁。

等梁希森在北京玫瑰园大赚一笔之后,梁的脑子里有个更大胆、更疯狂的想法——投资10亿元,把家乡乐陵市黄夹镇所有农民改造成工人。

梁希森先从自己所住的村子着手,2001年,梁希森在梁锥村附近辟出100亩地,投资4200万,盖起了多幢二层别墅和四层小楼,梁锥村的村民以新村二层小楼的居住面积280平方米减去自己家中房子的面积,剩下的每平方米面积乘以100元,由村民付给希森集团;如果村民家中房子大,则由希森集团按照同样的方式,付给该村民。费用结清之后,希森集团只收到了不到30万的资金,不到总投资的1%。

同时,村民也纷纷到希森集团的鲁西牛业公司中上班,每月拿到700元左右的薪水,并享受过节福利和养老保险等。

此后,梁希森开始向第二个村子许家村推进。在谈起他改造梁锥村乃至黄夹镇的设想的时候,梁希森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不赢利我不干。”鲁西牛业公司已经开始盈利,每个月的利润达到200万。

而按照梁希森的思路,只有这两个村子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把整个黄夹镇100多个村子全部按照梁锥村的模式进行改造,这是一个乡村的“乌托邦”梦想。梁希森表示,“凭自己的能力,能改变一个村就改变一个村,能改变一个乡就改变一个乡,能改变一个县就改变一个县”。

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梦想不一定都会实现。在旁人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梦想,梁希森却把它付之于行动,虽然不排除商人的本质,但这份勇气仍值得钦佩。在中原大地星罗棋布的村庄中,山东省乐陵市西北部的梁锥村堪称鹤立鸡群。在这里,村民们家家户户住在欧式联排别墅里,村中心公园里有和城市公园一样的健身和游玩设施,几处大型雕塑活灵活现。在这里,传统印象里的农村和农民不见了,大多数劳动力在村庄旁边的企业上班,按月领取工资。

就在若干年以前,梁锥村和周围的村子没什么两样,“一穷二破”是它的形象写照。它神话般的变迁,缘于村里出了个亿万富豪,他就是北京玫瑰园别墅的老板梁希森。当年被迫离家讨饭、浪迹四方的梁希森,在发迹之后投入巨额资金把家乡改造了个“底朝天”。梁希森说,这是他从小的梦想。

衣锦还乡

梁希森1955年出生在梁锥村,早年家境贫寒,青少年时代经历坎坷。10岁那年,不堪忍受饥饿折磨的梁希森离家到河北省讨饭。13岁开始,梁希森跟着别人干了4年打铁的生计。17岁,他在河北沧州的一个锻造工厂当上了锻工,后来还被提拔为车间主任。1976年,21岁的梁希森孑然一身闯荡东北。

贫瘠的家乡和坎坷的经历,没有给梁希森留下多少快乐的记忆,但却给了他一副聪明的头脑和坚毅的性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梁希森迅速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崭露头角,他先是回到家乡创办了面粉厂、毛巾厂、钢构公司等企业,后来又进入了建筑和房地产领域。1996年,他带着自己的施工队来到北京,承揽了玫瑰园别墅项目的装修工程。

谁也没有想到,玫瑰园别墅这个当时全国知名的烂尾楼项目,在梁希森手里奇迹般地起死回生。1999年,梁希森出人意料地通过拍卖以3.98亿元入主玫瑰园。不久后出现转机,北京不再审批别墅,玫瑰园就成了北京最后的别墅。加之2000年后房地产市场回暖,玫瑰园别墅一下子炙手可热,仅三期工程销售额就有望突破20亿元。这个“大翻盘”项目,使梁希森的个人资产飙升到十六七亿元人民币。

2004年,49岁的梁希森入选全球著名的《新财富》杂志年度内地富豪榜,名列第376名。

有了钱的梁希森把目光转回家乡。2001年,梁希森投资4200万元,给梁锥村盖起了联排别墅,让全村136户村民全部入住进去,原来的村庄被夷为平地。

2002年7月,赚了钱的梁希森拿出4200万,给全村盖了136套欧式大别墅免费让村民住。2005年11月,此梁希森又拿出4000万给临村免费盖了100多套大别墅。这就是他轰动全国的“新农村计划”。

村支书梁广禄家住的是上下两层别墅,共有13个房间,客厅、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梁广禄对记者说,村民们住的大都是这种楼,总共有280平方米,老宅那边多少平方米,新楼就白给多少面积。老宅不够抵顶的,多出的每平方米交60块钱,基本上等于白送。

循环经济

梁希森在改造旧村的同时,利用村庄改造后腾出的空地创办了鲁西牛业公司。梁希森说,全国虽然拥有9200万头黄牛资源,但与国外先进的养牛业相比,差距太大,牛肉产量少、质量差,高档牛肉的市场空间巨大。此外,我国正大力推广秸秆养牛,而乐陵正是国家级秸秆养牛示范县,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发展养牛业打下了基础。

梁希森说,改造就需要花钱,没有赚钱道儿不行。改造之后没有产业更不行,村民光住进好房子不行,还得有吃的,喝的。

梁希森的账算得很直白:“老百姓的秸秆比粮食值钱。二亩地的玉米一年最多能收入400元钱,但种的秸秆能养一头牛,养这一头牛一年最少纯收入四五千块。如果把全国的秸秆全部变成牛饲料,中国就成了一个畜牧大国,到那时,牛肉多了老百姓可以当馒头吃,也可以当罐头吃。那样,粮食不就省下来了?”

在希森集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和周密的循环的产业链:公司组织农户利用当地丰富的玉米秸秆资源养殖鲁西黄牛,公司收购农户的架子牛进行育肥,育肥后屠宰分割,牛肉销售到市场。牛粪和屠宰的废水用来生产沼气,沼气用来发电,沼气渣用来养蘑菇,蘑菇的培养基用来养蚯蚓,蚯蚓用来制作中药和保健品,蚯蚓粪用来制造饲料和活性复合肥,肥料返回到田间又培养出环保的蔬菜和农作物,再用农作物秸秆来养牛。

在梁希森的鲁西牛业公司,繁殖、培育乳牛,青贮、精饲料加工以及育肥项目等,容易赚取的利润都让给村民了,公司则在加工过程和延长产业链上做文章。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贾墨池带领记者参观了他们的秸秆青贮场、屠宰场和蚯蚓养殖场。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鲁西牛业属精细分块屠宰,每斤牛肉平均售价高达10元钱,仅肉牛屠宰净肉这一项就已经把收购肉牛的成本给捞了回来,而牛皮、牛下水、牛骨、牛血等都是超值部分。比如一张牛皮价值就达600元,如果是4万头的屠宰量,一年的毛利润就能达到8000万元。但是最大的增值点并不在屠宰,而在屠宰副产品的生物技术开发。企业已投入800万建起了一个中试实验基地,研究用牛血提取生物制品,包括凝血酶、血清蛋白、血红素、SOD等名贵药物,预计前5年的产值达到20亿。

在梁希森的企业里,最独特的项目是利用氨化的牛粪养殖蚯蚓,现已发展了300亩,计划将来达到3000亩。养殖的蚯蚓是从日本引进的“大平2号”,主要返销日本。据测算,一头牛一年产粪便5吨,1吨牛粪可以养蚯蚓30公斤,每公斤蚯蚓卖10元钱,可获利1500元;这些蚯蚓还产生粪便3吨,可以卖给高尔夫球场做草坪养料等,每吨300元,可获利900元。一头牛的牛粪一年就可以增收2400元。

农村建设

在大多数像梁希森一样成功企业家把目光瞄向高端产业领域的时候,梁希森“插足”农村建设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舆论的哗然。人们对梁希森“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给予了很多的褒奖,但也有很多人表示质疑。但就在人们众说纷纭的时候,梁希森开始了实现他“梦想”的第二个步骤。梁希森放言,他要把镇里的109个村全部改造。2004年春天,梁希森的施工队开进了邻近的台张村,准备按照梁锥村的模式进行“翻版”改造,但这一次并不顺利。台张村村民对梁希森的目的产生了怀疑,已经开始的改造行动“流产”了。梁希森没有多说什么,他随后把目标定在了靠近台张村的许家村。2005年,旧的许家村像原来的梁锥村那样消失了,一个“希森许家新村”平地而起。

许家村村支书刘之平介绍说,通过村庄改造,原先占地450亩的村庄缩小到150亩,腾出了300亩地。腾出的地全部复耕成农田,与原来的绑在一块儿,村里成立了股份制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经营,年终分红。

梁希森改造第一个村庄时,大家都认为依他的实力,即使完全没有回报也能办得到。而当他宣布要对全镇进行改造时,不少人开始怀疑:梁希森有没有这个能力拿出这么多钱,这种靠大户投资建设新农村,路子是否可行?

针对梁希森的做法,一些观察人士开始议论和猜测他是否在谋求更长远的利益,也有人质疑梁希森的用心。他们的疑虑是,按照梁希森的开发计划,全镇109个村完成改造后,将腾出3万亩土地资源,这些土地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农村宅基地,通过入股方式并入梁的企业,这3万亩农村建设用地将来的价值难以估量。另外,全乡镇农民原有耕地也将以村民入股、集体土地入股的形式进入梁希森创办的企业集团,成为企业的资产。这些,是不是梁希森的真正图谋?

一些研究新农村建设的专家对这一现象表示了关注。专家认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发挥企业家力量,特别是将产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黄少安认为,梁希森搞的养牛项目肯定是有回报的,作为一个商人,谋求更长远的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关键是要把握好利益的分配。特别是通过村庄改造进行房地产长远投资,可能获得更大回报,这本身对产业资本进行村庄改造、参与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山东省社科院农经所所长秦庆武说,产业资本与村庄建设的结合,值得深入研究。梁希森的滚动开发改造变成一种市场行为,应该更有发展前途,也有更大的推广性和现实意义。

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丁力说,梁希森在农村进行这样一种探索,如果放大来看是体现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过去重视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都知道他们在农业发展上、在农民增收上起作用,而要看到他们在农村变化上也要起作用,要借助大企业的力量来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胡润富豪榜”,梁希森名列66位,身价20亿,然而这个传奇式的农民地产大亨却在地产行业最赚钱的时候瞄上了一个投钱多,见效慢,周期长的农业项目——脱毒马铃薯!

地位

马铃薯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粮食作物。马铃薯耐贫耐旱甚至在大多数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下,也可获得一定产量。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后的二十年,预计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数字将超过一亿,其中增长的95%以上人口,将出现在土地和水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更是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据科学家分析,解决人类未来粮食安全的问题,只靠马铃薯了,并且颁布2008年为国际马铃薯年,予马铃薯“被埋没的宝物”的美称。

中国马铃薯食品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徐开生说:“马铃薯是减肥食品,100克马铃薯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16.5克,而100克大米则含有79.9克碳水化合物,100克小麦含有碳水化合物是75.1克,而且马铃薯里含有的膳食纤维,吃进去以后能够吸水,保水。吃了有饱腹感。所以马铃薯是最好的减肥食品。马铃薯维C的含量是苹果的3.5倍,马铃薯中所含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1相当于苹果的10倍。铁是苹果的3倍。锂是苹果的两倍。一公斤马铃薯,它的营养成分相当于3.5公斤的苹果。所以把马铃薯叫做“地下苹果”。而且马铃薯里含有非常丰富的钾。100克马铃薯有342毫克的钾,可以防治中风。马铃薯中的粗纤维还有日常通便的作用。马铃薯里还含有一种类似转化霉的东西,能够使血管扩张,血压下降。所以患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心肌炎,心内膜炎的,心血管患者,应该多吃马铃薯。印度的医学家研究,一个人要坚持每周吃上5个—6个马铃薯,患中风的危险下降40%。欧洲发达国家人均马铃薯消费量是74公斤,我国是35公斤。2007年出版的我国居民膳食指南里提出,一天要吃谷类,谷薯和大豆250克到400克,也就是半斤到八两,第二个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所以建议每周应该吃五次的薯类食品,每次吃一两到二两。”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副会长周庆峰则在马铃薯的深加工方面给大家上了一节生动的课,他说:“马铃薯变性淀粉用途非常的广泛,衣食住行无所不包。比如说您身上穿的衣物,无论是棉纺、毛纺、混纺,都要用变性淀粉做浆料和精整剂。所有的纸张,越是高档纸,越要用变性淀粉。石油钻井、污水处理、日用化工产品,各种精细化工产品,比如说建材,铸造。而且化妆品里也有。食品,肉类制品,方便食品,膨化食品、酱类,汤类。所有的食品,都要用到各种类似的。就连汽车制造也都有用到变性淀粉。马铃薯淀粉,是工业上一种非常高档的,高质量的变性淀粉的原料。目前我们国家在变形淀粉的研究、生产、使用上起步比较晚,这是由于原来人多粮少的国情制约,80年代以后开始大力发展淀粉加工产业,变性淀粉是从90年代开始,从国内开始研究、发展。那么到现在虽然时间还比较短,不足20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发展速度非常快,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生产的变性淀粉有2000多种,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行业。而目前我国只有30多种变性淀粉,很多高级的变性淀粉我国还生产不出来。比如说一些高档的营养强化食品、高效的吸水保水剂、带血浆、制造胶片、医药的胶囊等等所用的变性淀粉还在研制过程中。”

对于马铃薯深加工的前景周会长说:“马铃薯产业一定要走工业加工的路子,加工产业发展起来以后,马铃薯就有更广泛的出路,而且有更高的经济价值,更广的应用。”

我们国家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占世界的1/5,产量占世界的1/4,都处于世界第一位,但是单产水平仅排在世界第92位,没有合格的脱毒种薯,则是我国土豆产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

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孙慧生教授说:感染了病毒的马铃薯,薯块变小,叶片变小,产量变低。马铃薯脱毒只能靠茎尖剥离。我国脱毒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只占马铃薯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困难处境

马铃薯是一个市场巨大,潜力巨大,利国利民的产业,但是想做马铃薯却是难上加难。梁希森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缺乏人才,一次偶然,老梁知道了马铃薯产业是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决心做脱毒马铃薯种子产业,可当时没有经验的他找了三个同样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就在一间废旧的车间里自己动手进行马铃薯脱毒实验,花了两年时间,投了600多万,可这脱毒苗是一拨接着一拨的死,越死越少,最后一株都没成功。老梁开始也想过算了还是搞房地产吧,可是心底那股不服输的心气让他最后决定继续干下去,这次他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柯柄生,柯校长给他推荐了马铃薯育种专家孙慧生教授。为了让孙教授来自己公司,梁希森买断了中联鸿业公司。有了孙教授的帮助,技术上有了保证,这脱毒马铃薯苗很快就研制成功了,可就在他准备大规模的建脱毒马铃薯育种基地的时候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

曾经在房地产上给他贷款的四家银行,听说他不干房地产要干农业,纷纷收回了贷款。让梁希森措手不及,手上一下子没了钱,可这脱毒育苗不能脱节,梁希森卖了9辆车,卖了房子、关了四家公司,不得以拖欠工人一年半的工资,玫瑰园的房子卖一套就被他拿去一套的钱投进马铃薯基地里建车间,建大棚,买拖拉机,买收割机····那时候过年都是找朋友借钱过的年,一个身价20亿的富翁到了跟人借钱的地步,八年的时间,他投到马铃薯产业里的钱达到21亿8千万,而八年时间一分的回报都没有,第一次见了回头钱。因为马铃薯培育新品种是七年的时间,梁希森的马铃薯集团至今已经培育出了900多种脱毒马铃薯。

看到曙光

2008年6月28日由国家科技部批准在公司建立全国唯一的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在山东乐陵希森中联马铃薯产业集团挂牌成立。如今在山东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3万平方米的现代化脱毒苗组培中心,2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微型薯繁育大棚,拥有了全国最先进的茎尖脱毒实验室、病毒检测室、全国最大的种质资源库,年可扩繁脱毒苗9000万株,繁育微型薯2.5亿粒。北京希森三和马铃薯有限公司是集团在北京延庆设立的又一原原种基地,总占地面积400亩,年扩繁脱毒苗5000万株,微型薯1.5亿粒。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希森集团投入22个亿建成100万亩的种薯生产基地,总经营喷灌圈达300个,每年轮作种植60万亩种薯,年可提供优质种薯130万吨,形成了以商都为依托的核心种薯种植区,每年实现产值30亿元,带动了16万农民脱贫致富。

商都县七台镇杨家地村农民崔英以前种的是自己家留的土豆,一亩地只能产1000斤,种了希森集团的脱毒马铃薯后一亩地产量翻了一番。他准备扩种到10亩。

商都县县委书记王国相说希森集团的种薯基地不仅改变了当地传统的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带动了当地农民增产增收,而且希森集团在不久的将来,将在种薯生产基地的基础上上两条12500吨的种署生产线,这个项目上去以后,每年可以为商都县增加财政税收3000万元。

发展马铃薯产业对于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对于节约国家耕地也同样有着深远的意义。孙慧生教授说:“马铃薯在国外作为第二块面包,在西欧国家。我们国家耕地年年在减少,人口也在不断地增加,我们粮食确实存在着粮食安全的隐患。在南方的耕种,利用水稻的冬闲田种植马铃薯。在中原地区,马铃薯还可以作为“兼作套种”不影响粮食和棉花的产量,还能多收一点马铃薯,这样就节约了耕地。马铃薯,它有抗旱性,越贫瘠的地方越适合种植。像甘肃、青海这些,这些干旱地区,马铃薯正作为主要的作物。所以温总理说,把这个小土豆要做成大产业。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马铃薯的面积是最大的,总产也是最高的,如何把马铃薯做成大产业,这对保证粮食安全,对贫困地区农民的致富,有很大的作用。”

随着我国脱毒种薯的不断推广与普及,一场马铃薯式的革命即将到来,希森集团承诺在未来提供给全国冬作区和二作区一半的种薯供应量,这样在脱毒种薯普及率增加50%的基础上,每亩就能增产1500公斤,每年马铃薯将增产6000多万吨,农民增收480多亿,不仅能从根本上缓解粮食安全压力,也能为农民带来丰厚经济收入,利国利民!

一个地产大亨,偶然发现小土豆是个大产业,一不小心钻到了土豆堆里,承担起一份原本不应该由他个人承担的一份大的责任,八年抗战,终见“薯”光。

跨国企业败退中国:世界的为什么不是中国的麻烦告诉我

跨国企业败退中国:世界的为什么不是中国的麻烦告诉我

■文/申音,NTA创新传播机构创始人,著有《商业的常识》百思买撤离了,eBay退出了,DHL也撑不住了……这些全球顶尖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集体遭遇,虽有各种战略和管理上的失误,但在其他国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为何单单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更大更特殊呢?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关键,再不反思,中国商业环境将会在一个没有底线的深渊里越坠越深。中国其实是一个商业天性很强的国家,比如说一战以后,北洋军阀混战那段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很小的空隙,商业依然能发展很快。再比如,历史上的盛世,有一个皇帝清明或者是管制比较放松时,社会就会迅速发展。但是这个历史不断地在循环,又不断地被打回原形,从来没有更进一步。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其实没有获得连续的成长。2008年以前,中国的发展,让整个社会的自信心都达到一个爆棚的程度,美国在金融危机,我们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仿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一是,中国的一批高速成长的企业,很多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蒙牛、三鹿、双汇。这是在还债,过去的高速成长,企业做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情,公开的规则被潜规则所代替,为了速度牺牲了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二是,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转向消费,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愿意花钱。为什么不愿意花钱?因为没有安全感。今天中国的有钱人都在想着移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是对国家的信心并不那么足。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一直在提倡创业、创新,但是一个新企业面对的工商、税务这些过程还是一样的繁琐,而什么是创新,什么样的创业有未来,并不由创业者来判定。如今,中国又不断迎来外资巨头的中途散席。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普世商业价值在中国行不通?本土化的是与非那么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遭遇困境,是因为我们没有市场经济原则吗?回答这个问题前,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得好?其实做产品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相对是比较好的,有出口又有内需,比如说三星,比如说原来的诺基亚,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但是做科技、做软件的企业,比如IBM,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不如印度,为什么呢?因为,服务业、软件行业,是跟知识产权这些东西相关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好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全球通行的一些商业准则,在中国行不通。在美国也好,或者在什么地方也好,买软件是要付钱的,但在中国,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基本上国外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都很难撑下去。还有一类企业在中国做的不是那么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做消费、零售的企业,因为第一,中国依然有很多的限制在里面,第二,商业要跟地方政府打交道,要跟人打交道。沃尔玛到中国这么多年了,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基地,是很成功的,有1/4的产品是从中国出口的,但是沃尔玛在中国开店,很难说有多成功,家乐福的问题就更多。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它需要有法律的制约,有契约精神、信用体系,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但是在这之外,更多依靠的是潜规则。要么你就去适应中国的游戏规则,像很多跨国公司,比如说跟电信相关的跨国公司都先后传出行贿丑闻,而且都是先从美国揪出来的,你看家乐福、沃尔玛三天两头就出事;要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那你就必须面临在中国的种种考验。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会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用“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去对抗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讲人情、讲关系。但是对企业经营来讲,你这样做了,可能短期有效果,但是从长期看,你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因此,本土化的背面就是水土不服,什么叫水土不服?就是你这个地方跟他那个地方有强烈的排斥性,所以那个人到这边来有明显的不适应,你重新适应这边回到那边又不适应了。百思买在全球是靠服务取胜的,并不是靠产品价格特别低,它只是更强调服务的价值,它把服务的价值融在里面,但在中国却完全是低价竞争,自然竞争不过国美、苏宁这样的二房东角色。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全球化公司,它自然希望能够全球都用一套法则、一套经营原则去做事,因为通用一个标准,企业的运转效率就能得到保证。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完全本土化的东西,不同地区之间的齿轮就很难互相咬合,另外,企业需要聘用大量的,比如后勤服务这样的人来帮助咬合。那么,真正投入到经营这块的人,投入到消费、运营、技术这块的人,相应就得减少,因为成本在那儿呢。比如,美国的财务系统跟中国就是不一样的,今天中国所有去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做两套财务报表,一套是国内的,一套是美国的,而且审计这些东西,美国人就只认美国的那一套,不认中国这一套,单这方面的支出就是几百万元,其实这些就是成本,取决于你愿不愿意付,你愿意付就付,否则你就要衡量一下。本土化改造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程度,之前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这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的CEO是老外,后来发现其实换成中国人也一样,中国人也未必能真正撬动中国商业环境的非理性的因素。后来有一种说法,跨国公司的中国区在全球市场地位太低,结果换种模式,很重视了又能怎么样?其实你做的这些改变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并不一定保证你在中国这个市场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商业的竞争跟成熟的市场化环境是不一样的,这是个更加丛林更加野蛮的市场。被钳制的海盗精神正因为我们的商业环境太特殊了,国外好的商业模式可以进来,但中国原创的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出去,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围绕这个特殊的商业环境去建设的。比如说百度,百度在日本就亏得一塌糊涂,日本人就是不认你,因为你是一个竞价排名,谁给钱多就往前排,这个模式违背了当地的商业原则。为什么美国的商业模式大家都愿意去拷贝?因为美国天天都在琢磨创新的事情,它的市场经济比较成熟,传统产业里面的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只有去创新,去找传统与新兴产业结合的部分、传统产业边缘的地方或者是新的产业突破的机会。但是中国还有大量寻租的机会,各种产业还有空白点,企业不用那么费劲也可以把这个事做起来,甚至可以用点手段。如果美国有,大家抄点就好了呗,这也省事,反正美国聪明人已经做过了,那咱们就拿过来做改造嘛。但是,中国跟国外获得成功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微博,你很难想象美国的Twitter像新浪微博一样,有几百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内容监管的团队,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互联网产业正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最大的惊喜,也是最干净最生机勃勃的一个部分。仅仅依靠着本土创业者的汗水和智慧,国际风险资本的投入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哺育,就创造了一个全球第二大的市场,网络经济的规模逼近1000亿元。与潜规则、厚黑学和传统智慧所主宰的其它产业不同,中国互联网产业里洋溢的是一种舶来的“海盗精神”:冒险进取、无拘无束、颠覆传统、破环现有的游戏规则、抢夺既得利益者……正是这种海盗精神成就了美国的微软、苹果、Amazon、Google、Facebook、Twitter,也成就了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盛大、携程、新浪。但现在一只“看得见的手”正要紧紧抓住互联网的脖颈。十年前,只有一个信息产业部是真正管理互联网的,今天,却有N多个部门都有权力去干预。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年的成功,某种意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成功,是“自由市场”的胜利。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却是在把一张原本平坦的互联网世界,人为地划分成一个个的“格子世界”?而且进入每一个格子,都需要一张通行证。更危险的还在于,“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吴敬链语)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单纯的创业者要么出局,要么就得像黄光裕那样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不对称的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到那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业就会像房地产业一样开始堕落。今天,互联网还只是刚刚度过它的幼儿期,未来的成长不可限量。但我们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其实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待创新的态度。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为一个“自主创新”的伟大国家,那么政府就应该真正理解“自主创新”的涵义: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思想可以自由的交流,创新的成果可以无障碍地传播。换句话说,创新的前提恰恰是思想的真正解放。一个好商业模式的变异2008年以来,中国商业的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的,好比是坐过山车,在攀上一个最高点后开始急速冲向谷底。蒙牛、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却是极具代表性的事件。那么,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演变成坏的商业模式?团购就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5000多家团购网站,现在都在赔钱做生意,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很难预料。回过头来看,实际上,“三聚氰胺事件”,让整个乳品行业至少倒退五年以上。田文华和牛根生等人是今天国内乳业主流模式的缔造者。20世纪80年代,田所在的国有企业三鹿率先砍掉了自建牧场,把奶牛养殖交给农户,通过自建奶站来控制奶源。而到了1999年,完全民营的蒙牛诞生,一起步就盘活了社会资源,完成了“轻资产运营”的杠杆战略。一方面,他们高价收购散养农户手中的原奶,并租赁亏损的小乳品厂进行加工生产;另一方面,又倾全力打央视广告搞营销,开发低价量多的“利乐包”常温奶,以市场销售来拉动上游生产。实事求是地说,蒙牛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内蒙古乳业上游的发展。蒙牛出事前,呼市奶价全国最低,有所谓“限量收购卡”,超量部分要么不卖,要么就卖低价,有位奶农曾对媒体激动地说“要是没有蒙牛突然冒出来,就真要卖牛、杀牛了”。而此后6年,蒙牛带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新增奶牛80多万头,奶业链条辐射约200万奶农。据说当地有民谣云:“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蒙牛最先发明了“社会合作建奶站”。企业首先从合作奶站中获取奶源,当地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高峰时这样的合作奶站超过3000个。牛根生深谙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他曾这样解释:“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最初,这一商业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先进性,蒙牛从零起步,5年内就成为全国第二大乳业巨头,并成为全行业争相效仿的对象,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PC业的戴尔一样。伊利、三鹿等先后放弃了自建奶站的模式,光明也在上市前剥离了自建的牧场。品牌、营销和价格战成了各家乳业上市公司竞争的关键,而上游投资却严重不足。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散养模式下的奶农,既没有多余的土地,也缺乏资金实力去扩大再生产,更无钱培育更优良高产的品种,以致根本无法跟上乳品企业超高速发展的需求。为了争夺奶源,伊利和蒙牛的人员甚至为此发生过流血冲突,缺乏监管的私人奶站甚至无证“奶霸”也大量出现。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发达的商业零售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2006年起,席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产业链最低端的奶农们腹背受敌。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对奶制品限价,迫使拥有产业链主导权的企业将压力转嫁到上游,而有钱有势的奶站进一步把重担压在分散无组织的奶农身上。结果就是奶农到奶站再到奶企“层层造假”,形成了谁也无力改变的“囚徒困境”。根据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的研究,在整个奶业纵向产业链中,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5∶1.5∶1,利润比则为1∶3.5∶5.5。其中,原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利润最低、风险也最大。正是由于目前奶农投入和产出的巨大悬殊,每次出问题受害最深的也是奶农。舆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利欲熏心的不法奶站,企业的丧失底线,政府的监管不作为。但归根结底,一个商业模式能否长久健康运作下去的关键在于,能否为交易链条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断创造正面价值。否则,一方的价值最大化必须以另一方的价值被榨取作为代价,最终结果就是一损俱损,大家一起玩完。乳业的悲剧,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变成坏的商业模式。我们不妨为这种演变总结几条原因:一个原因是竞争手段趋同化。在美国大家看到的是企业更愿意去尝试一些创新的竞争方式,但是在中国大家的竞争手段则几乎相同,就是价格战、广告战、渠道战,因为手里就只有这几板斧。大家都在求快,求快的结果是,没有底线。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奔着短期的目标来做一个事情,它不会想去建设一个生态链、产业链。比如说蒙牛、伊利都是龙头企业,但实际上,在这个链条里面,蒙牛、伊利赚了很多钱,二道贩子赚了很多钱,但是奶农并没有挣到很多钱,也就是说,这个链条里最关键的一环出了问题。对于蒙牛、伊利来说,他们要求的只是速度、速度、速度,尽可能快地扩张。就跟蒙古骑兵一样,两匹马换着骑,一下就杀过去了,因为价格很低嘛,杀过去把当地的企业给毁掉了。但对蒙古骑兵来说,只会放牧、打猎,不会种地,没有长期经营的思想。但在蒙古草原里面放牧也是要轮着来的,今天在这块草场,明天在那块草场,但现在就是拼命地养牛、养羊,不去轮休了,违背了最基本的生态。再好的商业模式也有限制它的条件,也有它所处的资源环境,有很多相关的因素制约着它,你如果脱离那些条件,再好的商业模式也可能会变坏。制度背后的诱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土地集中就没有办法监管,所以“公司+农户”的方式中,单一的农户没有谈判权。而在美国,农场主会联合起来,会有一个负责监管的联合会,这个协会有很大的强制力,也有惩罚力,它是同行里面最德高望重的企业组成的,它有理事会,不是由某个企业单一来控制的。也就是说,除了政府的管制,还有第三方的力量去平衡。但在中国,所有的第三方的行业协会组织比官方还官方,就是搞评价收钱,它们被两头绑架,既被权力绑架,也被大企业绑架。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有大树、有小草、有灌木,如果只有大树的话,那小草寸草不生,这环境很快就会沙漠化;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它受到不同制约的力量,有政府的力量,也有法律的力量,还有行业的力量,否则的话,它也面临沙化的危险。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常识是伟大的,但在实践中,更伟大的是藐视常识。当年深圳航空的收购就是典型藐视常识的荒诞剧,充满了黑色幽默,又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真实。一个“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李泽源,勾结新华人寿的老总关国亮,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完成收购。目的却是利用曾经连续盈利11年的深航作为融资平台,偿还收购款,搞房地产,跟地方官员勾兑,卷走数十个亿。而深航在其蹂躏之下,已经触及“资不抵债”的红线。这是“最坏的私有化”。多年之后,深航的杯具终于碎了。但问题在于四年之前,几乎所有明眼的人都已经看出这事不靠谱,但为什么就硬是无法阻止呢?当然,李泽源也好,关国亮也好,我相信他们仍然只是台前跑场的龙套。每一个公开丑闻背后都有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操纵健力宝收购的XX家族,帮助周正毅只判两年缓刑的沪上高官,鲁能莫名其妙的私有化,山西内蒙的煤矿寻租,神州泰岳的神秘股东……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到处伸手寻租的权力,每一笔肮脏钱背后的保护伞,每一笔非正常交易背后的“胡雪岩”式逻辑。在《星球大战》里把天行者安纳金拖下水的黑暗原力,在把整个中国官场拖下水之后,也在把整个中国商业最有生气的部分拖下水。我认识的一个民企富豪,在福布斯榜上名列前茅的主,当初为了进入房地产业,曾经极力巴结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劳模后来的首都副市长,可惜不被待见,以致多年在这个产生最多富豪的行业里毫无建树。因为没有保护伞,甚至被人搞进局子。后来,他在一个乏人问津的行业里,吭哧吭哧搞出了大名堂,终于又大张旗鼓地进入房地产业,并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大赚特赚,现在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消灭一切不利于己的舆论,因此我相信,他一定跟魔鬼达成了交易。顺便说一句,人家现在是美国公民了。理解中国商业种种吊诡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认识这种原力的黑暗面。为什么要多元化?银行是提款机,连锁是印钞机,房地产是苹果机,互联网是鼓风机……在权力掩护的明抢暗送下,用什么去管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占有,然后转手高价卖给洋人;谈什么中国的公司治理?没有政府治理,一切公司治理都是扯淡;想MBO?看看仰融李经纬的下场,看看华晨健力宝的下场?还想什么国退民进?最坏的私有化和最横的国有化之间,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呢?如果没有,你该怎么办。我所认识的一位投行高管,如今摇身一变,变成XX产业基金的管理合伙人了,这个基金有着央企的背景,现在干的都是Pre-IPO和并购的买卖。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黑暗原力?是什么让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化成今天这样血淋淋的?分享到:欢迎发表评论我要评论

养殖场拆迁补偿标准

养殖场拆迁补偿标准

国务院《禽畜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 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1、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 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 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 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2、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 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征收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3、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

养殖场拆迁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环境整治,因为养殖区域规划,对于禁止养殖的区域的养殖场需要关停或搬迁。二是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需要,要对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养殖场进行拆迁。但是不管是环保搬迁还是项目用地拆迁,养殖场拆迁一般都有如下方面的补偿:

1、对养殖场的建筑物、附属设施等的补偿:我们所讲的建筑物,一般是指养殖场的禽畜圈舍、饲养人员的宿舍、养殖场的办公用房等等。附属设施则是指化粪池、遮凉棚、水井等等。

建筑物的补偿标准是根据评估来确定的,一般禽畜圈舍及附属设施根据建造成本价并结合成新来评估。人住的房屋如职工宿舍、办公用房等,因为具有住房属性,则要结合周边的房屋价格进行评估。

不少地方也对禽畜圈舍的拆迁补偿有制定标准,比如说山东省潍坊市公布的2017年禽畜舍补偿标准为砖混或砖木结构250-350一平,简易结构70-200一平,当然,一些规模化养殖场的禽畜圈舍建造较好,甚至建设有通风、保暖等设施,这个就应当进行评估,而不应当一刀切。

如果只是因环保关停,不拆除房屋和附属设施,则不涉及房屋和附属设施的补偿,但是也要警惕的是一些地方先以环保的名义把养殖场关停,然后再以养殖场的建筑物涉嫌违建来拆违,从而规避拆迁补偿的行为。

2、养殖场停产停业损失:一般来说,规模养殖场都是专业化养殖,办理了养殖证,有一些甚至是企业经营,有办理营业执照,而拆迁带来的就是生产经营的中断甚至是终止,面对这种情况,拆迁方应当基于养殖户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停产停业的损失的补偿应该根据养殖场的经营收入、利润,停产停业的时间长短等因素来进行评估,比如说,现在一个养殖场要拆迁,该养殖场每个月产生利润10万元,预计恢复生产需要半年,那停产停业损失就应当补偿60万元,如果是永久停产,则应当考虑到养殖场转型和职工再就业的周期来核定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对于企业,尤其是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停产停业损失是非常重要的补偿点,但是呢,很多很多企业主往往比较重视房屋、设备设施等“硬件赔偿”,对停产停业损失等弹性空间较大的“软性补偿”重视不够,往往带来较大的损失。

3、对存栏禽畜的出清的补偿:遇到拆迁,但是圈里生猪还没有长成、鸡还没有长大,卖不上钱,而如果因为拆迁必须要处理,那这个损失应当由拆迁方补偿给养殖户,这就是存栏禽畜的出清补偿。

存栏禽畜的出清补偿,一般是结合禽畜的种类、大小、市场价格来确定,如仔猪多少钱一头,母猪多少钱一头,种猪多少钱一头,有一头算一头,有一只算一只,清点树木,确定价格之后,算出补偿金额。

4、养殖场搬迁补偿:对于专业化经营的养殖场,拆迁往往不代表终止养殖,而是需要重新物色新的位置,重建养殖场继续养殖,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养殖场的社保、物品搬迁到新的场所,在搬迁过程中存在损耗的问题,这就需要对设备搬迁和搬迁的损失进行评估补偿。

5、奖励:现在很多地方拆迁,都喜欢设置各种奖励,把奖励弄的比补偿本身还要高,其目的就是为了刺激被拆迁人积极签约,尽早搬迁。但是被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既要看到奖励的激励性,也要看到补偿本身的合理性。

拓展资料

每个地方的补偿方案不一样,影响补偿金额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

1、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地方领导比较开明所得到的补偿会比较多。

2、养殖场是否具有完整合格的手续;经营证照齐全的实际养殖经营者,在经营期间遇到拆迁的,具体数额先协商,协商不成的,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3、是否在当地政府规定的拆迁期限内;各种形式拆迁均会提到“在期限内”,超出规定期限内的不仅不会给予补偿,当地政府还会组织力量进行强制拆除。

4、养殖场环评是否过关;养殖场环评等手续过关,那会获得较高的补偿;如果不过关,则可能分文没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百度百科-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百度百科-拆迁

文章分享结束,什么是养牛厂的产权房呢和养殖场拆迁补偿标准的答案你都知道了吗?欢迎再次光临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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