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牛大户毛利 如何理解乳品行业

养牛大户毛利 如何理解乳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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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乳品行业

如何理解乳品行业

目前乳品行业外资分两类,一类是投资基金,如摩根斯坦利投资蒙牛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们很明确,我来就是要控股包装一个企业,最后以上市为目的,可以说是“乳业黑马”。一类是战略资本,像雀巢、惠氏、达能这些实业资本,这类资本10年前就进入中国乳业,以独资合资这样的方式。现在也两极分化,雀巢、惠氏等发展得很好;但也有一部分,因为水土不服和策略性方面的问题,正在逐步退出或者艰难维持。

刘永好: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开始注意营养,对牛奶的需求量日益扩大。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乳品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而且是一个有较好收益的市场。资本的逐利性和行业广阔的前景使资金自然不断地流入乳业。

这几年,国内乳业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市场拉动。当然,也靠企业来推动,靠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由于有市场,奶农从中得到了实惠,养牛积极性提高了,奶源得到了保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国内乳制品市场发展空间巨大。目前世界人均拥有乳制品已在每年200公斤左右,而我国人均乳制品拥有量仅8公斤左右。即使今后只翻一番,市场需求也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

郭维健:大量资本进入乳制品市场,支撑它的市场增长空间还是有的。毕竟从世界范围来讲,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水平还是很低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乳制品高营养食品认识程度的提高,乳制品的需求会不断增长。尤其是这两年,增长更加明显。资本的趋利性决定它需要找到一个行业使自己的资本增值。现在大家都在预测,说未来10-20年,中国乳品市场保持在一个2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预测还是很有根据的。尤其是在起步比较低的广大的农村,乳制品市场增长的潜力是非常大的。相对来讲,城市的乳制品消费要成熟,增长比率可能会比农村低一些。与农村相比,目前城市的乳制品人均年消费大概在30公斤左右,农村也就七、八公斤吧。我判断,资本大量涌入的情况会持续5年左右,而行业的高速增长会比5年更长。

郑俊怀:中国的乳业通过这些年来的市场培育,消费需求在快速地发展。目前来看,市场需求大于供应。所以行业内的乳品企业会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奶源基地的建设;而行业外的在看到这个行业快速成长的同时,认为这个行业的利润空间比较大,也纷纷进入到行业里面来。他们采取的手段一种是收购股权,通过股权投资来获得这个行业的良好回报;还有一种形式是收购乳制品企业,从而快速进入到这个行业。应该说,这两种做法对于加快乳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在国外,奶酪消费占了乳制品消费很大很大的比重,但是在中国奶酪消费比重却占了很小很小的一点。当然随着市场的发展,供不应求会变成供求的平衡,再发展到一定时候,就可能饱和,饱和以后,利润的空间会下降,有些企业会生存不下去,会退出。

利润率下降是否必然?

目前乳业的竞争已十分激烈,价格仍是吸引消费者的最重要的因素,进入者的增加和厂商间的价格战必然会降低行业利润率,这也使得只有具备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生存下去。

记者:在超市里转转就可以看到,现在奶制品、特别是液态奶的“价格战”打得非常凶;电视里,大量的乳品广告也让我们感受到乳业竞争的“火药味”。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会在如此惨烈的竞争中胜出?您又如何评价“乳业黑马”的出现?

郑俊怀:是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谁的产品生产出来都要想办法卖掉,尤其是牛奶这种不便于储藏的产品。要卖掉产品,对消费者吸引力最大的还是价格,谁的价格低,谁的产品优惠,可能消费者就会选择这个产品。当然,理性的消费者,不但要看价格,还要看品牌,看企业的信誉,看企业的服务。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还没有都达到理性的地步,谁的便宜就买谁的,这样的结果,行业的利润率必然趋薄。从这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各企业有各企业的优势与劣势,每个企业怎么去发挥优势、规避劣势,是最关键的。

郭维健:大家在降价,利润率也会下降一些,但只要企业能承担,这个降幅就属正常。企业的定位不一样,企业竞争手段就不一样。有的企业维持高价,以树立这样的品牌形象,这是有费用作支撑的。但有些企业品牌投入少些,可能价格就低。而消费层差别也很大,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上上下下消费层的人群都有,有的人可能更看重价格,有的人可能更看重品牌。所以说,在整个行业增长的背景下,在消费群急剧扩大的背景下,各企业只要找好自己的定位,甭管是高端的还是低端的,应该说都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三元这样更靠近市场的“城市乳业”,有自己产品的优势。比如,外地企业过来的更多的是超高温杀菌的产品,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保质期较短的酸奶、巴氏杀菌鲜奶。

王佳芬:乳品行业也会像啤酒行业一样,当大家都来做的时候,价格会往下走,行业毛利率不断下降,进入的门槛会越来越高,规模小的企业生产不了。当然,每个行业都会有黑马。乳品市场有很多黑马的不断出现是好事,会使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速度更快。大家一起把市场共同做大,蛋糕大了对我们也有好处。如果只有我们几家孤军作战,不能唤起更多的人来喝牛奶。另外,竞争会迫使我们不断进步革新。

新进入者将来会怎么样,取决于他们的目标、文化、管理等,但都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攻城掠地有勇气还是能做到的,但是盈利能力的持续和不断提升是大家面临的问题。大公司一定是要靠管理的,用传统的管理方式无法使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另外,职业经理人不够职业化也是个问题。现在乳业管理人才的总体水平还不够,包括我在内。

刘永好:我们进入这个行业时间不长,与业内大公司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新希望也有自身的优势:我们做了20年的农业,了解农业,我们在养牛、种草即乳品资源上有相当优势;同时,也能很好地把农民的利益与城市的需求有机地结合。我们有较好的机制,有新的定位,这个机制和新的定位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能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此外,我们有上市公司这个平台,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有新希望的品牌,有新希望的包容性文化。因此我认为,只要虚心学习,持之不懈地努力,我们就能在乳业方面较快地发展,并能取得较好的业绩。

“泡沫说”能否成立?

倒奶事件属于极个别现象,并不意味着乳业出现了泡沫。某些企业出现失误是正常现象,只要找准定位,企业都有生存之路,倒是有的地方政府过多介入行业发展值得关注。

记者:为什么在有人认为供不应求的这个市场中,还会出现前些时候乳品制造商的倒奶事件?您对于乳业市场的“泡沫说”怎么看?

郭维健:我不太同意乳品业有什么泡沫的说法。资本大量进来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战略。不管是从源头的奶源开始,还是到最终的销售渠道、流动环节,它侧重点可能不一样,但只要企业找准各自的优势,都应该能够取得成功。当然,即使是一个高速成长的行业里,也不是大家全是成功的。有些企业因为管理问题呀、决策问题呀,出现一些失误,这也是很正常的。倒奶是极个别的,不能说是行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王佳芬: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有没有“泡沫”。在企业里面,如果我们有问题也很清楚:牛奶卖不出去了就要亏损;资本要逐利,输了会自动退出。但关键是,政府不要掺和进来,这也是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政府的支持应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和产业导向上,毕竟牵涉到农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有地方政府过分热心,要求农民都来养牛,我有些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出现。

郑俊怀:乳业这个行业不同于别的行业,它是一个链条比较紧密的行业。具体来讲,市场、基地、加工能力都要相匹配,如果不相匹配就会出问题。在这个紧密的链条上,首要的是市场。但是有了市场,而不去解决奶源的问题、不去搞好加工、丰富花色品种,这个市场需求就消化不了。

奶源、营销谁更重要?

奶源建设受到乳业企业的普遍重视,不少企业都建立了适合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奶源建设机制。除了奶源,市场、营销渠道、品牌等因素也十分重要。

记者:我们看到,随着资本的进入,奶源的圈地运动正在愈演愈烈。如何解决“把有限的资源放在无限的竞争当中”的问题?奶源会最终成为公司乳业发展的瓶颈吗?

郑俊怀:从奶源基地来讲,中国目前奶牛发展比较快,有政府的推动和投资者的介入,发展潜力也很大。同时,我国目前还大规模地从澳大利亚、新西兰购买奶牛。由于发达国家奶牛业是过剩的,购买奶牛的价格比国内高不了多少,所以现在这个势头很猛。另外,奶牛的自然增长速度也很快。去年,全国奶牛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20%,个别地方更高,比如我们呼和浩特市,奶牛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50%了。

最早,我们这个地区是农户家庭饲养,一家养两头、三头奶牛。这种格局有它的好处,就是饲养成本很低,但是,储存、疫病的防治等许多问题,使得分散饲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比如农户是晚上挤的奶,如果保存不好第二天就酸败了,酸败之后要么倒掉,要么搛碱中和。所以,从1996年开始,我们在原来一家一户饲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大的整合。在农户集中饲养奶牛的村庄建立了现代化的挤奶厅,农户独立饲养,在我们的挤奶厅集中挤奶,然后用我们带制冷的储奶罐快速冷却,由我们的收奶车及时拉回工厂。这样,保证了我们的牛奶是真正挤出的牛奶,其他中间环节和人为因素都去掉了。另外,我们还提供全面的配套服务,从配种到饲养,从草料的供应到储奶、收奶、奶款的发放,这些问题都由我们和当地的畜牧单位合作解决。

通过这种模式,农户利益得到保证。算下账来,每养一头牛一年可以收入四五千块钱,是很赚钱的。农户原来不敢多养,现在开始向规模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进一步的整合措施。一是建立了奶牛小区,农户就把奶牛搬到小区饲养,规模可以达到10头到20头。人畜分离开了,农户也就集中精力搞奶牛业了。第二个模式就是向有一定资金实力也有养奶牛经验的人,提供资金和设备的支持。这样,一批规模化的饲养奶牛的大户发展起来,有的奶户现在已经养到二、三百头奶牛。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牧场园区,我们提供基本的条件,吸引外地的养牛大户把牛群赶到园区里来,园区规模现在是3000-6000头不等。

集约化,对于奶源基地的稳定,对于乳品加工企业取得优质的牛奶、提高效益都是很好的。现在在我们这个地区,围绕着奶牛业已经应运而生了好多服务机构。有的专门负责买牛,有的专门负责供应饲料,有的专门负责疫病的防治、奶牛品种的改良,有的专门负责种牧草……

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了,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质量保证了。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做到这一步,我们正在向国外靠拢。

刘永好:如果说到未来发展的瓶颈,我认为首先是在资源上,是在奶源上。是否有好的草场、好的奶牛,这对企业未来发展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是基础。当然,品牌也很重要,在市场拓展方面尤其如此。还有企业的实力、服务手段、营销网络以及企业人才,在其中都起到重要的综合作用。

王佳芬:在我们这个行业,奶源的建设和乳品市场的发展同样重要。有人说,奶源是光明最大的问题,但我一直坚持认为市场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深深觉得,乳业的发展跟奶农紧紧联系在一起,从80年代开始,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使上海的养牛业从2-3万头增长到5-6万头,用了大量的资金进去。从1995年我们开始制定实施“用全国资源做全国市场”

战略的时候,我们同时考虑奶源加工市场。为规避奶源的季节性问题,我们必须在中国奶源最发达的北方地区建立奶源基地,我们非常明白养牛需要时间,但是牛又是会动的,所以我们早早做好了奶源的布局。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理智地思考建奶源基地、市场、加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现在乳业处于急速的发展期,没有什么大的制约。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如何保证产品质量体系标准的强有力的执行。

郭维健:企业应该在规模上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提升,很多小企业的成长会受到限制。我觉得,提升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在两头,一个是奶源,一个是营销渠道,无论侧重在哪一个方向的做法都是对的。从三元来讲,可能没有一些企业发展得快,有的企业超过我们了,这使我们感到压力很大。这里面有资金不足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三元的销售长期局限在北京,全国的营销网络不健全。在乳制品需求特别是中小城市的需求大量增长的时候,我们没有分享到高速增长的蛋糕。

提高盈利靠什么?

行业特点适合规模经营,除了简单的提升规模,企业在营销网络的建设、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创新等,对于企业实现利润增长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记者:最近两年,无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乳品企业的扩张速度都在加快。那么,在奶源、市场的争夺过程中,什么是最有效的途径呢?在产量、产能提高的同时,各企业将如何保证收入与利润的协调增长?

郭维健:大家进来以后,企业的整合、品牌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企业会继续扩大,有的会被吞并。牛奶产品的差异性不是很大,加工、工艺、设备都差不多。如果严格按标准去做,不会有谁喝谁的牛奶而不喝谁的牛奶。资本看到的也就是这个行业在扩大、需求在扩大,以及这个行业的产品差异不是很大、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乳业不像某些工业行业,它要的是控制而不是高科技。

三元最早在北京是垄断型的,占北京市场100%的份额。现在市场开放了,一定会把一部分市场让出去,三元大概让出了北京30%的份额。所以,三元要扩大,肯定不会死守着北京的市场。我认为,建立庞大的销售网络是提升利润的捷径。并购整合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不如把网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来得快。三元上市之后,募集到资金,会在销售渠道的建设上有比较大的投入。相信未来两三年内,公司在外埠的收入会大幅提升。我们的愿望是,将公司目前收入占比中,北京与外埠7比3的比数倒过来。

在扩展市场的同时,我们也会抓住适当的机会,收购外省市的乳制品企业,以委托加工、独立建厂等合作方式,来使三元整个产能增加、市场份额增加。当然,我们也不光利用本国资源,比如我们已经在澳大利亚建了厂,利用当地天然优质奶源生产奶粉、干酪等产品。

总之,目前行业内加大的对品牌、设备等方面的投入,还属正常范围之内,仍保证了一定的利润空间。今年以来,由于蔗糖、包材等原材料价格的不同程度的下降,乳品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也略有下降。

刘永好:最有效的竞争途径是质量、品牌和信誉。乳制品是入口的东西,质量是关键。要保证质量,就要有好的乳源,有好的奶牛基地。让消费者喝放心奶,喝环保奶。新希望日前在云南洱源县建日产奶1000吨的工程,其中之一就是看中它的自然环境。在大理州,有300多万亩天然牧场,有近千万亩的高山可供发展草场。这里水草肥美、四季如春,有500年养殖乳牛的历史,我们要在这个非常环保的地方建非常环保的乳制品工厂,从奶源上保证牛奶的质量。我们将把大理这个地方作为新希望乳制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和奶源基地,并有可能把“蝶泉”作为新希望的主要品牌推向市场。

王佳芬:在市场手段的调节下,会有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差异化、人才的培养和组织的创新。我们的行业特点要求规模经营,最后一定会呼唤大企业的出现和成功。但与国外的整合过程相比,中国在时间上一般要短。

乳业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靠传统的投资建厂进行扩张将难以适应竞争的需要,我们不得不进行创新。再加上我们光明地处上海,经营成本本来就比其他企业高,过分强调自力更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成本,使利润空间进一步萎缩,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因此我们制定了“轻资产战略”,用我们光明乳业自身的品牌、技术、管理经营和经营理念等无形资产作为扩张的重要砝码。

在奶源方面,我们逐步卖掉一些牧场交给别人经营。但我们卖掉一些牧场是为了管理更多的牧场。我们派出管理技术团队去牧场服务,把所有牧场的信息上网,建立“网上牧场”,给每一头牛建立档案,进行跟踪监测。这样,尽管牧场不是我们的,但我们通过管理控制了奶源,保证了原料的质量。过去数十年,光明运用传统方法在上海做到了20万吨奶源;而通过运用轻资产的方式,在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奶源一下子超过了60万吨。在成品方面,我们通过OEM,将乳制品的生产制造外包给其他乳品公司,我们自己则全力以赴进行产品设计、研发、销售、服务以及品牌的推广。今年我们花了近亿元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也是基于此。通过“轻资产战略”,光明乳业一方面稳定了奶源,扩大了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行之有效地控制了公司的成本,实现了高效快速成长。

郑俊怀:大量资本涌入以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整合。结果是一些有核心竞争能力、有自己独特优势的企业发展得更快,而有些企业可能就要被淘汰。通过市场机制的调整,规模化的大企业集团控制了很大一块市场的份额;而中小企业则依靠特色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市场竞争也将由现在的无序,转变到有序。

伊利起步的时候是个“基地型”的公司,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基地+市场型”。我们现在的生产基地好多都是建在大城市,在北京,我们建了目前国内技术最先进的酸奶工厂;在上海,我们建有现代化的冰淇淋工厂;另外,在西安、沈阳、武汉都有我们的工厂,有我们的生产基地。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了一个奶源基地、生产基地与市场相结合的完整的布局

梁希森的人物经历

梁希森的人物经历

史前档案:包工头出身,1999年入主北京玫瑰园,自此在地产界一炮走红。

梁希森幼年曾一度以讨饭为生,早年做过铁匠,并在面粉厂、装修队做过工人。1992年,他组建希森集团。1999年,梁希森以最大债权人的身份,用3.98亿元拍得了陷入困境的北京最大别墅工程玫瑰园———拖垮邓智仁利达行的项目。传说他目不识丁,却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积累并运作着好几亿元的资产。

梁希森童年只上过一年小学,从小受够了最刻苦铭心的磨难:曾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曾经浪迹四乡,谋求生路;梁希森有一个梦想:造起楼房,让所有家乡村民住进去。拆了老房子,节约出宅基地面积,用于养殖业,再把农民变成工人,都在这个养殖工厂上班,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着村民的生活地产界是一个江湖,也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地方,多少成名人物光耀的背后却是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一日功成,艰辛的往事反而成了让人称道的奋斗历程。起家于草根的地产界大鳄虽然许多也并无显赫的学历,但像梁希森这样的——只上过一年小学,认字不到200个的恐怕也绝无仅有。

与众多地产大鳄充满谜一般的发家史不同,梁希森的发家史显得相对简单的多,更像是无心插柳却绿柳成荫。“2005年梁希森以20亿元的身价“胡润富豪榜”排名第66位。

讨饭娃

山东希森集团董事长,身价20亿元,“2005年胡润富豪榜”排名第66位;绰号“菜园子”,做过铁匠讨过饭——这似乎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但却同时以一个人的面目出现,此人就是梁希森。

地产界传言,梁希森从小家境贫寒,10岁讨饭,13岁打铁,17岁离家谋生,23岁闯关东,有着丰富而艰辛的人生经历。与梁希森到底有多少资产一样,梁希森到底认识多少字同样是一个谜。

关于梁希森认识多少字的问题,地产界风传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梁希森童年只上过一年小学,为住旅馆填一张登记卡,他要求人帮忙;办完事后需要签字,他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其二,梁希森小学一年级学历,认识字不到200个,不会读报纸,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955年生于山东省乐陵市黄夹镇梁锥村的梁希森的确认字不多。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梁希森透露,自己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除名字之外,还能认二三百个字。至于读书看报,梁希森则表示没有时间,要是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信件或传真,梁则交由司机和秘书念给他听。而更为关键、秘密的文字则让老婆看。

“我不能和人比认字的成功,高中生、大学生、博士生是上学,我这也是上学——社会大学我感觉更厉害。但这个厉害和他们不一样,比如高科技的东西我做不了。”梁希森表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在那个凭胆量起家的时代就造就了一个几乎是文盲的企业英雄。从1980年代开始,梁希森在家乡乐陵先后创办了面粉厂、毛巾厂、钢构公司等企业,后来又进入了建筑和房地产领域。1995年,梁希森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乐陵市希森集团公司,注册资本2.7亿元。1996年,梁希森带着自己的施工队来到北京,参与了玫瑰园的建设,这是梁希森人生的一次转折,也奠定了今日的富豪身份。

从讨饭娃到亿万富豪,20年梁希森的命运完成了时空转换般的跨度,在感慨人生无常,不胜唏嘘的同时,梁希森发家的过程更像是命运开的一次玩笑。

生死转折

梁希森的命运是和北京玫瑰园别墅联系在一起的,在玫瑰园可能毁了梁希森的同时,却给他了一次人生的转机,梁希森开始成为地产界的传奇人物。

1996年,梁希森已是身家过亿,希森集团的年产值达近4亿元人民币,并于当年荣登山东省十强民营企业行列。

此时,梁希森面临着影响日后的一次重大抉择——企业要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梁希森决定介入房地产行业,并决定到最具潜力的北京发展,选择一家最具影响力的房地产项目,从房地产最基础的建筑装饰入手,摸清底数后再伺机转入房地产开发业。

而此时,号称国内最大的利达玫瑰园因资金短缺,已陷于停工状态,接手这样的工程简直无异于自投罗网,其结果必定是血本无归。但在梁希森看来,以玫瑰园知名度之高、影响力之大,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无有能出其左右,接手这样的项目,对于自己这样刚刚涉足房地产业的外地企业来说,机会实在难得,梁希森决定介入。

但认字不多的梁希森却绝对有做商人的天分,对风险控制相当熟稔。梁希森在与利达玫瑰园签订的垫资施工协议中明确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以乙方“希森集团”的名义办理并保存产权证,待甲方在合同规定期限内付清全部工程款后,再将产权移交。

1996年2月起,梁希森先是垫资7000万元,分包玫瑰园40套别墅的建筑装饰工程和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并于当年7月完工,然而,这时候的玫瑰园已根本无力支付工程款了。玫瑰园面临着两种命运:一是有雄厚资金注入,起死回生;二是彻底瘫痪,直到破产。

对于梁希森来说,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虽然猜到了风险,但却没想到风险来得是如此之快,又是如此之大。刚过不惑之年的梁希森却作出了一个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继续加大对玫瑰园的投资,直至其资不抵债,然后首先申请财产保全,继而申请玫瑰园破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与竞买,直接由建筑商转变为开发商。

至1996年底,梁希森在玫瑰园共投入2.3亿元,完成了186栋别墅的建设和内外装修工程,并按协议取得了186栋别墅的房产证,成为了利达玫瑰园最大的债权人。

1997年8月,梁希森联同另一债权人向北京一中院提出玫瑰园破产申请,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随后,法院下达受理破产案通知书,玫瑰园进入破产程序;1998年7月21日,北京一中院下达玫瑰园破产民事裁定书,宣告玫瑰园破产,并进入清查债务阶段。1999年7月16日,在玫瑰园的拍卖会上梁希森以3.98亿元竞买成功,梁希森的险棋走成了活棋。

此时,梁希森的机会来了。就在梁希森拍下了这个北京市最大的烂摊子别墅群不久之后,北京市宣布不再审批别墅,玫瑰园成为北京最后的别墅群,加之2000年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砸到梁希森手里的烂尾盘一下子奇货可居,玫瑰园再次生机盎然,梁希森由此狠狠地赚了一笔。梁希森一战成名,名字开始为地产界所熟知。然而,与梁希森做的事情相比,疯狂可能只是出自一个商人的本能,而相对于他正在山东老家实践的“农村乌托邦”之梦——疯狂之举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乌托邦

如同融创集团董事长孙宏斌,口无文采、表达甚至没有逻辑性的背后却是独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思维。梁希森也会给见过其面的人留下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表达能力很弱;二是思维能力很强。

这位富豪掌握的词汇不多,言谈中有大量俚语和省略,逻辑用语很少出现。但在思维方面,他则很擅长抓住事情的重点,思考问题的方式总是很简洁。

等梁希森在北京玫瑰园大赚一笔之后,梁的脑子里有个更大胆、更疯狂的想法——投资10亿元,把家乡乐陵市黄夹镇所有农民改造成工人。

梁希森先从自己所住的村子着手,2001年,梁希森在梁锥村附近辟出100亩地,投资4200万,盖起了多幢二层别墅和四层小楼,梁锥村的村民以新村二层小楼的居住面积280平方米减去自己家中房子的面积,剩下的每平方米面积乘以100元,由村民付给希森集团;如果村民家中房子大,则由希森集团按照同样的方式,付给该村民。费用结清之后,希森集团只收到了不到30万的资金,不到总投资的1%。

同时,村民也纷纷到希森集团的鲁西牛业公司中上班,每月拿到700元左右的薪水,并享受过节福利和养老保险等。

此后,梁希森开始向第二个村子许家村推进。在谈起他改造梁锥村乃至黄夹镇的设想的时候,梁希森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不赢利我不干。”鲁西牛业公司已经开始盈利,每个月的利润达到200万。

而按照梁希森的思路,只有这两个村子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把整个黄夹镇100多个村子全部按照梁锥村的模式进行改造,这是一个乡村的“乌托邦”梦想。梁希森表示,“凭自己的能力,能改变一个村就改变一个村,能改变一个乡就改变一个乡,能改变一个县就改变一个县”。

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梦想不一定都会实现。在旁人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梦想,梁希森却把它付之于行动,虽然不排除商人的本质,但这份勇气仍值得钦佩。在中原大地星罗棋布的村庄中,山东省乐陵市西北部的梁锥村堪称鹤立鸡群。在这里,村民们家家户户住在欧式联排别墅里,村中心公园里有和城市公园一样的健身和游玩设施,几处大型雕塑活灵活现。在这里,传统印象里的农村和农民不见了,大多数劳动力在村庄旁边的企业上班,按月领取工资。

就在若干年以前,梁锥村和周围的村子没什么两样,“一穷二破”是它的形象写照。它神话般的变迁,缘于村里出了个亿万富豪,他就是北京玫瑰园别墅的老板梁希森。当年被迫离家讨饭、浪迹四方的梁希森,在发迹之后投入巨额资金把家乡改造了个“底朝天”。梁希森说,这是他从小的梦想。

衣锦还乡

梁希森1955年出生在梁锥村,早年家境贫寒,青少年时代经历坎坷。10岁那年,不堪忍受饥饿折磨的梁希森离家到河北省讨饭。13岁开始,梁希森跟着别人干了4年打铁的生计。17岁,他在河北沧州的一个锻造工厂当上了锻工,后来还被提拔为车间主任。1976年,21岁的梁希森孑然一身闯荡东北。

贫瘠的家乡和坎坷的经历,没有给梁希森留下多少快乐的记忆,但却给了他一副聪明的头脑和坚毅的性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梁希森迅速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崭露头角,他先是回到家乡创办了面粉厂、毛巾厂、钢构公司等企业,后来又进入了建筑和房地产领域。1996年,他带着自己的施工队来到北京,承揽了玫瑰园别墅项目的装修工程。

谁也没有想到,玫瑰园别墅这个当时全国知名的烂尾楼项目,在梁希森手里奇迹般地起死回生。1999年,梁希森出人意料地通过拍卖以3.98亿元入主玫瑰园。不久后出现转机,北京不再审批别墅,玫瑰园就成了北京最后的别墅。加之2000年后房地产市场回暖,玫瑰园别墅一下子炙手可热,仅三期工程销售额就有望突破20亿元。这个“大翻盘”项目,使梁希森的个人资产飙升到十六七亿元人民币。

2004年,49岁的梁希森入选全球著名的《新财富》杂志年度内地富豪榜,名列第376名。

有了钱的梁希森把目光转回家乡。2001年,梁希森投资4200万元,给梁锥村盖起了联排别墅,让全村136户村民全部入住进去,原来的村庄被夷为平地。

2002年7月,赚了钱的梁希森拿出4200万,给全村盖了136套欧式大别墅免费让村民住。2005年11月,此梁希森又拿出4000万给临村免费盖了100多套大别墅。这就是他轰动全国的“新农村计划”。

村支书梁广禄家住的是上下两层别墅,共有13个房间,客厅、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梁广禄对记者说,村民们住的大都是这种楼,总共有280平方米,老宅那边多少平方米,新楼就白给多少面积。老宅不够抵顶的,多出的每平方米交60块钱,基本上等于白送。

循环经济

梁希森在改造旧村的同时,利用村庄改造后腾出的空地创办了鲁西牛业公司。梁希森说,全国虽然拥有9200万头黄牛资源,但与国外先进的养牛业相比,差距太大,牛肉产量少、质量差,高档牛肉的市场空间巨大。此外,我国正大力推广秸秆养牛,而乐陵正是国家级秸秆养牛示范县,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发展养牛业打下了基础。

梁希森说,改造就需要花钱,没有赚钱道儿不行。改造之后没有产业更不行,村民光住进好房子不行,还得有吃的,喝的。

梁希森的账算得很直白:“老百姓的秸秆比粮食值钱。二亩地的玉米一年最多能收入400元钱,但种的秸秆能养一头牛,养这一头牛一年最少纯收入四五千块。如果把全国的秸秆全部变成牛饲料,中国就成了一个畜牧大国,到那时,牛肉多了老百姓可以当馒头吃,也可以当罐头吃。那样,粮食不就省下来了?”

在希森集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和周密的循环的产业链:公司组织农户利用当地丰富的玉米秸秆资源养殖鲁西黄牛,公司收购农户的架子牛进行育肥,育肥后屠宰分割,牛肉销售到市场。牛粪和屠宰的废水用来生产沼气,沼气用来发电,沼气渣用来养蘑菇,蘑菇的培养基用来养蚯蚓,蚯蚓用来制作中药和保健品,蚯蚓粪用来制造饲料和活性复合肥,肥料返回到田间又培养出环保的蔬菜和农作物,再用农作物秸秆来养牛。

在梁希森的鲁西牛业公司,繁殖、培育乳牛,青贮、精饲料加工以及育肥项目等,容易赚取的利润都让给村民了,公司则在加工过程和延长产业链上做文章。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贾墨池带领记者参观了他们的秸秆青贮场、屠宰场和蚯蚓养殖场。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鲁西牛业属精细分块屠宰,每斤牛肉平均售价高达10元钱,仅肉牛屠宰净肉这一项就已经把收购肉牛的成本给捞了回来,而牛皮、牛下水、牛骨、牛血等都是超值部分。比如一张牛皮价值就达600元,如果是4万头的屠宰量,一年的毛利润就能达到8000万元。但是最大的增值点并不在屠宰,而在屠宰副产品的生物技术开发。企业已投入800万建起了一个中试实验基地,研究用牛血提取生物制品,包括凝血酶、血清蛋白、血红素、SOD等名贵药物,预计前5年的产值达到20亿。

在梁希森的企业里,最独特的项目是利用氨化的牛粪养殖蚯蚓,现已发展了300亩,计划将来达到3000亩。养殖的蚯蚓是从日本引进的“大平2号”,主要返销日本。据测算,一头牛一年产粪便5吨,1吨牛粪可以养蚯蚓30公斤,每公斤蚯蚓卖10元钱,可获利1500元;这些蚯蚓还产生粪便3吨,可以卖给高尔夫球场做草坪养料等,每吨300元,可获利900元。一头牛的牛粪一年就可以增收2400元。

农村建设

在大多数像梁希森一样成功企业家把目光瞄向高端产业领域的时候,梁希森“插足”农村建设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舆论的哗然。人们对梁希森“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给予了很多的褒奖,但也有很多人表示质疑。但就在人们众说纷纭的时候,梁希森开始了实现他“梦想”的第二个步骤。梁希森放言,他要把镇里的109个村全部改造。2004年春天,梁希森的施工队开进了邻近的台张村,准备按照梁锥村的模式进行“翻版”改造,但这一次并不顺利。台张村村民对梁希森的目的产生了怀疑,已经开始的改造行动“流产”了。梁希森没有多说什么,他随后把目标定在了靠近台张村的许家村。2005年,旧的许家村像原来的梁锥村那样消失了,一个“希森许家新村”平地而起。

许家村村支书刘之平介绍说,通过村庄改造,原先占地450亩的村庄缩小到150亩,腾出了300亩地。腾出的地全部复耕成农田,与原来的绑在一块儿,村里成立了股份制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经营,年终分红。

梁希森改造第一个村庄时,大家都认为依他的实力,即使完全没有回报也能办得到。而当他宣布要对全镇进行改造时,不少人开始怀疑:梁希森有没有这个能力拿出这么多钱,这种靠大户投资建设新农村,路子是否可行?

针对梁希森的做法,一些观察人士开始议论和猜测他是否在谋求更长远的利益,也有人质疑梁希森的用心。他们的疑虑是,按照梁希森的开发计划,全镇109个村完成改造后,将腾出3万亩土地资源,这些土地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农村宅基地,通过入股方式并入梁的企业,这3万亩农村建设用地将来的价值难以估量。另外,全乡镇农民原有耕地也将以村民入股、集体土地入股的形式进入梁希森创办的企业集团,成为企业的资产。这些,是不是梁希森的真正图谋?

一些研究新农村建设的专家对这一现象表示了关注。专家认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发挥企业家力量,特别是将产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黄少安认为,梁希森搞的养牛项目肯定是有回报的,作为一个商人,谋求更长远的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关键是要把握好利益的分配。特别是通过村庄改造进行房地产长远投资,可能获得更大回报,这本身对产业资本进行村庄改造、参与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山东省社科院农经所所长秦庆武说,产业资本与村庄建设的结合,值得深入研究。梁希森的滚动开发改造变成一种市场行为,应该更有发展前途,也有更大的推广性和现实意义。

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丁力说,梁希森在农村进行这样一种探索,如果放大来看是体现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过去重视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都知道他们在农业发展上、在农民增收上起作用,而要看到他们在农村变化上也要起作用,要借助大企业的力量来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胡润富豪榜”,梁希森名列66位,身价20亿,然而这个传奇式的农民地产大亨却在地产行业最赚钱的时候瞄上了一个投钱多,见效慢,周期长的农业项目——脱毒马铃薯!

地位

马铃薯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粮食作物。马铃薯耐贫耐旱甚至在大多数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下,也可获得一定产量。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后的二十年,预计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数字将超过一亿,其中增长的95%以上人口,将出现在土地和水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更是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据科学家分析,解决人类未来粮食安全的问题,只靠马铃薯了,并且颁布2008年为国际马铃薯年,予马铃薯“被埋没的宝物”的美称。

中国马铃薯食品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徐开生说:“马铃薯是减肥食品,100克马铃薯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16.5克,而100克大米则含有79.9克碳水化合物,100克小麦含有碳水化合物是75.1克,而且马铃薯里含有的膳食纤维,吃进去以后能够吸水,保水。吃了有饱腹感。所以马铃薯是最好的减肥食品。马铃薯维C的含量是苹果的3.5倍,马铃薯中所含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1相当于苹果的10倍。铁是苹果的3倍。锂是苹果的两倍。一公斤马铃薯,它的营养成分相当于3.5公斤的苹果。所以把马铃薯叫做“地下苹果”。而且马铃薯里含有非常丰富的钾。100克马铃薯有342毫克的钾,可以防治中风。马铃薯中的粗纤维还有日常通便的作用。马铃薯里还含有一种类似转化霉的东西,能够使血管扩张,血压下降。所以患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心肌炎,心内膜炎的,心血管患者,应该多吃马铃薯。印度的医学家研究,一个人要坚持每周吃上5个—6个马铃薯,患中风的危险下降40%。欧洲发达国家人均马铃薯消费量是74公斤,我国是35公斤。2007年出版的我国居民膳食指南里提出,一天要吃谷类,谷薯和大豆250克到400克,也就是半斤到八两,第二个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所以建议每周应该吃五次的薯类食品,每次吃一两到二两。”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副会长周庆峰则在马铃薯的深加工方面给大家上了一节生动的课,他说:“马铃薯变性淀粉用途非常的广泛,衣食住行无所不包。比如说您身上穿的衣物,无论是棉纺、毛纺、混纺,都要用变性淀粉做浆料和精整剂。所有的纸张,越是高档纸,越要用变性淀粉。石油钻井、污水处理、日用化工产品,各种精细化工产品,比如说建材,铸造。而且化妆品里也有。食品,肉类制品,方便食品,膨化食品、酱类,汤类。所有的食品,都要用到各种类似的。就连汽车制造也都有用到变性淀粉。马铃薯淀粉,是工业上一种非常高档的,高质量的变性淀粉的原料。目前我们国家在变形淀粉的研究、生产、使用上起步比较晚,这是由于原来人多粮少的国情制约,80年代以后开始大力发展淀粉加工产业,变性淀粉是从90年代开始,从国内开始研究、发展。那么到现在虽然时间还比较短,不足20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发展速度非常快,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生产的变性淀粉有2000多种,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行业。而目前我国只有30多种变性淀粉,很多高级的变性淀粉我国还生产不出来。比如说一些高档的营养强化食品、高效的吸水保水剂、带血浆、制造胶片、医药的胶囊等等所用的变性淀粉还在研制过程中。”

对于马铃薯深加工的前景周会长说:“马铃薯产业一定要走工业加工的路子,加工产业发展起来以后,马铃薯就有更广泛的出路,而且有更高的经济价值,更广的应用。”

我们国家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占世界的1/5,产量占世界的1/4,都处于世界第一位,但是单产水平仅排在世界第92位,没有合格的脱毒种薯,则是我国土豆产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

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孙慧生教授说:感染了病毒的马铃薯,薯块变小,叶片变小,产量变低。马铃薯脱毒只能靠茎尖剥离。我国脱毒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只占马铃薯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困难处境

马铃薯是一个市场巨大,潜力巨大,利国利民的产业,但是想做马铃薯却是难上加难。梁希森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缺乏人才,一次偶然,老梁知道了马铃薯产业是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决心做脱毒马铃薯种子产业,可当时没有经验的他找了三个同样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就在一间废旧的车间里自己动手进行马铃薯脱毒实验,花了两年时间,投了600多万,可这脱毒苗是一拨接着一拨的死,越死越少,最后一株都没成功。老梁开始也想过算了还是搞房地产吧,可是心底那股不服输的心气让他最后决定继续干下去,这次他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柯柄生,柯校长给他推荐了马铃薯育种专家孙慧生教授。为了让孙教授来自己公司,梁希森买断了中联鸿业公司。有了孙教授的帮助,技术上有了保证,这脱毒马铃薯苗很快就研制成功了,可就在他准备大规模的建脱毒马铃薯育种基地的时候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

曾经在房地产上给他贷款的四家银行,听说他不干房地产要干农业,纷纷收回了贷款。让梁希森措手不及,手上一下子没了钱,可这脱毒育苗不能脱节,梁希森卖了9辆车,卖了房子、关了四家公司,不得以拖欠工人一年半的工资,玫瑰园的房子卖一套就被他拿去一套的钱投进马铃薯基地里建车间,建大棚,买拖拉机,买收割机····那时候过年都是找朋友借钱过的年,一个身价20亿的富翁到了跟人借钱的地步,八年的时间,他投到马铃薯产业里的钱达到21亿8千万,而八年时间一分的回报都没有,第一次见了回头钱。因为马铃薯培育新品种是七年的时间,梁希森的马铃薯集团至今已经培育出了900多种脱毒马铃薯。

看到曙光

2008年6月28日由国家科技部批准在公司建立全国唯一的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在山东乐陵希森中联马铃薯产业集团挂牌成立。如今在山东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3万平方米的现代化脱毒苗组培中心,2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微型薯繁育大棚,拥有了全国最先进的茎尖脱毒实验室、病毒检测室、全国最大的种质资源库,年可扩繁脱毒苗9000万株,繁育微型薯2.5亿粒。北京希森三和马铃薯有限公司是集团在北京延庆设立的又一原原种基地,总占地面积400亩,年扩繁脱毒苗5000万株,微型薯1.5亿粒。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希森集团投入22个亿建成100万亩的种薯生产基地,总经营喷灌圈达300个,每年轮作种植60万亩种薯,年可提供优质种薯130万吨,形成了以商都为依托的核心种薯种植区,每年实现产值30亿元,带动了16万农民脱贫致富。

商都县七台镇杨家地村农民崔英以前种的是自己家留的土豆,一亩地只能产1000斤,种了希森集团的脱毒马铃薯后一亩地产量翻了一番。他准备扩种到10亩。

商都县县委书记王国相说希森集团的种薯基地不仅改变了当地传统的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带动了当地农民增产增收,而且希森集团在不久的将来,将在种薯生产基地的基础上上两条12500吨的种署生产线,这个项目上去以后,每年可以为商都县增加财政税收3000万元。

发展马铃薯产业对于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对于节约国家耕地也同样有着深远的意义。孙慧生教授说:“马铃薯在国外作为第二块面包,在西欧国家。我们国家耕地年年在减少,人口也在不断地增加,我们粮食确实存在着粮食安全的隐患。在南方的耕种,利用水稻的冬闲田种植马铃薯。在中原地区,马铃薯还可以作为“兼作套种”不影响粮食和棉花的产量,还能多收一点马铃薯,这样就节约了耕地。马铃薯,它有抗旱性,越贫瘠的地方越适合种植。像甘肃、青海这些,这些干旱地区,马铃薯正作为主要的作物。所以温总理说,把这个小土豆要做成大产业。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马铃薯的面积是最大的,总产也是最高的,如何把马铃薯做成大产业,这对保证粮食安全,对贫困地区农民的致富,有很大的作用。”

随着我国脱毒种薯的不断推广与普及,一场马铃薯式的革命即将到来,希森集团承诺在未来提供给全国冬作区和二作区一半的种薯供应量,这样在脱毒种薯普及率增加50%的基础上,每亩就能增产1500公斤,每年马铃薯将增产6000多万吨,农民增收480多亿,不仅能从根本上缓解粮食安全压力,也能为农民带来丰厚经济收入,利国利民!

一个地产大亨,偶然发现小土豆是个大产业,一不小心钻到了土豆堆里,承担起一份原本不应该由他个人承担的一份大的责任,八年抗战,终见“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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