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养牛者(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主要说的是什么)

其实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养牛者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主要说的是什么，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养牛者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罗纳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通过对侵害的交互性，以法律判例为基本事实，提出了对此类侵害事件的新的看法，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喜欢!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篇一

20XX年7月28日读盛洪先生主编的《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前言二：“走向新政治经济学”：

盛洪先生在前言一：“新制度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理论”一文写于1993年，主要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尤其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基本核心观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为开始学习或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后学打开了通向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门。在前言二：“走向新政治经济学”一文写于2001年，则是对本书所编辑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论文内容逐篇进行了导读式的分析，为我等后学能更清楚地阅读和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大家的代表作奠定了基础。该文从科斯的社会成本角度延伸开来，延伸到整个社会体制及其代表物政治体制，文中贯穿了新制度经济学大家们的真知卓见，犹如一根无形的彩色丝线将散落于各家的珍珠串成了一个眩目璀璨的项链。字里行间发人深思……

一、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

1、外部侵害不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受到侵害时损失，但同样让侵害者停止侵害行为也会造成损失。

2、法律根据对社会的成本与收益的考虑，提出了“合法的妨害”的概念，即有些行为，即使对别人造成了侵害，只要该行为的当事人采用了适宜的技术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认这些行为的合法性。

3、让企业和公用事业以“合法的妨害”为理由免除侵害责任是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拥有“合法的妨害”权利的当事人，是否会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使用低于适宜水平的技术，从而使侵害的程度高于均衡水平。

4、依据这个理论学习分析公共事业的管理问题、公共资源的管理问题、污染的问题等等。。。

根据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观点，整个社会(包括法学和经济学界)在解决社会净产品与私人净产品的矛盾时候，一般采用赔偿、征税、许可证或者强制搬迁等方式来弥补侵害者对他人造成的损失。同时也认为，在处理这种类似的侵害事件中，政府(国家)行为比市场调整更直接有效。

“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存在许多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存在许多妨碍社会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分配的障碍。对这些障碍的研究成了我们现在问题的本质。……它的目的基本上是实践性的。它试图寻找更高瞻远瞩的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政府现在或者最终会控制经济力量的游戏，并由此促进其所有公民总的福利。”

罗纳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通过对侵害的交互性，以法律判例为基本事实，提出了对此类侵害事件的新的看法：

一、问题的交互性质

科斯首先提出，不能单纯从现有侵害发生的情况来判断侵害的赔偿权利和义务。往往这种侵害行为在本质上存在交互性，比如牛吃谷物的例子：

如果单纯因为牛吃了谷物就认定牛侵害了谷物的话，实际上是过于偏颇的。因为如果为了降低牛吃谷物的可能性，就不得不减少牛的数量或者限制牛群活动的区间(比如篱笆)，这样一方面可能降低了牛肉的供应，另一方面可能增加了牛群放牧的成本(比如篱笆)。从这个角度看，难道我们不能认为是种植的面积侵害了放牧牛群的利益吗?

基于以上分析，科斯提出，“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必须从总体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二、两种不同的定价制度

在不考虑定价制度的成本的情况下(不考虑交易成本)，科斯以牛吃谷物一例，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定价制度：

1、侵害者按照市场价格对所造成的侵害给予全额补偿：只有当牛群的边际产出价值大于谷物损失的市场价值，那么养牛者必然愿意支付全额补偿，而谷物种植者由于获得损失谷物的市场等额补偿，实际上其从谷物中的总体收益不变。也就是说，当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农夫使用土地的所得等于该土地上使用生产要素的总产值与这些要素在次优用途下的附加产值之间的差额。若损害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所得，则要素在其他地方使用的附加产值将超过在考虑损害后使用该土地的总产值。因此，人们就会放弃耕种这块土地而将各种要素偷盗其他地方的生产中去。”也就是说，从总体产出考虑，只要侵害者根据市场价值对所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补偿的话，无论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牛群和种植比例，“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长期影响。”

2、侵害者不需要对所造成的侵害给予赔偿：在这个时候，农夫为了降低损失，就不得不支付给养牛者一定费用，以使得养牛者愿意保持现有的牛群数量，当补偿的费用等于牛群的边际产出时，养牛者将愿意保持现有牛群数量，如果同时农夫由于降低牛群吃谷物所获得的产值大于或等于该补偿费用时，农夫就愿意支付该补偿费用;换个角度，农夫还可以通过建设篱笆等增加成本的方法来降低谷物损失，而当降低谷物损失所获得的产值大于建设篱笆等新增成本的情况下，农夫也愿意采取这样的措施。

因此，从总体产出的角度来看，“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三、四个典型性的判例

1、“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医生诉糖果商机器生产噪音，

2、“库克诉福布斯”案：化学厂硫酸氨气导致可可果纤维草席质量受损

3、“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造墙和堆放木材导致他人烟囱排烟不畅

4、“巴斯诉戈雷格斯”案：酿酒与通气口排风通道

根据侵害交互的基本观点，对四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任何一种侵害行为而言，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无论初始的权利义务结构是什么样的，只要允许完全市场竞争，那么市场自然会将资源调整配置到最优状态，使得产值最大。

四、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时候

1、在不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市场通过对合法权利的分配可以导致产值最大化;但是在开绿市场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只有在“这种重新安排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重新安排才能进行。”因此，“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的安排，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权利达到同样效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的权利安排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值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也就是说，在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时候，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单纯依靠市场是无法实现资源(权利)最优配置的，这时候政府(法律)成为了次优的解决方案。

2、企业作为替代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组织，“活动的重新安排不是用契约对权利进行重新安排的结果，而是作为如何使用权利的行政决定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的时候，企业就成为了代替市场交易来完成资源(权利)配置的一种制度形式。

3、还有一种替代制度是政府的直接管制，“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以及什么是必须遵守的。”“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是，“显然，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种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

4、市场、企业和国家行政命令都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制度安排，“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但是问题反过来也一样，是否政府管制没有解决问题，就应该全面放弃由市场来自行调整呢?

五、合法的妨害

在充分分析了妨害的经济性质、解决机制的基础上，科斯先生大量引用了英国和美国妨害问题的相关判例资料，提出了“合法的妨害”的概念。

1、“以对邻人的损害为代价来使用自己的财产，或……做自己的事。只要在合理的界度内，他所开的工厂产生的噪声和烟尘可以造成他人的不舒适。只有在他的行为不合理时就其效用和所导致的有害结果而言，它才构成妨害。”

2、“……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简单地是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生产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但真正的危险是，政府对经济体系的全面干预会导致对那些对过分的有害后果负有责任的人的保护。”

中文翻译的有点晕，下次将英文的相关部分都补充于后。

六、庇古与庇古传统之批判

所老实话，没怎么看明白。回头先把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看看再做笔记吧。晕死我了。

从基本内容上，感觉是说，古典经济学家倾向于采用“自然”(市场)的手段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以达到产值的最大化;而庇古先生倾向于采用政府手段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政府现在或最终会控制经济力量的游戏，以此来促进经济福利，并由此促进其所有公民总的福利。”

科斯先生通过对庇古先生所提出的“火车火星问题”、“兔子问题”去分析了庇古先生体系的混乱和模糊，虽然我并没有看明白。哈哈，最终指出，并没有办法却确认市场还是政府是解决妨害的最优办法，而是应该放开视野，“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所产生的总产品，……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并应考虑这些安排在各方面的总效应。”其次，“将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形上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而不是“对自由放任状态和一些理想世界的比较来进行分析”。最后，科斯先生提出了，以产权的角度来分析生产要素的观点，也就是说，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产权配置的过程。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篇二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引出问题：如何处理工厂(甲)对居民(乙)的烟尘污染问题?庇古，《福利经济学》：赔偿、征税或责令工厂迁出。科斯认为这些办法并不合适，这类问题有待分析。

二、问题的交互性质

甲对乙的污染或侵扰固然是一种侵害。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会使甲受到侵害。问题具有交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三、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羊牛者(甲)对农夫(乙)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赔偿费用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个地点，也不会不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简单地说，养牛者支付给农夫m1，而m1大于农夫放弃土地耕种的收益m2，但m1小于养牛者由此新获得的收益m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四、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由农夫承担责任。农夫会付给养牛者l1作为补偿养牛者减少牛群数目的损失，而l1大于养牛者的损失l2，但小于农夫由此而获得的收益l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两种方式都导致一种结果：双方都盈利，双方都满意，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五、问题的重新说明

科斯以四个实例论证其观点的本质，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

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

如果甲胜诉，乙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甲放弃对乙的权利，乙会给甲补偿，而且补偿大于甲不放弃权利的收益。(乙对甲的补偿小于乙因此带来的收益。)这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如果乙胜诉，甲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乙放弃对甲的权利，甲会给乙补偿，而且补偿大于乙不放弃权利的收益。(甲对乙的补偿小于甲因此带来的收益。)同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因此，无论如何，在交易成本为0的情况下，甲乙都会通过谈判实现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六、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

第三、四、五部分都隐含了一个前提：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但这不是现实，是个假定。通常交易成本很高，使交易根本无法进行。“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

七、权利的法律界定以及有关的经济问题

“当市场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改变法律已确定的权利安排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

“我们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在由法律制度调整权利需要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利用”。

八、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研究

九、庇古传统

庇古的观点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对侵害者(甲)征税。

科斯认为，单方面征税是不对的。即使征税，也应该建立一种双重的征税制度。因为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不允许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但“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就我的目的而言，只要表明这种税收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

十、研究方法的改变

研究问题的方法必须改变，要考虑总的效果：社会成本和社会利润。

斯蒂格勒概括的“科斯定理”：

1、如果交易成本为0，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使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

2、交易成本不可能为0，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

3、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进行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篇三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讨论产权的法律界定的论文，构筑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理论分析框架。科斯在1959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曾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无线电频谱的使用应服从价格机制给予出价最高者，无线电领域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在稀缺性资源中建立产权，并进一步指出产权的界定有赖于法律。这篇文章关于产权分析的初步尝试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论。很多经济学家均参与了这场大论战，为了说服这些经济学家，科斯在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

科斯写作《社会成本问题》的最初目的，是暴露庇古所提的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方法的根本缺陷。科斯认为“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科斯提出有害效果问题是具有相互性的，“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实质”，“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伤害乙，还是允许乙伤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在分析问题时，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力的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科斯说“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科斯举出了一个例子：失散牛群毁坏邻近土地作物的例子。并从假设养牛者对毁坏作物负责以及养牛者对毁坏作物不负责两个角度，分别阐述了如果定价机制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都能实现产值最大化的结果，并且不受法律状况的影响。这个结论即被斯蒂格勒称为“科斯定理”。这个定理的主旨就是，只要市场交易的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属于何方，通过协商交易的途径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最佳效果。这种使资源利用达到最佳效率的结果与产权的归属是无关的。

但是，当加入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科斯早就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科斯更倾向于将“科斯定理”看作是“分析具有正交易费用的经济路途中的一块垫脚石，以便进一步分析一个有正交易费用的经济”。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之后在本文的第五节中科斯研究了权力的初始界定和进行某种既定的市场交易的成本。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力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对解决有害效应问题的方法做了具体的分析。

运用交易费用的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了作为市场的替代物的企业。“显而易见，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将是产值增加。正如我多年前所指出的，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通过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必然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

“但是，企业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如何使用，他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有时它的成本也大的惊人，所以，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

对于有害效应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的解决办法都是有成本的，区别在于相对成本差异。科斯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和比较，比较个方式的成本与收益。本文的主旨就是在于科斯想要说明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方法来研究问题。

文章的第六节阐述的是“权力的法律界定及有关经济问题”，科斯说“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使用”，“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交易及其成本取决于财产权利如何被界定以及转移的条件和权利接受者所提供的保证。

科斯揭示了庇古对于问题的看法及经济学分析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庇古的传统是错误的，科斯指出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问题得出正确结论，根源是福利经济学方法中的根本缺陷，需要做的是改变方法：

第一.当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的安排所产生的社会总产品，而对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做一搬的比较则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通过将自由放任状态和一些理想世界的比较来进行分析，但由于理想世界的不确定性，使得这种分析对经济政策没有太大的帮助，应该将分析的出发点定在现实存在的情况上。

第三.对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通常认为要素是实物而不是行使一定行为权利，如果将生产要素是为权利，做生产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也是生产要素，这就容易理解多了。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启发了人们对产权法律界定的首次思考，是产权与制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其主要思想被总结为我们所熟知的“科斯定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在揭示传统教条的错误时，提出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力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自己曾说过：“在一篇文章(是指《企业的性质》)中，交易费用是用来表明，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包括在分析之中，那么企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在另一篇文章(即是指《社会成本问题》)中我指出，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引入分析之中，从问题的范围考虑，法律就没有意义。”科斯此文虽然没有将产权的概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综合性的阐述，但他为后继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

科斯在本文中采用了边际分析方法，提出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

但是科斯定理还是遭到了批评，这个定理一直被认为是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同义反复。但其实正如科斯所说，可以将其看做是研究正交易费用的基础，科斯定理的贡献恰恰是其反面，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高昂，使得交易无法达成的情况下，由法官通过计算产值，让产值更低的一方承担责任，科斯提出的这一原则既与法的精神相违背，在经学上也无法成立。

一直有反市场的人士说，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干预就是合理的。而科斯的由法官计算产值和由计委官员计算产值，其内在思路是一致的。两者都面临同样的困难：无论是计委官员，还是法官，他们都无法全面了解价格等市场信息，他们的计算，注定是失败的计算。

青年经济学家莫志宏从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的角度，批评科斯的“计划者视角”，我很赞同她的批评。本文要说的是，即便纯以芝加哥学派的视角看，科斯对侵权责任的分析，乃至后来波斯纳等人建立的责任原则，也是完全无法成立的。

总之，虽然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书受到了许多的批评，但能够取得这么重大的影响，也证明了这本书的确有他存在的意义，这也是科斯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是脱离哲学确立了社会终极正义的科学标准，所以从这方面看，《社会成本问题》也是一本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篇好文章。

【笔记】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定律

我们知道的社会成本的通常意义为：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之间有一定的分离，比如说扔垃圾，你要承担一定的成本，但是把垃圾扔到大街上，你自己的个人成本就小了，社会因此承担的成本就大了。但这周的社会成本问题却不是在这个层面上讨论的。

薛老师在正式开讲之前，问了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肯定的，因为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一方伤害了另外一方，伤害者对被伤害者当然需要做出赔偿，同时我们要限制伤害者对被伤害者造成伤害。**希腊有句名言：“行使你的权利，但应该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

然而当大家都一致这么认为时，有个叫做罗纳德科斯（RonaldH.Coase）的经济学家却有不同意见。

举个例子，有两家相邻的酒店，左边的那家酒店，有一个很漂亮的游泳池；右边那家酒店，它刚好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幢14层的副楼，要是这幢副楼盖起来的话，就会挡住东边过来的阳光。游泳池没有阳光，吸引的客人就会少，收入就会受到影响。于是，左边这家酒店跑到法院，去要求禁止右边的酒店盖副楼。从这个例子来说，左边那家有游泳池的酒店为自己辩护会说，右边的酒店你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副楼，可是别修得那么高，把我要的阳光给挡住了。但是右边那家酒店也可以为自己辩护说，左边那家酒店，你要在游泳池旁边享受眼光，就好好享受，但是别妨碍我修自己的副楼。

可见“行使你的权利，但应该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这句话，不同立场的人可以做不同的辩护。

于是科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这些案例在我们看来是一方在伤害一方，但科斯认为这个角度不对，而应该看成是双方在争夺一些稀缺的资源。

另一个例子，有两块相邻的地，左边的地种小麦，右边的地在养牛。这时候，那头牛如果冲过栅栏，跑到小麦地上吃小麦，从科斯的观点来看，这不是牛在伤害小麦，而是牛跟小麦在争夺同一块地，上文说的两家酒店争的也是享受阳光的权利，水泥厂和居民争的是空气等等。

这个爆炸性的观点出来后，不用想就知道很多人会争先恐后地跑来批评，于是科斯为了能把自己的观点更明确地阐述出来，于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TheProblemofSocialCost），可即便这样，也依然抵挡不住持续而来的批评声。

法律经济学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Epstein）对所有的这些争论做了个总结，假设前面提到的所有案例：

比如牛跟小麦之争，头脑风暴一下，假设牛跟小麦都同时属于一个主人，这时候他一定会说，牛绝对不能吃小麦吗？不会。牛能不能吃小麦，取决于牛肉能卖多少钱，小麦能卖多少钱。如果小麦价格贵，那牛当然不能随便吃小麦；但是如果牛肉价格卖得足够高，那牛当然可以吃小麦，不仅吃小麦，我们还要给它听莫扎特的音乐，给它按摩呢。

再比方说，火车喷出火星烧着亚麻的案子，如果铁路公司、亚麻和农地都是同一个主人的话，他会怎么做？你要知道，要防止火车喷出来的火星烧着亚麻，有好多办法。如果你说铁路公司要负全责，那么铁路公司就得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措施，来防止它喷出的火星烧亚麻。比方说火车要改成动车，这可能吗？这是在1914年的案子，不可能吧；那可以在铁路沿线修筑起高墙，这样能防止火星喷出来，但这成本就非常高了；也可以让铁路改道，这样的成本也非常高了；也可以跟沿途所有的农夫达成协议，多买他们铁路边上十米的地，好让农夫不把亚麻堆放在靠铁路太近的地方，这样也能防止意外，但这样做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你能想象到，如果铁路跟农庄是同一个人所有的话，他当然会采取最便宜的办法来避免意外。其实这个案子当时判决的时候，就有过这么一个细节。

当时大部分的法官都认为铁路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法官，他名字叫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这位法官就在判词旁边写了一个个人意见。他说：“虽然我们都认为铁路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铁路跟农夫的总收入总产出不能够达到最大的话，那么农夫可能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铁路和农地都归一个人所有的话，他当然会说，“我能不能把堆放亚麻的地点稍微挪远那么一点点，意外就能够避免了。”这是最便宜的办法，你不会买了一些鞭炮回家，说你非要放到炉子边，因为鞭炮是你的，这个家你做主。你会倒过来说，既然鞭炮是你的，炉子也是你的，那就把鞭炮放得稍微远一点。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个想法，科斯的意思是说，铁路烧着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因为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担当更大的责任。如果这样来分摊责任的话，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达到最小。

也就是换句话说，谁能够把资源用得更好，资源就应该落到谁手上。但这句话有没有条件？难道是个强盗逻辑？

举个例子，钻石最早是归谁的。钻石最早是归矿工的，因为是矿工把钻石给挖出来的，但你有没有见过，那些矿工满脖子都挂了钻石项链呢？没有。钻石都跑到哪去了？钻石不远万里跑到了白富美的脖子上，跑到了她们的手指尖上。谁用得好就归谁。

再比如说，淘宝网店数据归谁所有？有许多顾客在淘宝逛店，逛店就会留下逛店的电子痕迹，这数据归谁所有？你可以说这数据归顾客所有，因为店是他们逛的，数据是他们逛出来的；你也可以说数据归电商所有，顾客既然来到电商的店里逛，那么留下的电子足迹就应该归电商所有；淘宝平台也可以说归自己所有，因为这些数据是在淘宝的平台上产生的，存在其平台上，所以这些数据应该归其所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觉得这些数据应该归谁？根据科斯定律，我们可以预测，这些数据不管最开始是谁产生的，不管它存在哪里，最后谁能够把这些数据用好，他们就会不断折腾、不断争取，最后数据会落到他们手上。谁能够把这些数据用好呢？逛店的顾客用不上这些数据，电商也不太能够把这些数据用好，淘宝平台用好这些数据的可能性更大。最后，是那些做电商商品页设计的人，他们对这些数据特别敏感，这些数据对他们特别有用，他们就会努力去获取这些数据，从而把网页设计得更加得体。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制度设计的话，就应该把制度设计成，尽量方便能够更好运用数据的人得到这些数据，尽量减少当中的阻碍。这样这些数据就能产生更大的效益。谁用得好就归谁。

薛兆丰的经济学课

20170327-20170331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主要说的是什么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益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乔治-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陪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由于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不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数目

谷物年损失（头）

每增加一头牛所造成的谷物损失（吨）

假定养牛者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如果他将牛群数目从2头增加到3头，他现追加年成本3美元。在决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须联系其他成本来考虑这一因素。这就是，除非追加生产的牛肉（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包括增加的损坏谷物价值在内的附加成本，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如果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办法就会被采用。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4头或更多的牛，当没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养牛者愿支付这笔费用。当棚栏围起来后，由于损害责任而产生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而不得不加固并建造花费更大的栅栏，因为养牛者有责任依靠这些栅栏管好更多的牛。当然。对养牛者而言，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合算，就像在上述算术例子中牛群只有3头牛或更少一些时那样。

人们可能会想，养牛者将支付所有谷物损失这一事实会促使农夫增加种植量，假如养牛者逐渐占据了邻近土地的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以前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谷物，边际成本等于已种谷物数量的价格，生产的任何扩张都会减少农夫的利润。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谷物损害的存在意味着农夫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谷物量的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损失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当然，放牛一般都会造成谷物损失，因此养牛业开始出现时会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实际上，如果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受损害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从未被损害的谷物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少于耕种该块土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而不将这块土地留作耕种是有利可图的。通过一个算术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纯收益为2美元。为简明起见，假设农夫拥有土地。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邻近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

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括

2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农夫耕种土地的纯收益仍是2美元。如果农夫同意在任何损害赔偿低于3美元时就不耕种他的土地，则养牛者的境况就好转了。农夫为任何高于2美元的陪偿费都会同意不耕种那块土地。显然，使农夫放弃耕作而达成满意交易的余地还是有的。但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的土地。例如，牛有相当固定的通往小溪或树萌地带的路线，在此情下，

沿途道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因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达成一项农夫不耕种这块狭长土地的交易会对双方拥有利。

关于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养牛者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