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养牛产业，为什么那么穷

大家好，关于西昌养牛产业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彝族,为什么那么穷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傈僳族的风俗有哪些

风俗如下：

按照傈僳族人的传统习惯，修建房屋必须在一日之内盖成，否则即认为不吉利。为保证在一日之内建成房屋，房主人必须依靠家族亲友及村邻通力合作，即僳语称之为“瓦爪”的形式。盖房的前几天，由房主人通知众亲友。事前就分别凑够了各种建筑材料，然后请巫师择定吉日，届时所有被邀请的亲友和邻居一齐动手，一日之内即告完成。

房主人视经济条件款待相帮的亲友。有的地方的房屋建筑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小竹楼。楼上住人，一般用竹篱笆隔为两格，两间屋中央都设一火塘，备三脚架，作为煮饭烤火之用。晚上，全家围火塘而睡，火塘内终年生火。遇有客人来临，主人则把火塘边让给客人住。竹楼下一般为养牛、猪等牲口用，竹楼四周辟为园地，种以瓜果、蔬菜之类。

分布区域

傈僳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云南昆明、丽江、保山、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州、县和四川的西昌、盐源、木里、德昌、攀枝花等县。

例如云南丽江培德村，地处宁蒗彝族自治县翠玉傈僳族普米族自治乡，是傈僳族聚居的传统村落，村落依托傈僳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传统民居建筑为载体，以传统种养业为主导产业，传承了优秀的傈僳族文明，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传统村落。

彝族,为什么那么穷

山彝族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主要是在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基础设施、民族传统以及扶贫开发资金投入不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但是，就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而言，凉山虽然不是很好，却也不是最差。全国自然和基础设施条件比凉山差而老百姓比凉山富裕的地方不少，反而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同凉山接近而还存在同凉山一样连片贫困的地方却很罕见。从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民族自治州来看，甘孜和阿坝两个州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都不比凉山彝族地区好，但老百姓普遍都比凉山彝族同胞富裕。所以，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等问题并不是凉山彝族地区贫困落后的主要和关键性原因。凉山彝族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

1、社会发育层次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凉山彝族地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经济文化区域，其社会发展直至20世纪50年代还停留在比较低级的奴隶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并相当完整地保持着该区域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样式和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其腹心地带，等级关系森严，人身的占有关系、使用奴隶的普遍性以及对奴隶统治压迫的残酷性，充分反映了凉山彝族社会浓厚的原始色彩和奴隶制的野蛮落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凉山彝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变迁使凉山彝族人民与全中国人民一样在政治上实现了平等，但是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过程和规律，不可能象政治制度一样“一步跨千年”，其经济发展依然落后，生产力水平依然低下。同时，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民族内生的变革跟不上制度的变迁，内生因素发展不够，从而显得外部发展得越快就落后得越多。

民主改革前的彝族社会，不仅社会制度落后，经济方式也很原始、很落后。根据凉山民主改革时期的有关调查资料，凉山彝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方式进行的。主要种植荞麦、玉米、燕麦、土豆、水稻、黄豆、小麦、大麦、圆根等。以二半山和高寒山地的旱地耕作为主。山地垦殖采取休耕轮歇的方式，实耕地一般一年只种一季，土地轮歇时间长、利用率低。农业生产工具也很简陋，普遍使用木制农具。耕作方式通常是浅耕浅耙，碎土不细，施肥甚少，甚至不施肥。劳动形式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并习惯以互相帮助和换工的方法，来调剂劳动力的余缺。在凉山腹心地带，如按亩产量折合成荞麦计算，平均亩产量一般在100斤左右，边缘地区平均亩产也仅为120－130斤。缺粮在下层群众中是普遍现象。畜牧业生产管理也极为粗放，靠天养畜，牲畜数量始终是有限的，基本维持在一种低水平的自然平衡状态。

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与20世纪中叶世界性的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所带来的技术和社会进步相比，反差太大，形成了巨大的历史鸿沟。这个历史鸿沟的逾越，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在今天的凉山彝族社会中还大量和普遍地存在，特别是对经济方式的影响更甚，这也是凉山彝族地区还如此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

凉山彝族为什么那么穷大凉山彝族最真实的生活（图）

2、劳动力整体素质低

新中国成立以前，凉山彝族地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制和机构，彝族传统教育主要以口头传承的形式承袭，彝族文字只是在世袭的毕摩家支或一小部分人中流传。所以，当时的绝大多数彝族同胞都没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条件和机会。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当时彝族地区封闭、落后的经济社会形态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不是很高，通过口头传承、模仿等形式也能很顺利地学到其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各种技能。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彝族地区开始大规模兴办学校，发展现代教育，通过50多年的艰苦努力，虽然已培养了一批批大、中专生和高、初中生，彝族地区劳动力素质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凉山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仍然偏低，仍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脱贫致富的基本需要。主要表现在：

一是劳动力接受学校教育时间短，文化程度低，反贫困的智力支撑力弱。据调查，在彝族聚居的越西县西山乡西堰村的218位成人中，中专毕业生10名，占被调查人员总数的4.58％；高中毕业生6名，占2.75％；初中毕业生47名，占21.55％；小学毕业生82名，占37.61％；文盲半文盲73名，占33.48％……2000年，全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4.8年，而全国是7.1年，四川省是6年。彝族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这给本地区脱贫致富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很大难度。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彝族地区由于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偏低，新增劳动力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还在增加。喜德县吴哈村，全村6－15岁人员123人，辍学在家27人，占22％，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员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就辍学了。这些人员基本上都以文盲或半文盲的身份加入到劳动力行列，他们自身反贫困能力弱不说，还会继续影响其对下一代的教育与培养，就会陷入愚－穷－愚－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是劳动技能简单、单一，反贫困手段有限。大多数人都只掌握有简单、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技能。在彝族村落调查，家家户户的经济方式、经济来源都大体相同，基本上都来源于种植或养殖收入。况且，劳动生产率低下，挣的都是来之不易的“辛苦钱”。当然，要是有较为完善的技术学校和职业中学教育体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凉山州大多数县都没有技术学校，有普格、金阳、昭觉、美姑、雷波、木里等6个县没有职业中学，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工作基础薄弱，无以为继，劳动者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来致富的想法实现难度很大。

三是外出务工制约因素多，致富门路少。据有关资料，四川省每年要输出劳务500－600万人，为四川挣回300多亿元，劳务输出已成了四川农村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凉山州每年也有劳务输出20多万人次，但彝族所占比例很小。究其原因，除文化知识水平低、劳动技能单一等因素外，语言交往能力以及民族风俗习惯等也是影响彝族地区劳务输出的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些受过初高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都主要在本县内或凉山州内，到州外或省外打工者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3、传统陈旧观念束缚，不良习俗制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彝族经济社会形态与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市场竞争的能力弱小，市场竞争的意识淡薄，彝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受到大大减缓。

一是重商观念淡薄。“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羊为御寒、养鸡为换盐巴钱”，凉山彝族地区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中，社会剩余劳动和产品都很有限，整个生产和消费的循环都很简单。商品交换长期甚至到今天都还有相当多的地方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传统习俗，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解放前，彝族社会商品交换的特征是：商品交换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没有形成本民族的商业市场，没有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商人，只有极个别的商品生产，没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形成了凉山彝族“重农轻商”的习俗。彝族的传统习惯更多地趋向于“重义轻利”，甚至有“以务商为耻”的行为规范。所以，整个凉山彝族社会重商观念淡薄，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更是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得很弱势。

二是积累观念不足。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战争有很大关系。彝族历史上，截止20世纪60年代，战争一直伴随这个民族，从来没有离开过。不仅与外民族之间时有战争，本民族内部不同等级、不同阶层之间也战争不断，特别是经常性的家支间的冤家械斗，因时间久、规模大、具有普遍性而对整个彝族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彝族各家支之间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而起的纠纷，到了难以解决时就会发展为冤家械斗。比如甘洛县有两个彝族家支，他们之间的械斗时断时续，进行了几百年，到民主改革时，本来各有几百人的成年男丁竞只剩了几个。战争严重破坏了生产，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养成了好勇斗狠的社会风气，阻碍了交通与物资流通，阻碍了彝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经常性的战争，使得很多彝族家庭不得不进行经常性的搬迁，战争的破坏性造成了他们不固定置家立业以及积累意识差的习惯。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有一个资本的积累过程，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也是一样，没有积累就不可能脱贫致富，贫困也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消除。

彝族有哪些分支

彝族

yizu

Yiethnicminoritygroup

人口为7762286人。

民族概况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彝族人口数为7762286。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6个方言。原有一种表意文字，史称囊文，也有人认为它是音节文字；1975年制定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并开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使用。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包括云南大部、贵州部分以及广西的全部彝族地区，以土地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封建地主经济早已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最主要的剥削方式。此外，对佃农一般还进行额外劳役剥削，雇工与高利贷剥削也十分普遍。部分地区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土司仍得到保存，或在“改土归流”时保全了大量的土目与中小奴隶主，因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较长。如在乾隆初年，贵州威宁地区的彝族群众仍然“半为夷目家奴”。及至建国以前，所属百姓仍然保留某些农奴的特点，奴隶主的剥削虽以实物地租为主，仍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奴隶制的痕迹。云南武定、禄劝以及红河南岸等地当时也保存不少大小彝族土司，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地主经济已有取代领主经济的发展趋势。

农业是广大彝族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作物主要有玉米、荞麦、土豆、小麦、水稻、大麦、燕麦、元根等。农具主要有犁、耙、条锄与板锄。在高原地区，人口稀少，牧草丰富，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主要牧养牛、马、猪、羊等。山地森林资源、山货资源十分丰富。河流湖泊中有各种鱼类和水产。狩猎，采集药材、木耳，捕鱼等成为群众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基本上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采取定期赶集的形式进行商品交换。

彝族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尤其是在聚居区内一直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仅用少量的牲畜、粮食、山货去换取针、线、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耻于经商’’的观念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彝族人民的观念中，牛羊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衡量贫富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或一家人)能干与不能干、强与弱的标准。拥有百头牛羊是一般彝人的追求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已经建起了钢材、生铁、煤碳、采矿、发电、伐木、化肥、农机、食品加工等轻、重工业部门，形成了一支本民族的产业队伍。云南个旧的云锡公司，已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一个重要企业，贵州西部的六盘水特区，已发展成为著名的煤炭工业基地，四川渡口也成为著名的新兴钢铁工业城市。交通运输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各地普遍修建了公路，成昆、贵昆铁路干线也通过了彝族地区。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一些贸易机构和集市，使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上实行搞活的政策，彝族的城乡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彝人中建企业、经商者逐年增多，落后的自然经济正受到严重冲击。

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地彝族流传许多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已发现的有上千种之多，现已陆续翻译、整理出版，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学等方面。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及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在医药学方面，彝文著作中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彝族普遍采用夏历。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古代彝族先民使用过十月历。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

彝族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漆绘主要多施于碗、盘、壶、杯、盔甲、护腕、盾牌、箭筒、马鞍、马笼头、月琴、口弦之上，颜色以黑、红、黄三种色彩为主。刺绣为彝族妇女所善长，常绣在头帕、擦尔瓦、衣袖、衣大襟、裤脚、挂带、烟荷包、腰带等上。

风俗习惯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

彝族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区是玉米，次为荞麦、大米、土豆、小麦和燕麦等。肉食主要有牛肉、猪肉、羊肉、鸡肉等，喜欢切成大块大块(拳头大小)煮食，汉族称之为“砣砣肉”。大、小凉山及大部分彝族禁食狗肉，不食马肉及蛙蛇之类的肉。彝族喜食酸、辣，嗜酒，有以酒待客的礼节。酒为解决各类纠纷，结交朋友、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中必不可少之物。

彝族的房屋结构有的地区和周围汉族相同，凉山彝族居民住房多用板顶、土墙；广西和云南东部彝区有形似“干栏”的住宅。

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妇女地位较低。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上葬。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彝族宗教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主要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中，最主要是对精灵和鬼魂的信仰。人们认为大自然中许多没有生命的东西都附有精灵，一个家庭中凡是祖先遗留下的一切东西如衣服、首饰、银子、用具，都可附上精灵“吉尔”，认为它具有保护家人的魔力。由于历史上长时期的民族文化交流，佛教传入彝族区已有长久历史。清代初年，道教在一些彝族地区盛行。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天主教与基督教也于19世纪末年先后传入彝族地区。

彝族的节日主要有“火把节”、“彝族年”、“拜本主会”、“密枝节”、“跳歌节”等。“火把节”是彝族地区最普遍而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一般多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每到火把节，彝族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打牲畜祭献灵牌，尽情跳舞唱歌、赛马、摔跤。夜晚，手持火把，转绕住宅和田间，然后相聚一地烧起篝火，翩翩起舞。

彝族的虎图腾崇拜

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人们出于对动植物的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他们以自己信奉的图腾，作为本氏族的标志，甚至将其作为本民族的祖先。中国云南的彝族人，对虎的崇拜就是源于这种古老的图腾信仰。

据彝族的民间史诗《梅葛》记载，天神在创世之初，派了他的五个儿子去造天。天造好了之后，便用雷电来试天，结果天裂开了，用什么补天呢？天神们认为世界上的东西虎最威猛，于是天神又派五个儿子去将虎制服了，然后他们用虎的一根大骨做撑天柱，这样天就稳定下来了。他们又用虎头做天头，虎尾做地尾，虎鼻做天鼻，虎耳做天耳，左眼做太阳，右眼做月亮，虎须做阳光，虎牙做星星，虎油做云彩，虎气做雾气，虎心做天心地胆，虎肚做大海，虎血做海水，大肠做成江，小肠做成河，虎肋做道路，虎皮做地皮，硬毛做树林，软毛做青草，细毛做秩苗……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世间万物。

黑虎氏族是彝族的远古先民，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崇黑尚虎，即以黑虎为图腾，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彝族人称虎为罗，许多地方的彝族人至今自称罗罗，即意为虎族。他们自认为是虎的民族，每年都要过虎节，日期从农历正月初八的接虎祖开始，到正月十五日的送虎祖结束。虎节期间，全族人共同欢乐，跳老虎笙、祭虎祖，以祈福消灾。他们在举行祭祖仪式时，用画有虎头的葫芦瓢来象征自己的祖先。

许多彝族人认为自己是虎人。有的村寨至今还流传着"人死一头虎，虎死一只花"的俗语。在他们的姓氏中，常见的罗就表示他们是虎的后代。男人自称罗罗濮或罗颇，意思是雄虎；女人则自称罗罗摩，意思是母虎。彝族人过去就通行火葬，他们认为遗体火化之后便可返祖为虎了。在彝族人聚居的地方，还有许多以虎称呼的山岗、水流和村寨，因为虎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就应以虎来为其命名。

虎被中国人视为百兽之王。它是力量和威严的象征，被彝族先民敬奉为原始图腾，成为吉祥与幸福的象征。由于虎被他们奉为祖先，因而在一些彝族人家中的神龛上供奉虎形祖灵，大门上挂着虎形辟邪，墙壁上挂着虎图腾壁挂，在村寨路口设有形状像虎的石虎神。彝族人称虎神为罗尼，这是他们心中最灵验最崇高的神。虎神可以为他们消灾驱邪，可以保佑他们称心如意、吉祥平安。他们把自己、家庭、家族的幸福，都寄托在虎神的护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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