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喜欢养牛吗知乎(而大多数中国人喜欢吃猪肉？)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西班牙喜欢养牛吗知乎，以及为什么大多数欧美人喜欢吃牛肉，而大多数中国人喜欢吃猪肉？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西方的平民社会是什么

1.九成五的人住在乡下

谷物贸易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帝国内大部分的商业买卖都是重量轻、价值高、禁得起长途跋涉的奢侈品。一如19世纪以前的欧洲，罗马帝国境内大部分的人都是就近取材，看附近种什么或制造什么，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一概是本地出产。欧洲村舍之所以拿茅草覆顶，不是因为它比石板屋顶更有诗画风情，而是因为茅草便宜，唾手可得，因此，经济发展并不是罗马人推动革新的重点，以一套法典及一种效率卓然的军事组织将整个帝国维系于不坠，才是他们的治国精神所在。直线相交的罗马道路，有一部分迄今犹存，即是出自当年军事工程师的设计，主要目的是让士兵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时行进迅速，因此是直线的；但如果是设计给一般马匹和马车使用，坡度会和缓得多。

在罗马帝国的最后两百年间，随着日耳曼蛮族入侵，城市人口流失，贸易严重萎缩，地区的自给自足更形必要。在帝国的极盛时期，城市是没有围墙的；罗马的敌人都被挡驾在边境之外。直到3世纪，城镇开始沿着外围筑起城墙，后来城墙涵盖的区域越来越小，更证明了城镇的萎缩。公元476年，整个罗马帝国消失于无形，此时乡村的人口比例已经升至了九成五。

这些人口就此留在乡间，一留就是数百年。日耳曼蛮族入侵之后，其他外族也接踵而至：7到8世纪是穆斯林，他们占领法国南部，攻进意大利；9到10世纪是维京人，到处烧杀掳掠，大肆破坏。11到12世纪，和平终于到来，贸易逐渐复苏，城市生活这才起死回生。5世纪之后，有些城镇几乎完全夷为平地，其他也大为缩小。

土地劳动人口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但极其缓慢。15世纪，欧洲开始向海外扩张，商业、金融业、航运业因此水涨船高，城市也欣欣向荣。1800年左右，西欧的乡间人口可能已降到八成五，稍低于罗马帝国当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移动几乎无甚变化；唯一的例外是英国，1800年前后，它的乡间人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而开始锐减，到了1850年，英国人已有半数都居住在城市里。

2.谈天气，忧心命运

耕种食物的人也有等级之分。长久以来，无论什么时代，小地主、奴隶（或当过奴隶的自由民）、农奴（或当过农奴的自由民）、佃农（或收益分成的佃农）和劳力工都可能包括于耕种者之列。我们通称他们为农民。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处于什么年代，这些人的工作方式都一模一样；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19世纪的犁田方法和罗马时代殊无不同。他们用很原始的犁，你只要想象一根叉状的长木棍，底部有个切割用的刀片就是了。一头牛或马在前拉着犁，一人在后抓着犁头控制方向，而刀片很难深入土壤内层，只能浅浅刮过表面。犁田是以棋盘式进行，先沿着田地直行，再横着犁下去。

有轮的犁具是中世纪早期的伟大发明之一，发明者是何人已不可考。它对法国北部、德意志和英国的厚重土壤尤具效果。基本上，

早期的叉状犁具，重量相对为轻，只能在小块田地间浅掘土壤的表面。有轮的犁具则可深入北欧的深层土壤，犁出一条条长形的垄沟，称为“弗隆”（furlongs）（译注：furlongs，亦称浪，长度单位，相当于0.2公里）。

这种犁具颇类似于现代的耕土机，只是还是得由动物拉车并且由人控制。这种犁除了有个挖得进土壤的锐利刀片，还有一个模板可将挖松的土壤抬起翻转。这就产生了垄沟，不止是挖挖表面而已，而且垄沟都是同个方向、互相平行，不再是旧式犁法的平行相交。在重土壤上，灌溉的水可以沿着垄沟流下去。犁田是辛苦的工作，你不只是操控犁具的方向而已，如果你的肩膀和手臂不用力抓紧，不但挖不到土还会翻覆。犁完田后就是播种，这个差事比较轻松，你在田地一条条的刈沟里撒下种子，然后拿一根耙子（harrow）——耙具的一种——把种子盖起来。

犁田是男人的事。收割则是男女老幼都要参与，而且因为安全收割期很短，农民得从城镇招募临时工，就连本地的士兵都可能走出军营前来帮忙。收割的工具是镰刀，一种有柄的弯刀。考古学家曾在最古老的人类聚落里找到镰刀，而直到20世纪初叶，镰刀在欧洲依然是标准的收割工具。1917年，俄罗斯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制作了新国旗向劳动阶级致敬，新旗上有榔头和镰刀的标志，榔头意指城市里的劳工，镰刀则代表乡村劳工。

想到耕种和收割，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你今天看到的景象：农夫坐在装有冷气的曳引机里，一路开过田地。年复一年，一英寸一英寸的田地都是农民埋头苦干、弯腰驼背、拖着脚步辛苦耕耘出来的。

把收割完的大麦或小麦茎秆集中在一起，接着还得将麦粒从麦穗上打下来。打谷用的工具叫做连枷，它有长长的柄和一个连着一根皮带的平板。在谷仓地上铺满麦穗，然后摇晃连枷的柄，木板就会往下移动，平平压在麦穗上。让谷仓的门保持开敞，如此，微风可把糠皮吹走，地上只留下完好的谷粒。

这些谷粒可以制成面粉，然后做成面包。面包是生命的支柱，你就这么大块大块地吃它，没什么别的可选；肉不是平常就可以吃到，或许有点牛油或乳酪可以配着面包吃。面包就是主食，不是放在旁边小碟中的配角，也不是漂亮篮子里放个寥寥几片，而是三或四大块那么多。如果你是有钱人，一天可以吃个一公斤，也就是每天一大条。到处都在种麦子，即使是不适合种麦的地区。由于运输极其困难，谷物必须生长在接近消费的地方，从别处运来的谷物是很贵的。谷物虽然可以靠海路运来，可是在内陆地区，不管距离远近，直到18世纪运河开凿之后，谷物的运输才成为可能。

所有的人都老是为收成担心害怕。谈天气不是为了没话找话说，而是一群人在忧心自己的命运。如果谷子不成熟或是在收割季节前被恶劣天候给毁了，整个社群都会遭殃；他们得从别处运来谷物，而这样做的成本非常之高。谷物歉收时期，面包价格会飙涨个两倍或三倍。这可不像现在超级市场里哪个东西贵了许多，你这段时间就暂且改吃其他东西这么简单；这意味着你的食物成本会增加两到三倍之多，果真如此，你就只好挨饿，说不定还会饿死。

可是，食物是农民种出来的，价格上扬不是对他们有利吗？这只有对拥有大批食粮的人才是。如果你种的东西只够养家糊口，全没余粮可卖，歉收就表示你连自己肚子都填不饱，还得到外头去买。有些人的田地小，就算丰收也不够一家人吃，这些人就得帮大地主打零工，才能多买点食物。很多劳力工根本没有自己的田，他们如果跟着雇主一起住，雇主管吃管住，那还不坏，但要是住在自己的茅草陋屋里，就得常常去买面包。当然，住在城里的人，面包永远都靠买的，因此，只要谷价上扬，许多人都将面临水深火热。

3.抢粮、抢食、抢囤积

一旦谷物短缺，谷粮的拥有者——大批栽种并且拿来交易的人——很可能会囤积起来等着价格继续高涨，要不就运到其他价格涨得更凶的地方去卖，如此一来，本地人就无粮可吃了。约莫1400年之后，欧洲各国政府逐渐迈向强盛，曾经试图控制谷物交易。它们明订法令禁止囤积，也不准商家将本地已短缺的粮食运到外地，要是地方官不执行这些法令，人民很可能就会自己来实行。他们四处搜寻囤粮，逼迫大农拿出谷粮来卖，甚至袭击运送谷物到别处去的马车或船只。因为有引发暴动、社会失序之虞，政府插手介入也是不得已。

大部分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食物的不确定感之中。能好好吃顿饭是一种奢侈；肥胖代表美；节庆假日是大快朵颐的日子。在现代社会，庆祝圣诞节的方式依旧是这种现象的可悲遗绪，换句话说，我们会期待用大吃大喝来纪念这一天，虽然我们平日已经吃得够好。我现在还试着保存一点这个节日的原味精神——其他日子绝不吃火鸡。

是这些占了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五的土地劳动者造就了文明。要是农民种植的食物只够喂饱自己，任何城市或领主、教士或国王甚或军队都不可能存在——这些人全得靠别人种东西给他们吃。不管农民愿不愿意，他们都必须供应他人粮食。这个现象在中世纪早期的农奴身上最为突显，他们必须把一部分的作物当做租金呈缴给领主，一些捐给教堂当做捐献，还得在领主的田地里无酬工作，好让领主自己也有收成。到后来，替领主工作的义务停止了，只要付钱给领主和神父就好。

4.税吏成了罪人的代名词

在中世纪早期，国家是不征税的；之前的罗马帝国以及之后的欧洲新兴国家，农民都得纳税，这是维系帝国运作最关键的交易：国王从农民那里拿钱，然后用这笔钱付薪水给军人。

你可以看到，收税过程多么干净利落。你不必开支票或寄支票给税吏，他不会把你赚的钱减去一部分当做扣抵额，税吏是个活生生的人，到天涯海角也能把你找到；如果你拒绝缴税，他会带着武器逼你掏钱。缴税一事不是由官僚体系掌控，而是面对面的交锋。在罗马帝国，这些收税人叫做“publicani”，也就是从民众身上收取税金的人。大家对他们深恶痛绝，是世上至恶之人，就连耶稣对这个刻板印象的塑造也有推助之功。

他说，去爱那些爱你的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美德——即使税吏也会这样做。在钦定的《圣经》版本里，“publicani”被译为英文的“publicans”。有人批评耶稣，说他把“税吏和罪人”混为一谈，这对那些拥有证照的公职官吏很不公平。

当然，说农民受到压榨，这是非常情绪化的用语。说不定他们应该乐于缴税才对，或至少只是嘴上抱怨几句罢了；虽然没有人喜欢缴税，可是这对大家有好处，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

问题是，当年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任何服务。政府既不兴办学校，也没保健制度；大部分的政府连马路都不管——因为马路属于地方事务，除非具有军事重要性。罗马政府会照顾城市的公共卫生，提供用水和排水系统，对乡村却是不闻不问。政府的税收约莫有八到九成都是用在军武上。那么，将外侮阻挡在外，对农民总该有好处了吧？不见得。对农民来说，战争表示他的土地会烽火不断，而他的食物和动物都被拿去喂养两方的军队了。

除了受武力威胁，地位高于农民的人也硬说农民低人一等，只有服从听话的份，农民只好继续缴税，但时不时还是有抗议、暴动等情事发生。农民认为，如果国王、主教和地主全都拋下我们不管，我们也能活得很好。他们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农民都是自己种作物、自己盖房子、自己酿酒、自己织布做衣服。

5.农民向领主宣战

农民多次起事总是被镇压下来——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初年，法国农民和别处的农民并无不同，都是中世纪的农奴出身。中世纪末期，西欧的农奴制度画下了休止符，各国对这些恢复自由身的农奴各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法国，法律明定农民是田地的拥有者，可以卖掉土地迁移他处。然而，不管是这些人或是买下他们土地的人，依旧得对旧日的封建领主缴交规费，对领主也依然负有义务，例如，领主的女儿婚嫁，他们就得送礼，或是每星期必须在领主的田地里义务做上几天的活。后来这些赠礼和服务转变成以金钱打发即可，因此，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依然必须缴纳一堆杂七杂八的租金，他们既是地主又是佃农，这是极其罕异的处境。

而拥有广大田地的人，可能是个领主，现在也是个有钱的中产阶级，他们会雇用一些聪明的律师去调查，看那些农民有没有拿钱来缴清所有的应付规费和义务。当初这些规费和义务被转换成金钱时，并没有将通货膨胀考虑进去，以现代词汇来说，这些缴纳的钱并没有反映出通货膨胀指数，因此，领主有莫大的诱因去找出先前被遗漏或计算错误的地方。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关系更令人火大的了，领主眼看着田地被移转到农民名下，为了弥补损失，于是拿旧日的规费当借口索取更多金钱。农民决定开始反击，他们集结起来，自己也雇用律师，向他们的领主宣战。

1788年，法王召开三级会议，农民以为变天的曙光出现，所有他们痛恨的巧取豪夺终于可以解除，可是，事情迟迟没有进展，令人生疑；先前他们就听说巴士底狱被攻陷、国王承认了国民议会，可他们照样得缴钱给领主，其中定有阴谋；面包价格一天比一天贵，因为前一回的收成极差，而新的收成尚未到季。乡间传言四起，说那些贵族和恶霸正千方百计阻挠乡村的改革措施。农民果真起而行动，浩浩荡荡跑去找那些恶霸算账，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也向领主的城堡前进，要求领主或他的代理人毁掉登记付款的大账册，如果领主点头，他们就心满意足地散去，若领主不肯点头，就一把火烧了城堡。

6.法国农民为何这么跩？

每当农民作乱，国王的反应通常是镇压，但革命派并不希望这样；如果国王下令派出军队，很可能在解决农民之乱后转而要军队去对付他们。议会领袖决定顺应民意，农民要什么就给什么。1789年8月4日，议会彻夜开会，宣布取消所有田地规费和义务。过去借此牟利的人彼此互相怪罪，并承诺改革，但这一半是精心安排的表演，一半是歇斯底里的情绪。

不过，政府并没有完全被冲昏头，他们希望划定一条分际，关于私人服务的款项立即废除，但与地产相关的规费则是稍后再解除，并且让地主得到若干赔偿。但这条分际甚难拿捏，农民拒绝划界，坚持从今而后任何款项都不必付。1793年，随着革命手段越来越激烈、新宪法也已出炉，所有的规费和义务一概取消。

如今，法国农民变成如假包换的土地拥有者，再也不受任何地主的牵制，他们后来变成19世纪法国政坛的一股保守势力，与城市里攻击私有财产、亟于创造共产社会的激进劳工阶级分庭抗礼。在法国，那些大头们总是能靠这些农民投票将这类劳工阶层的提案否决掉。农民紧握着小小田地不放，也让法国农业永远是无效率可言的小规模经营。而今天，这些农民受惠于欧洲的各项补助，这表示他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销售农作物，以对抗澳大利亚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农民。

至于英国，在农奴制度告终之后，对土地的安排截然不同。任何形式的封建规费和义务全都销声匿迹。农奴按照现代的方法变成了佃农，也就是单纯付租金给地主就好。地主和佃农之间这种关系是现代的商业关系，这促成了它的农业生产力大跃进，称为农业革命。

7.英国农民为何这么富？

这场革命包含两大元素：农作方法的进步和土地所有权的重新规划。它与农业机械的改善毫无关联；曳引机和收割机都是许久之后才告问世。

先说农作方法。频繁的耕种会让土壤养分枯竭，这是所有耕种者面对的基本难题。如何解决呢？如果是罗马帝国境外的日耳曼民族，农夫会在旧地枯竭后直接搬迁到一块新土地上去耕种，这只能算是半永久性的农业。

至于罗马帝国境内，会将农场土地分成两半，一半种植作物，一半休耕，意思是不种东西让田地休息，牛羊马匹在这块地上吃草，不但将去年收成的余梗吃掉，下的粪便还可充当肥料。一年终了，农夫在这块休耕地上翻土插秧、种新作物，轮到另一半开始休耕。19世纪之前，南欧一直是这样的做法。

中世纪的北欧则是发展出三田轮耕制，其中两块种作物，一块于秋天，另一块于春天翻土播种，第三块休耕。明显可见，这个做法提高了不少效率：时时都有三分之二的田地在生产谷物，而非二分之一。

18世纪的英国，则是将农地分成四份，每一块都种植作物，这就是农业革命。它为什么效果卓然呢？一块地如果一直种植谷物，养分会耗损殆尽。这种方法的聪明之处在于：其中两块田地一如往昔种植谷物，另外两块则用来种植牲畜饲料，例如芜菁或苜蓿。这些作物从土壤里汲取的养分不同，因此土壤不会因为不断种植谷类而告枯竭。事实上，苜蓿还可将大气层里的氮气固定于土壤而增益其养分。由于农夫也开始种植动物的饲料作物，足以养活更多的牛羊，不像过去那般让牲畜在休耕地上自生自灭；牲畜因为吃得好，不但更肥壮，下的粪肥也更多。一年将尽，当这块养牛养羊的田地转而种植谷物，生长的作物也就得到更好的收成。牲畜越养越多、越养越好，农作物收成也节节高升，这就是新的四田耕作法的结果。

在此同时，土地也重新规划，每个农夫都拥有稳固的地权和清楚的分界，这样的规划取代了过去的农地制度——中世纪时期，村庄田地分成三大块公地，每块公地再细分为许多长条（称为条田），每个农民只耕种于一个条田。你没有自己的农场，农场属于整个村落，而农场的所有权握在领主手里。田地要种什么、何时耕种、种在哪里，一概由村落决定；所有人的牛只都放牧在那块休耕地上。除了这三块公共耕地，其他都是荒地、沼泽或林地，除了开放给所有人的牲畜放牧，也供人割取茅草或收集柴薪。

将农地重新整并为清楚的地权是国会的德政，特别针对各村落的情况实施。英国议会可说是集大地主之大成，这些人认为，要让新的耕种法得到切实履践，固定圈围（或称圈地，大家熟知的名称）有其必要。种植新作物、照顾牲畜都需要个人投注心力，无须整个村落共同控制。地主若想增益其土地收成、提高收取的租金，可以在租约里加上一个条件：租用重划农地的人必须采行新的农耕法，拒绝种芜菁的农夫会被淘汰出局，换句话说，租约到期后不会得到续约。

重划工作进行得甚是审慎。负责的官员先对所有的村民仔细调查，确定他们目前拥有哪些权益，然后将每个人在公地的哪些区块工作、在公有地放牧的权利换算成某个或大或小的重划地的所有权。最吃亏的是那些先前只能在公地上放牧的村民，他们只能分到弹丸之地，什么好处也没有。这些人是最可能离开乡村、前往城市谋生的一群。不过，整体而言，在新规划地上以新的方法耕作，所需的劳动力不减反增。乡村人口确实有流向城市的趋势，但这是人口快速增长所致。

农业生产力增加，城市的成长成为可能。整体来说，现在更少的人就能提供所有人的粮食。英国是世上第一个有此重大跃进的现代大国。法国一些农业改良者见贤思齐，也想做类似的土地重划，可是法国的土地为农民所有，共治生活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连专制君主也动不了分毫。

8.工业革命衔接农业革命

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开始衔接，相辅相成。棉花、羊毛不再交给村里的工人去纺纱织布，这个差事转由工厂代劳。这些工厂拥有最新发明，一开始是以水车当动力，接着是蒸汽引擎。劳工变成机器的照顾者和维修者，他们按时上下班，替老板工作，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设有棉花厂和毛料厂的市镇，人口节节高升；先是拜运河水道网络之赐，之后是铁路网，所有的新兴经济活动就此得到连结。终于，有个国家能够以便宜的价格将大宗货品运输到其他每一个角落。

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计划的产物。它之所以促成，是因为在英国，政府受国会掌控，为了增加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欧洲各国的专制政府对工业莫不仔细规划，又是促进又是保护。而英国的贵族阶级和土地士绅，也就是国会的组成分子，由于涉身新的经济活动，让它快马加鞭的动机更强。管制工业和聘雇的旧规都被扫到一边，形同虚设。

这两场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个工业兼都会国家提出了这样的远景：它将带领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一种无可想象的富裕。

结语：欧洲为什么可以抢第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明要比欧洲文明进步。欧洲的印刷术、造纸术、火药、罗盘针和运河的水闸，皆是直接间接从中国传来。然而，世上第一波稳健的经济发展首度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继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现代的标记，如代议政体和人权观念，也是发轫于欧洲。欧洲是怎么一回事？

1480年，中国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险和贸易，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被视为走私犯罪，皇帝会派军队破坏他们的居处，烧毁他们的船只。但在欧洲，没有一个国王曾经滥用或自许有这样的威权，宣布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律令代价高昂，没有一个国王负担得起。在欧洲，当国王的总是强敌环伺，而中国皇帝的君权无人能比，这是他们拥有的优势——或者说是陷阱。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为敌，是它们向海外扩张的一股推动力量。

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想象一下罗马曾被某个单一势力征服，就像印度被莫卧尔人、中东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那样。借由征服，这些异族摇身成了新江山的主人。但罗马的征服者却是数个不同且互相敌对的日耳曼蛮族。这些蛮族从来就没当过什么主人，与其说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不如说他们在踏上这个帝国的土地后，发现它正在自己的脚下融化。他们毫无治理固定国邦的经验，连罗马赖以维生的征税机制都维系不住。

1.不是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

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国王对人民毫无掌控能力，它们必须殚思竭虑，才可能争取到人民的服从。它们若想扩张势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维护治安作为回报，它们不能像亚洲和中东不计其数的帝国及王国那样，光靠收税机制和进贡就能运转。

数百年来，这些国王最大的威胁是他们最有权势的下属——土地贵族阶级。这些权臣最后终于俯首，但因为已在自己的领土上雄霸够久，早就为自己也为他们土地上的人民争取到私有财产的保障。“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

为了让贵族俯首称臣，国王对城市里的商贾、贸易人士和金融家多所依赖，一来他得靠这些人提供贷款和人力才能维系官僚体系，二来这些人的财富可以被课税。欧洲君主的征税细水长流、手法温和，以免杀死了下金蛋的母鸡；亚洲国家的统治者比较独裁，征收苛捐杂税之余，手头拮据时甚至直接把商家的货品没收充公。

欧洲君主的低调谨慎也是不得已，因为在这个群雄环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压太过，可能转而投靠敌营。在此情况下，他们重视经济发展和新兴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为，而虽然这些科技主要是用于战事，但和现代殊无不同的是，这些国防花费可能带来重大回收。除了谨言慎行，他们也牢记罗马帝国的教训和基督徒国王身负的义务，因此比较不会施行暴政、纵情声色，而这样的场景在亚洲君主中屡见不鲜，比欧洲常见得多。

这些欧洲君王降伏旧日贵族后，随即成为一个活跃的新兴阶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当年这些君主势单力薄，曾经允许各个城镇自治，而随着城市的财富日增，这个让步也变得更加举足轻重。相较于自拥大军、躲在城堡里防御自己的贵族，中产阶级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胁性。然而，无论贵族多难应付，他们毕竟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社会秩序里，国王是天经地义的元首；反观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根本无需国王的存在，长远来看，对于王政的威胁远比贵族更棘手。

君主从薄弱的基础起步，权势逐渐增添——只有在英国，君王犹在国会的驯服下，这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机构是中世纪留存下来的传统：国王必须和大臣们商量国事。即使是专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国，国王的命令也不是无远弗届、令出必行；为了维系国土完整，他必须做出许多让步和特别交易。法国的三级会议虽不再召开，偏远省份的迷你三级会议却依然存在，在否决法王于1780年代推动的税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试图变革失败，被迫重新召开国家三级会议——改革分子借镜英国议会政府并得到启发，非逼得他那样做不可。

至于中欧，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和意大利，从来不曾有哪个君主建立起统一的强国，皇帝和教皇长年为权力明争暗斗。在这个地区，都市、城邦、侯国封邑林立，俨然多个独立小国，是欧洲权力分散的一个极端例证。这些迷你小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个欧洲也因这两场运动脱胎换骨。

2.权力分散、遗产多元

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纪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是不分国界、屹立于所有土地上的组织。教会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国政，但国王虽然肩负护卫基督信仰的义务，却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教会唯命是从、有求必应。教会与国家之间总是关系紧绷，最突显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剑拔弩张，而这又是权力分散的另一例证。

教会是基督教社会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这个宗教的圣典——《圣经》以及古希腊罗马学术的保护者。在中世纪，一些学者将《圣经》和古学术编织为一，制造出一套头头是道的神学思维，但教会也有罩门，它的圣典对教会本身的结构只字未提——教会其实是个以罗马统治为范的精密组织；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罗马学术是异教徒的作品。借着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扞格就此爆发。

在中国，权力是极其明确地集中在皇帝手里，以儒家为尊的精英文化对君权统治也支持有加。无论是个人修为或待人处世，中国人莫不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统治者不管有没有合法性都得熟读四书五经，而你得通过儒家经典考试才能当上国家官员。

反观欧洲，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中国人非常聪明，可是他们的聪明从来不会脱轨失控，纵有奇思异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纷扰。欧洲社会的开放则是源远流长。近代欧洲在经济上爆发力十足，智识生活百家争鸣，皆是基于一个事实：不管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强权掌控过它、形塑过它。它多元的历史遗产因此能被充分发掘、延伸；希腊的数学观念在科学革命时期得到实现，从而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一个新基础。

经济历史学家拋出一个问题，问欧洲何以在工业化方面跑第一，就仿佛其他社会跟欧洲是在同一个轨道上并行，结果率先触线的是欧洲。帕特里夏·克龙，本书诸多灵感即是得自于她，却是这样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猪肉？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很少有食物价格上涨能够像猪肉一样影响着我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虽然我们有鸡鸭鹅甚至是牛羊肉等肉类可以作为替代品，但我国对猪肉的喜爱度远甚于其他肉类能源。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味的问题，事实上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如果特别喜爱某一个食物，那么这背后一定包含着当地的气候环境、社会结构，乃至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

猪

猪其实非常不适合饲养，因为猪不像牛、羊一样能够把它们放在一个地方放牧，而是需要圈养。再者，猪属于杂食动物，它们的食物和人类比较重合，这意味着它们会与人类抢口粮。而牛和羊能够以草为食，还能够以秸秆、麦秆为食，而这些要么是人类不能吃的生物，要么是农业的副产品，简单易得，所以饲养牛、羊非常方便。

还有，牛能够作为畜力使用，可以耕种土地，可以托运货物；而羊可以提供纤维，供人类制作衣服。但是猪没有其他的利用方式，人类饲养它似乎只是为了吃肉。所以，从以上这些角度来看，饲养猪并不划算，因此在过去我国主要饲养的其实是牛和羊，猪的地位比较低下，比如我国先秦时期使用马、牛、羊作为祭祀用的牲畜。《礼记》中还记载说：天子食大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

从以上可以看出，猪在过去地位比较低下，所以过去人们食用猪肉较少，养殖生猪也较少。猪肉真正进入到普罗大众的餐桌，是在南宋，但在北宋时期，就有文人士大夫开始食用猪肉了。在宋朝文人的地位很高，而文人又非常善于写词，写作的词会被人们吟唱，所以文人士大夫们的喜好能够很快影响到底层百姓。

苏轼就是这样引领潮流的文人士大夫，他被贬黄州时写过一首词《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而到了南宋，我国人们的饮食从羊肉最终变成了猪肉，猪肉价格也在慢慢上涨。虽然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更喜欢羊肉，但猪肉在我国扎稳了脚跟，从此成为我国国民性食物。

猪肉为什么会成为我国国民性食物

虽然宋朝文人士大夫们开始吃猪肉引领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但猪肉之所以成为我国国民性食物，还和猪本身有关。

我们知道，我国盛行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干旱寒冷。而猪身上没有汗腺，在夏季时需要在泥塘中滚上泥巴，降低体温，所以猪喜欢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地区，因此西亚干旱炎热的气候就不太适宜它们生存，以至于西亚很多国家都不吃猪肉，当然西亚大多数国家都信仰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禁止吃猪肉。

欧洲不吃猪肉是因为，它们是温带海洋性气候，终年温暖湿润，适宜草类生长，非常适合牧牛，所以西方比较喜欢吃牛肉。

在我国南宋之前，我国人口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但北方常年征战，再加上我国在南宋时丢失了北方大部分土地，幸存的人们逐渐将财富、人口等转移到南方地区。相比于牛和羊而言，南方的气候更适合饲养猪。

除此之外，人类饲养猪的另一个原因和猪的产肉率有关。虽然猪不像牛一样能耕地，不像羊一样能产毛。但是猪能够提供的猪肉最多，马文.哈里斯指出，猪能够将食用的35%能量转化为肉，而羊只有13%，牛只有6.5%。

还有，猪的产粪量也非常高，是所有牲畜之中最高的。我们知道，西方之所以喜欢养牛，是因为西方的土地实行轮耕法，也就是将一块土地一分为二，一半种植庄稼，另一半荒着养牛，等到来年时再反过来种植庄稼。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持土壤肥力。

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实行轮耕意味着粮食产量下降。但连年种植粮食也会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定期增加肥力，也就是施加有机肥。

猪的产粪量就是最好的有机肥，而且它的产量较大，一头猪可以供应7.5亩土地的肥料，能够满足土地对肥力的需求。所以土地和猪的关系就绑定了起来，猪也就越养越多，有机肥就越多，粮食也就越多，人们对猪肉的喜爱也越来越深，直到取代了羊肉成为了我们最喜爱的肉类来源。

但现如今我们有了化肥，不用再施加有机肥，所以目前猪肉的粪便成为了人们的头号难题，也成为了养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想要彻底解决猪粪的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为什么大多数欧美人喜欢吃牛肉，而大多数中国人喜欢吃猪肉？

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猪肉消费量达到了1亿吨，而我国在当年消费了4486万吨，几乎占到了全球消费总量的45%，排名第二的是欧盟，猪肉消费量占到了全球的20%，第3位的美国占了全球猪肉消费量的10%。

考虑到欧盟的人口是我国的1/3，美国的人口是我国的1/4，那么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达到了欧盟的1.5倍，美国的1.2倍，看上去确实我国比欧美人士更喜欢吃猪肉。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欧美地区则普遍是发达国家。

从历史角度来看，人类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不同的阶段的饮食有非常大的差异。

下面以最具西方代表性的英国为例和我国对比。

中世纪英国普通人饮食。

中世纪的英国社会普通老百姓吃的肉包括培根、腌鱼、被宰杀的动物的血液制成的黑布丁或者是当地河中的鱼类，村庄周围林地中的野生动物是不允许农民捕杀的，这些是封建主的财产，如果捕杀这些动物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以切断双手的惩罚。

主食黑麦和大麦生产出来的黑面包。

由于谷物供不应求，人们会被迫在面包中加入豌豆，甚至是橡子。

至于蔬菜，大多是萝卜、洋葱和绿叶菜。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初普通英国人饮食。

到了第1次工业革命之初也就是1800年前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当时占英国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的饮食中猪肉占有的比例要超过中世纪了。

一个普通的英国工人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

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

午餐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

晚饭是面包和奶酪；

星期天还可以吃上新鲜猪肉做的饭。

可见，中世纪和工业革命早期农民很难吃着牛肉，主要以猪肉为主，工业革命初期比中世纪猪肉吃的要多。

之所以经常吃咸猪肉，是因为猪肉在宰杀之后很难保鲜，所以要腌起来供长期使用，这也反映了当时英国人肉类的消费量极低，所以就算宰头猪也很难当天卖完，只好把剩下的肉给腌起来了。

此外，普通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关于牛的食品基本上就是牛奶和奶酪这两样，和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民族差不多，他们饲养牛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提供牛奶、奶酪等副产品用来补充蛋白质。

那么为什么当时英国人猪类消费比较高呢？

这是因为猪相对于牛羊来说更方便饲养，英国人往往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成本只需把猪放到就森林草地中让猪们自食其力就可以了。

有钱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有很多的选择。

在中世纪的时候，有钱人或者贵族能够吃到新鲜的肉和鱼，以及新鲜的水果蔬菜，并且可以用当时几乎和黄金等价的香料调味。

餐桌上，你可以看到孔雀肉，海豹肉，海豚肉，鲸鱼肉，牛肉，羊肉等，那些不允许农民捕杀的野味儿也在贵族的餐桌上非常常见。

中世纪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初的东方。

中世纪时期的中国情况差不多，普通老百姓以猪肉为主，偶尔会吃到羊肉、牛肉等。

但是，西方第1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东方反而因为当时人口多、土地承载能力不足的情况，不要说吃到牛肉就连猪肉都很少能吃到了。

1800年前后的大清王朝拥有4亿多人口，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每一户农民只能分到5-6亩地，一个5口之家依靠地里的产出最多也就解决温饱问题，一旦遇到灾荒甚至有可能啃树皮、吃草根，或者变成流民上别的地方要饭。

英国人马嘎尔尼访华的时候，从舟山登陆一直到京师，沿着大运河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瘦骨嶙峋衣不遮体，和同时期能够经常吃到肉的英国普通老百姓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结构。

第1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除了发起一场农业革命让本国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之外，还充分利用了它海上霸主的优势从全球进口食品。他从美国进口粮食，从阿根廷进口腌制牛肉。

等到1880年左右，冷藏船的发明让英国可以将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新鲜屠宰的牛肉运到国内丰富老百姓的餐桌。

据统计，从1870年到1900年，英国人吃掉的一半肉来自于国外。

由于国外进口的肉类主要是牛肉，也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结构，普通老百姓吃牛肉比吃猪肉更多了，以致于今天东方人以为这帮人一直以牛肉为主。

当然，就算今天也不是所有的欧美国家喜吃牛肉不喜吃猪肉，德国人就特别爱吃猪肉。2018年德国每个人吃掉了36公斤的猪肉，但只吃掉了13.8公斤的牛肉，还不到他当年猪肉消费量的一半。而我国当年只吃掉了30公斤猪肉，论起吃猪肉来德国人才是扛把子。

我国对牛肉的消费喜好。

在我国近几十年来，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虽然猪肉消费量占到了世界的将近一半，牛肉的消费量也在快速提高，并且在老百姓饮食结构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比重。

2019年，中国牛肉的产量为667万吨，消费量为833万吨，国内的养牛业根本就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饮食需求，致使2019年牛肉的进口量超过了160万吨，而且牛肉在市场上还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说缺口达到了400万吨之多多。也就是说，理论上2019年我国牛肉的消费量应该可以达到1200多万吨。

所以，咱们中国人可不是不爱吃牛肉爱吃猪肉，大家不仅爱吃猪肉，牛肉照样爱吃。

（酱牛肉）

其实在古代也是如此，虽然古代不让随便杀牛，可民间偷偷杀牛的现象屡禁不止。宋真宗的时候江浙一带老百姓曾经因为私自杀牛吃牛肉惊动了皇帝，当时宋真宗非常生气，专门派人去查处，并且对相关人士予以严惩，但是查着查着发现牵扯的人太多了只好不了了之。

第二，文化原因。

在我国古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牛都被看作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不是主要食物来源，所以历朝历代的政府对牛的保护是非常用心的。

汉朝规定，如果未经允许杀掉一头牛，等同于杀了人，是要判死刑的。

《汉律·九章》：“不得屠杀少齿，违者弃市。”

过了500年到唐朝的时候，仍然规定如果未经允许杀牛那么将会判处的监禁。

《唐律疏议·卷第十五》：“官私马牛，为用处重，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故杀者徒一年半！”

当然，政府也并不是完全禁止老百姓吃牛肉，如果牛失去工作能力了，它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用处就是提供蛋白质，所以只要向政府报备，经核查无误之后是被允许宰杀的。

但是这样一来牛肉投放到市场中的总量肯定占有整个肉类市场的一小部分，普通老百姓就很少能吃到牛肉了。

当然，以上指的是农耕区，至于游牧地区对牛类的保护力度就没有这么大了，人们能经常吃到牛肉。

比如，在战国后期的雁门郡一带，名将李牧就经常宰牛给部下们吃补充体力；唐朝时期幽州地区牛肉贸易非常火爆，还发明了一种用牛肉做的大饼，香河肉饼。

至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饮食中的牛肉就更多了。

和我国不同的是，欧洲文明虽然也是农业文明，但是欧洲文明在中世纪甚至更远的古典时期没有像古代中国这样如此大规模的使用耕牛耕地，所以也没有形成保护牛的文化，自然被看作是肉类来源之一了。

第三，饮食文化不同。

西方人相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如萤火虫与日月争辉，这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西方的饮食结构和他们的生活水准有着极大的统一性，每一个时期的生活水准决定了他们的饮食结构范围。

例如，中世纪的时候老百姓不要说吃牛肉，连猪肉都不经常吃，甚至遇到饥荒了连饭都吃不上了，这个时候由于封建主允许老百姓去河里面捉鱼，所以那些刺非常多的河鱼也成为老百姓餐桌上重要的肉类来源。

可是河里的鱼刺非常多，吃起来很麻烦，而且西方人不会做出美味，河鱼只能作为无奈之下的选择，当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后就不爱吃这些东西了。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中世纪的时候英国老百姓生活水准还比不上中国古代老百姓，但是他们并没有留下吃动物下水、内脏的习惯。

我国古代就不一样了，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文化最博大精深的国家，而且在饮食文化上同样博大精深精彩纷呈，有能力把食物做的美味异常，给人带来不同的享受。

比如，虽然欧洲人对河鱼非常排斥，但我国古代河鱼和羊肉都被认为是极鲜美的。

（红烧鱼）

到了宋朝之后，铁锅的发明让菜肴的做法变得更加琳琅满目，这让很多食品没有因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摒弃，反而成为中华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猪肉就是其中之一。

猪肉可以炖着吃、烤着吃、炒着吃，可以做成猪肉馅包子，猪肉饺子，猪肉饼等等不一而足，很多猪肉做的菜肴拥有上千年的历史。例如东坡肉是宋朝苏东坡所发明，到今天仍然在人们的餐桌上经常出现，有了苏东坡这个名人的加持价格还特别高。

所以，就算是未来中国人能够吃到越来越多的牛肉了，猪肉依然会被人们所推崇。

没办法，谁让中国人能把它做得非常好吃呢！

巴西的什么产量仅次于美国牛数量

肉类。

巴西养牛数量达2.17亿头，占全球14.3%，成为世界养牛数最大的国家，若加上家禽和生猪产量，巴西去年肉类总产量2900万吨，占全球9.2%，仅次于中国和美国，排名第三。

2020年巴肉类出口740万吨，占全球13.4%，位居第二。鸡肉被视为巴西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巴家禽产量为15亿只，占比56%，位居全球第四；鸡肉出口总量430万吨，占比20.9%，出口额66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鸡肉出口国。猪肉方面，去年巴西生猪屠宰量4100万头，占比4.4%，中国占全球达41.1%。康蒂尼表示，中国已成功解决非洲猪瘟问题，将继续引领全球生猪生产，但猪肉消费主要供应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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