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养牛制度的特点，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封建社会养牛制度的特点，根据民清时期农业的发展表现,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概括我国远古农耕文明呈现的特征

概括我国远古农耕文明呈现的特征

中国古代农业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原始农业时期；

二.沟洫农业时期（虞、夏、商、西周、春秋），也是从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农业过渡时期；

三.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主要特点是北方旱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四.精耕细作农业扩充套件时期（隋、唐、宋、辽、金、元），主要特点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五.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明、清），主要特点是为了适应全国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多熟种植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精细化。

第一阶段属原始农业范畴，二、三、四、五阶段属传统农业范畴。

这是从生产力角度考察农业生产所作的分期。农业生产力不仅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物件等因素，而且包括各生产部门和生产区域的结合形式，等等。因此，我们打算从生产工具和动力；土地和水的利用方式以及耕作制度；劳动者的经验和技术；作物构成和牲畜构成；生产结构与生产布局等方面分析这五个阶段的特点。

第一阶段：原始农业时期

从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发明开始，至距今四千年前阶级社会形成为止，相当于中国原始社会后期。

农业工具以石器为主，并广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石斧、石锛一类砍伐工具的应用是原始农业的特点之一，与之并存的是播种用的竹木棒和收获用的石刀、石镰。锄、铲一类翻土工具是稍后出现的，在我国尤以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手工操作。

耕地开始可能在山地，以后向江河两岸比较代平的地区发展。实行撂荒耕作制，最初是生荒耕作制，继之是熟荒耕作制。这一时期耕作技术的特点是刀耕火种，以后产生了与播种直接相结合的原始的封耕作，生产技术的重点逐步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出现了用以掌握农时的原始物侯历。牲畜野放，后来产生了简单的栏圈。把野生植物和动物培养、驯化验室栽培植物和家畜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最大成就。人类现今得用的主要作物和家畜，全部是在原始农业时代栽培和驯化成功的。

这一时代人们栽培和利用的植物比后世多而杂，有所谓“百谷百蔬”之称，后世所谓“五谷”（粟、黍、稻、麦、菽）也包括在内。在各种栽培作物中，北方以粟（稷）为主，南方以稻为主，麻葛和蚕比则是主要的衣着原料。这种作物构成延续到唐宋以前仍未根本改变。牲畜则以猪为主，猪、牛、羊、犬、马、鸡等“六畜”在这时代的后期已经齐全。

绝大多数农业遗址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采集）、猎（渔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在长城以北和南方沿江、河、湖、海的某些地方，狩猎或捕捞长期保持着重要地位。畜牧业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在北方的某些地区逐步出现以畜牧为主的趋势。

原始农业以砍烧林木获得可耕地和灰烬为其存在前提，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开始了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增殖天然产品的过程，开拓人类新的活动领域和空间，但它在进行生产的同时，破坏了自身再生产的条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相对不足，这种对自然界掠夺式的生产必然要被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代替。

第二阶段：沟洫农业时期

从虞夏时代起，经商、西周迄春秋止。这一时期包括了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制社会，实行从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演变而来的井田制度。

这一时期木石工具仍在广泛使用，但青铜工具已占主导地位，因为广泛使用的木器已用青铜工具加工制造，而且青铜农具已日益普遍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与原始农业时期相比，农具的型别变化不大，耕犁可能已经出现，但耒耜和锄镢无疑是当时的主要农具，虽然这些农具许多已安上金属刃套了。在这一阶段的后期，铁农具和牛耕均已出现。

这一时期的耕地主要在华北大平原和其它江河两岸比较低平地区。当时华北地区沼泽沮洳较多，要在比较低平的地区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开沟排水，由此而产生的沟洫农业是黄河中下游华夏族农业的主导形式。沟洫农业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大禹治水，“尽力乎沟洫”，标志着它的确立。甲骨文中田字和其它有关文字的形象，《诗经》、《周礼》等先春秋古籍中有关沟洫圳亩的记载，证明它的普遍存在。沟洫的作用在于排而不在于灌。沟洫农业是旱地农业而不是灌溉农业。与沟洫农业相适应，撂荒制基本上已被休闲制所代替，《诗经·尔雅》中的“菑、新、畲”，《周礼》中的“易田”等，都是休闲制的反映。在南方，除了部分地区仍在山区实行刀耕火种外，也较普遍地在低平地区经营水田。

沟洫农业是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当时的农业劳动采取两人简单协作的耦耕方式。在这种形式下，耕地的选择、布置、整治，农时的掌握，品种的选育、播种、管理、除草、治虫等方面都获得了初步的成就。《吕氏春秋》“任地”等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知识。在南方的水田则实行比较粗放的火耕水耨法，这种方法并不完全同于刀耕火种，有的地方往往是与简单的蓄水工程相结合的。这一时期更为完备的天文历已代替了原始的物侯历。在对不同封的辨别和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知识。在畜牧业方面，舍饲、***、相畜、孕畜保护、牧场管理等项技术都已出现或有所发展。

随着各民族的斗争和融合，原先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的稻、麦、戎菽（良种大豆）等作物向中原华夏族地区发展，但北粟南稻为主的局面没有改变，麻葛与蚕丝仍然是主要的衣着原料。牲畜种类虽然没有大的改变，但马、牛等大牲畜有所发展，并广泛用于驾挽，经济价值提高。

在广大地区内种植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畜牧业也有较大规模。水产养殖、人工植树、专业园艺相继出现。“虞衡”是这一时期特有的生产部门，其内容主要是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有些地方还设官管理，所以它既不同于作为原始农业必要补充的、对自然掠取式的原始采猎业，也不同于后世仅供统治阶级消遣的狩猎活动。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华北北部、西部和东部某些地区形成了游牧民族，它们迅速向中原地区推进，形成了同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本期是由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过渡时期，在生产工具、生产结构等方面保留了原始农业时期的某些痕迹，但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亦已在孕育之中。由于与耒耜、耦耕、井田制密切相连的沟洫农业是这一时期农业的主要特征，故以此名之。

第三阶段：精耕细作农业的成型期

从战国开始，中经秦、汉、魏、晋以迄南北朝，这是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形成和向上发展的时期。随着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和确立，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战国和前汉两次农业生产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所回增，但总的来说，封建地主经济在向更大的范围扩充套件。

铁犁和牛耕的推广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动力的主要特点。农业具从质料到形制都比前一段有了很大的变化，铁农具获得普遍使用，不但有铁锸铁镢，而且有铁铧犁、耙、耱、耧车等各种工具，农业动力则由人力发展到畜力以至水力和风力。农业工具和动力的这种变化使整个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为方改观。

在北方由于自然景观的某种改变，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和牛犁的推广，沟洫农业走向衰落。在南方，水田获得进一步的开发。这些情况促使了水利建设***的出现，一批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相继兴建。但在北方，旱地农业仍占主要地位。耕作制度则由休闲制转为连作制。战国以后，虽然休闲制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期并未绝迹，但连作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耕作制度。适应连作制的需要，我国农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方式。这时复种制也已在区域性地区出现了。

农业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北方旱地农业精耕细作的技术休系形成并臻成熟。最突出的是形成了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耕—耙—耢—整套耕作措施。人工施肥受到普遍的重视，人畜粪尿、绿肥作物、墙土等相继被用作肥料。选种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培育出众多的作物品种。病虫害防治和其它自然灾害的防治技术有了可观的成就。孕育出象《齐民要术》这样代表当时世界农学最高水平的名著。这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纱已经成型。战国秦汉时代南方仍然是地旷人稀，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已比较进步，相当一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火耕水耨的习惯。魏晋以来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加速了南方的开发，酝酿着南方农业技术的跃进。但南方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尚完成，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

作物构成和牲畜构成比起前段均无根本改变。但适应连作制换茬的需要，豆类和冬麦在作物构成中的地位提高了。大豆有培肥地力作用，而且“保岁易为”，在春秋战国之际一度与粟并列为主要粮食，耕—耙—耢耕作体系完成，导致旱地农业抗旱防涝能力提高以后，大豆向副食品方向发展，种植面积有所缩小，但豆类作物作为禾谷作物的良好前作，始终被广泛种植。冬麦有利于轮作倒茬和“接绝续乏”，随着石磨推广、面***细化和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它的种植面积在不断增加。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作物和牲畜种类的交流，大大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尤以西亚通路的开辟，促进了国内民族之间以至中外之间的农业交流，一批有经济意义的作物先后引进中原。西域和蒙古草原的良种马和骡、驴、骆驼等“奇畜”，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引入中原地区。

在生产结构和生产布局方面，春秋以前华夷杂处的局面改变了。进居中原的游牧民族大部分接受了农耕文明，一部分被斥逐于塞北，形成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的格局。这种格局在战国时代形成以来，其影响一直及于今天。在本时期内，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农桑并重，多种经营，畜牧业也是比较发达的。以养马业为基干的、由国家经营和地主经营的大规模畜牧业与以养猪养牛为主的、由小农经营的、作为家庭副业一部分而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养畜业为主、游猎为辅的，种植业虽然早已存在，但比重很小。在游牧的“行国”的旁边，散居著一此以农耕为主的“土著”民族。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平常通过互市和民间交流进行经济联络，并不时发生战争。秦汉统治阶级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西北地区屯田和移民实边，使农耕经济方式向牧区推进，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形成一个半农半牧的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一度把部分农田改为牧场。但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明。中原地区以种植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生产结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站稳了脚跟。这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

第四阶段：精耕细作农业的扩充套件时期

包括隋、唐、宋、辽、夏、金、元诸代，这是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走向成熟的时期。由此魏开始的均田制在隋唐时代继续实行，个体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到宋代租佃制度全面确立，封建地主制获得了典型的形态。农业生产出现又一次***。与租佃制确立相伴随的我国封建经济的另一个历史性变化，是全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转移魏晋南北朝发其端绪，隋唐继续发展，到宋代最后完成。

这一时期农业工具继续有重大的发展。例如包括十一个部件的结构完整、使用轻便的曲辕犁，用于深耕的铁搭，适应南方水田作业的耖、耘荡、龙骨车、秧马和联合作业的高效农具如粪耧、推镰、水转连磨等。旱地、水田农具均已配套齐全，在传统农业范围内，已达到接近完善的地步了。王祯《农书》对此作了系统的总结。

由于人口增加（尤其是在南方）和土地兼并的发展，“地不敷种”的情况有所发展，出现了“与山争地”和“与水争地”的浪潮。在中部和南部的山区，除沿用保留了原始刀耕火种习惯的“畲田”法外，适应水稻上山的需要并具有保持水土意义的“梯田”在这一时期发展了起来。在江南水乡，则出现圩田、涂田、沙田、架田等土地利用方式。这一时期水利灌溉工程南北各地均有所发展，但建设的大头在南方，而南方又以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在太湖流域，五代以后形成了治水与治田相吉合的墉浦圩田系统。珠江三角洲也获得了开发。在耕作制度方面，这一时期轮作复种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是南方以稻麦复种为主的一年两熟制已相当普遍。

这一时期北方旱地农业技术继续有所发展，但比较缓慢，农业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在土壤耕作方面形成了耕—耙—耖等一套完整的措施。水稻育秧、移栽、烤田、耘耨等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适应一年两熟的需要，更重视施肥以补充地力，肥料种类增加，讲求沤制和施用技术。南宋陈旉在其《农书》中对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作了总结，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农业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作物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小麦种植面积继续上升，并向江南地区推广，南方的水稻种植进一步发展，并向北方扩充套件，终于取代了粟而居于粮食作物的首位。原来为少数民族首先栽种的西北的草棉和南方的木棉传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取代了蚕丝和麻类成为主要的衣着原料。在农区的牲畜构成上，马的比重由大而小，耕牛进一步受到重视，养猪继续占居重要地位。

生产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唐代以国营养马业为基干的大型畜牧业达到极盛；中唐以后，由于吐蕃等少数民族的侵占和土地兼并的发展，传统牧场沦衰，大型畜牧业走向没落，小农经营的小型畜牧业成了畜牧业的基本经营方式。多种经营有所发展，如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的栽培有较大发展，花卉业兴起了。在传统的牧区，农业经济的成分有所增长。在这一时期内，原以游牧为主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继进入中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第三次大融合。但这一次没有出现中原农区大规模农田改牧场的情况，相反，它加速了中原农耕文化向北方摹地区的伸展。蒙古帝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最后一个威震世界的大帝国，但它在统治了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区后，仍然不能改变传统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随着元蒙帝国的崩溃，北方游牧经济的黄金时代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第五阶段：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

包括明代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这一时期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仍然是有活力的，在这一制度的范围内进行了若干调整，定额租成为主导的地租形式，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加松弛，经营自主权更加加强，在这一基础上农业生产在明代和清代又相继出现新的***，并顺利地经受了清代人口激增的历史考验。顺治年间人口统计数只有几千万，经过一百多年，到道貌岸然光年间已突破四亿大关。人口的这种急剧增长显然是与农业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有关的。同时，由此而导致全国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又对农业的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时期没有重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虽然出现过代耕架，但并没有获得推广。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封建地主制和小农经营条件下，农具改进已临近它的历史极限，另一方面也由于人多地少、劳力充裕的情况抑制了提高劳动效率的新式工具的产生。

人口激增、耕地不足，迫使人们进一步向边际土地、向传统的牧场进军，这一时期山区和海涂的利用又有所发展；而在人均土地面积减少的条件下，解决民食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多熟种植的迅速发展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突出标志。在江南地区，双季稻开始推广，在华南和台湾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年三熟的种植制度，在北方，二年三熟制获得了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粮菜间套作一年三熟和二年十三熟的最大限度利用土地的方式。

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又获得发展。深耕被进一步强调，耕法更为细致，为了弥补耕具的不足，出现了套耕、转耕等方法。肥料的种类、酿造、施用继续有长足的进步，接近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极限。作物品种的选育有很大发展，地方品种大量涌现。各种作物的栽培方法也有不少新创造。在传统农业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西方农业科学技术开始传进。这一时代不但出现象《农政全书》这样集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大成的著作，而且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地方性农书。

作物构成的变化也是显著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新大陆作物的引进。玉米、甘薯、马铃薯等耐旱耐瘠高产作物恰好适应了人口激增的需要，获得迅速推广，为中国农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地区，解决民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菸草、花生、蕃茄、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的引进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在作物构成的总体上，高产的水稻的优势进一步加强。相比之下，牲畜结构的变化是不大的。

由于人口的增长，中唐以后农区大畜牧业衰落的趋势在明清时代继续加剧，但多种经营却获得进一步发展，而且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作物集中产区。明清是农业区获得相当大的扩充套件的时代。如明代对内蒙的屯垦，清代内蒙、东北的开禁，新疆、西南边疆、东南海岛和内地山区的开发等。在这过程中，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获得一定的推广，尤其是东北开辟成重要农业区，意义特别重大。但森林资源由此遭到进一步破坏，传统牧区面积缩小，畜牧业在全国国民经济中比重再一次下降，出现了某种农林牧比例失调的趋向.

铁器出现以后铁器代替了铜器铁的出现加强农耕劳动能力有了铁器人们便能农耕更多的土地有了更多的地就加速了地域扩张地域的扩张便有了更多的人口促进国家形成特征就是铁器加速农耕文明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的形成

经济上，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它使中国形成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

政治上，容易地方割据。主要是因为自然经济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不同时代有不同作用：在早期，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最先进的文明。

在后期，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农耕文明有什么特征

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有以下5点，第一个特征是它的传承性。第二个特征是对土地的依赖。第三个特征是温和性。第四个特征是无法形成真正的奴隶社会。第五个特征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制度。

特点

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相对的海洋文明而讲，就是清代没落的最主要原因。

发源地

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古代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有五个：古巴比伦（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之间）、古埃及（公元前3500年）、古希腊（公元前3000年～1100年之间）、古印度（公元前2000年）、古中国（公元前2000年夏朝建立——至今）。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整合。农耕文明的重要表现为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

评价

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古人类的定居生活等的发展，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第一次生产力的飞跃，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地带主要集中在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这里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域。

农耕文明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之前。此间，人们以农业为主，政治体制一般实行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社会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形。农耕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它是工业文明的摇篮。

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

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具有质的不同。

农耕相对于游牧的好处就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这样一来，才会有一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人去想吃饱之外的事情。如研发科技，发展文化等等。

四大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就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

1.优越的地理环境。

2.优越的气候条件。

3.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

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相对的海洋文明而讲，就是清代没落的最主要原因。

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农本经济可以发展到较高水平，包括手工业、商业、以及市集、城镇等等；各个以农为本的地区之间，也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并且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只要还是以农为本，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特点是什么

一、城市的特点

中世纪城市史专家诺尔曼·庞兹指出：“城市或市镇（这两个词几乎是同义词）是比村庄大的人类居民点，其居民的就业和谋生并不主要依靠农业。事实上，功能的多样性（如手工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甚至农业本身）是它的突出特点之一。

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市民所耕作的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来维持其基本生存，至少中世纪城市是这样。他总是需要从其直接控制的地区以外输入食物。

由于这种输入需要回馈或支付，因此市民们又必须为外人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每一个成功的城市最终不仅同周围区域也与相对较远的地方建立了复杂关系，它们既向城市供应食物，也向城市提供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它们是城市的腹地。”

城市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也就是说，城市是经济中心。这同中国古代城市大都以政治中心出现完全不同。中国古代城市中有府衙、县衙等政府机关和军队驻守，居民中有官员、军人、地主，也有工商业者，西欧城市则主要是工商业者的居住地。

二、文化的特点

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化，促成学术文化繁荣的高峰，各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联系紧密起来，文化覆盖面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西欧全境。

中世纪盛期西欧文化已有三个新特点：

第一，突破修道院作为主要知识活动的狭隘范围，城市的大学纷纷建立，成为开阔、活跃的知识传播和研究的所在地，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等都是学术文化中心，而且形成较为开放、自由的文化气氛。

第二，学术文化反思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内容有较多的创新，如各民族传统文学的整理和创作，出现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哥特式建筑艺术大量涌现，在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内部也出现了阿伯拉尔的异端学说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变革。

第三，改变了早期中世纪的封闭自守状态，西欧文明和东方的两大文明即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交往得到开通，中世纪盛期西欧文明是在密切和东方文明交流、汲取其优秀成果中得到较大发展的。

通过拜占庭、西西里和西班牙三个主要渠道，两大东方文明所保存的大量希腊罗马古典文本此时已重新引进西欧，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传统已受重视研究。

出现了学习罗马法并将它运用于现实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热潮。可以说，中世纪盛期西欧学术文化的高涨，已为文艺复兴做了准备。

15世纪至16世纪西欧社会处于中世纪晚期，西欧中世纪文明走向衰落。封建生产关系趋于瓦解，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由于资本原始积累迅速扩展和掠夺海外殖民地，市民或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步壮大，在一些国家他们和君主专制集权政治既相互利用，又发生冲突。

基督教统制的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动摇、没落。然而，西欧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变，不像罗马文明向中世纪文明转折那样，经历漫长的曲折和精神文化的断层乃至“倒退”。

而是经由“文艺复兴”这个过渡性的阶段性文明。文艺复兴对西欧中世纪文化有激烈的否定、批判，但也有继承性和连续性。

扩展资料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规模：

中世纪西欧的大城市人口最多的也就5万多人，而且不超过10个，如巴黎、佛罗伦萨、威尼斯等。2～5万人口的城市，整个西欧也只有15～20个，如意大利的罗马、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法国的里昂、德国的科隆，等等。1万～2万人口也算大城市。

1万人以下的中小城镇到处都是。“中世纪西欧的大小城镇大约有1万个左右，也就是说每500平方公里有一个城市，或者说每隔20公里左右就有一个城市。”这样的密度已经很大了。具体到西欧各国，情况也存在差异。

北宋东京汴梁是百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世界独此一家。现在中国的面积比欧洲小56万平方公里（56万平方公里略小于青海省）。包括德国在内的西部欧洲统称西欧，面积大约占欧洲一半。

1000年时欧洲人口大约接近3千万，西欧不到2千万。而经过战争和屠杀，明朝初年中国人口还有6千万。以人口数字和地域面积平均计算，西欧城镇的密度大于中国。

西欧最初的城镇很小，城内只有一条街道，或两条纵横的街道。街道中心或十字交叉处是市场地。在市场地周围，手工业者住一块，商人住一块。也有以领主或教堂为中心的居住区。领主即便住在城内，也不是城市共同体的成员。

西欧初期城市中还带有浓厚的农业色彩。居民在房前屋后种菜，养猪养牛。中国的小城市也是如此。河北省永年县的古城保存至今，本世纪初城里还有菜地，还种有少量农作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欧中世纪

根据民清时期农业的发展表现,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摘要]本文针对中外学术界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过高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文章对明清和战国秦汉、唐宋的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诸方面进行比较，指出明清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度上，由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停滞或下降。文章还试图对明清商品经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条件下比前代有超越性发展的“悖论”作出解释。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能够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关键词]明清；农业经济；劳动生产率；商品经济；发展与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和经济发展的标准

近年来，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的一些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都对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比较高的评价，形成两股相互呼应的学术潮流，其共同的学术背景则是对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的批判。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并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对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批判恐怕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的步子究竟迈多大才能既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偏见，而又不至于偏离真理？

明清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是高峰还是低谷？一是要有正确的衡量标准；二是要进行全面比较。

发展的标准问题，前些年讨论黄宗智“内卷化”[2]理论时已经接触到。黄宗智强调，经济若只有量的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说“增长”，不能算“发展”；同时又以“工作日报酬”的增减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的标准。这一观点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批评。我也认为它有片面性，没有完全摆脱基于西方工业社会经验的影响；但不应由此否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我认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归根结底要看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而劳动生产率也应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讨论《白银资本》[3]，也涉及发展标准问题。弗兰克强调白银贸易的意义，实际上是离开生产、离开制度、离开生产方式，片面地以贸易量的多寡（暂时撇开对贸易量估计是否正确的问题）衡量经济的先进与落后，这是不可取的。流通固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决定经济发展的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因此，判断经济的发展与否，应对生产和流通、尤其是生产的各个方面，对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作全面的考察。

发展是相对的，只能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与国外比是一种比较，与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比也是一种比较。生产力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总量也会相应增加。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经济总量逐步增加是常态，经济总量缩减是变态。一个阶段比前一阶段经济总量增加，还不是构成“高峰”的全部条件，还要看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看经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

全面进行两种比较，是一个大工程，为我力所不逮。在这里，仅就我稍为熟悉的农业史领域，对战国秦汉、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农业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些比较，并对劳动生产率停滞而商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悖论”进行一些分析。当然，这种比较和分析是粗线条的，难免挂一漏万和分析不当。

二、农业生产诸方面

（一）农业工具

战国以后农具的进步是以冶铁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根据杨宽的意见，中国历史上冶铁技术发生过三次变革：一次是战国秦汉时期可锻铸铁和铸铁渗碳钢的发明及其导致铸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第二次是唐宋时期在灌钢技术推广基础上熟铁钢刃农具的广泛使用；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生铁淋口技术的应用。后一次变革的意义远不如上两次，因为这种技术只能应用于制作锄锹等小农具，犁铧仍然要使用铸铁。

就农具的种类而言，战国秦汉是以铁器普及、牛耕推广为标志的传统农具大革命的时代，耦犁、耧车、飏车、畜力碓和水碓等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可以列出一长串。唐宋是传统农具发展的巅峰，水田和旱地耕作农具均已系列化，农具多所发明和改进，如曲辕犁，銐刀，各式水车，使用水力、风力和畜力的各种谷物加工工具，麦钐与麦绰、麦笼相配套的高效获麦工具等，也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明清农具基本上没有新创造，《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的农具图是抄《王桢农书》的，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反而罕见了，有些地方从牛耕退回人耕。

（二）农艺与农书

农业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仅谈三个方面。

土壤耕作：秦汉至魏晋形成了以“耕—耙—耢—压—锄”为特征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唐宋形成了以“耕—耙—耖—耘—荡”为特征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明清没有创造新的耕作体系，但耕作进一步精细化。

施肥：战国秦汉开始重视施肥，但肥料种类还不多。魏晋南北朝大田基本上不施粪肥，但已种植绿肥。唐宋，尤其是宋，施肥无论理论或实践都有大的发展，大田普遍施肥是从宋开始的，人们还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返回农田，把城市也纳入农业的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明清施肥有进一步的发展，肥料种类增多，养猪羊积肥受到空前重视，差不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尤以饼肥的广泛使用意义重大。

育种：田间穗选法在汉代获得总结，稍后的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类似后世种子田的系统选育法的记载，植物无性繁殖（嫁接、扦插等）、动物的杂交等相继出现，奠定了整个传统时期育种工作的基础。唐宋时期育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稻品种的增加，引进和培育了适应各种不同条件的早、中、晚稻。明清各种作物品种数量更多，种类也更加丰富多彩。

不同时代的农书是该时代农业技术的集中反映，并往往成为它发展的界碑；但农书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时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战国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西汉的《氾胜之书》初步总结了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奠定了传统农学的基础。而北魏的《齐民要术》则是秦汉以来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的经典之作。宋代的《陈旉农书》总结了江南地区精耕细作的新经验，在理论上也有较大的创新，是南方泽农的经典之作。稍后，元代的王桢《农书》系统总结了唐宋以来南北各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工具。明清，我国农书创作空前繁荣，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明代出现了《农政全书》这样的集大成之作，清代没有能够与之媲美的大型综合性农书，但涌现了大批水平相当高的地方性农书和各种专业性农书。这虽然与印刷术的推广有关，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精耕细作技术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的推广和普及。明清还出现了试图对传统农学从理论上予以总结的著作，但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上没有新的突破。

（三）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耕作制度：战国开始从休闲制过渡到连作制，并出现了轮作方式。战国秦汉多熟种植虽已萌芽，但真正的发展是唐宋，尤其是宋代，主要标志是长江下游地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明清多熟种植又有较大的发展，在江南，稻麦复种制进一步普及，南方的双季稻和北方二年三熟制也获得相当程度的推广。

土地利用形式：汉代有代田法和区田法。唐宋梯田、圩田、凃田等有较大的发展，创新最多。明清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某些地区出现了综合利用大田与水体的堤塘方式，被称为生态农业的雏形。低产田的改造也有发展。

水利：大型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是战国出现的，西汉形成水利建设的第一个高潮，西汉中期以后，汉水、汝水、淮河流域涌现了大量陂塘。唐宋，南方水利发展势头超过北方，尤以太湖流域塘埔圩田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北宋时，北方农田水利也有发展。明清，北方大型水利工程（除京畿水利外）萎缩，但农村的井灌有较大发展，而南方小型水利工程继续发展，数量相当可观[4]。

（四）生产结构

种植结构：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我国广大农区的生产结构是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中又以粮食为主。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原为粟黍，战国秦汉大豆和冬麦地位有所上升，至唐宋稻麦取代了粟黍成为粮作之首，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结构影响深远的一次变革（稻是高产作物，麦不但缓解青黄不接的困难，而且为大田复种创造条件）。明清，稻麦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又引进和推广了玉米、番薯、马玲薯等高产作物，有利于在贫瘠山区和高寒地区拓展耕地。衣着原料，战国秦汉主要是传统的大麻和蚕丝，唐宋苎麻有较大发展，蚕桑生产重心也逐步转移到江南。明清，棉花在宋元奠定的基础上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取代丝麻的传统地位，是衣着原料生产结构的一大变革；蚕桑生产则收缩到江南、珠江三角洲等若干条件有利的地区，粮食和衣着原料生产之外，战国秦汉已有独立的园艺和林业，大田经济作物除纤维用的大麻外，只有汉代传入的油用胡麻（芝麻）；唐宋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有较大发展，新兴的种类除苎麻外有茶叶、油菜、甘蔗、花卉、药材等；明清发展又高于唐宋，棉花、烟叶异军突起，油料（尤其是大豆）、糖料、园艺等生产均盛。但森林资源破坏严重。

农牧结构：我国战国秦汉形成农区和牧区分立和对峙的格局。牧区有发达的的游牧业。在农区，广大农民经营的畜牧业是一种家庭副业，但同时存在发达的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牧业和大型的地主私人畜牧业。国营畜牧业唐代臻于极盛，晚唐至宋衰落，马等大牲畜数量减少，但有些地方养牛尚多，耕牛成为贩销的重要商品，猪羊家禽的饲养也有发展。清代合草原内地为一家，结束了农区政权与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国营牧业进一步衰落，传统牧区许多牧场转化为农田，内地可以放牧的草山和荒地减少，内地再也看不到秦汉那样的大畜牧业，农牧结构越发畸重畸轻。

（五）农业区的扩展

战国秦汉，黄河流域基本上获得了开发，成为全国农业经济的重心。唐宋，长江下游地区经过千年的开发，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经济区，农业经济重心南移到长江流域。有人说，唐以前是单流域经济，宋是双流域经济，这种说法虽然不够确切，但形象地反映了农业经济在地区上的扩展。从明入清，农区和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结束了，国家空前统一，人口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两种新情况给农业地区的扩展以新的动力。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开发性移民的浪潮（不同于秦汉时代那种政府组织的救灾实边式的移民）。南方经济继续发展，除江南继续领先外，又出现湖广、江汉、四川、珠江三角洲等新兴农业区；黄河流域农业经济也获得恢复，扭转了中唐以后衰退的趋势；东北、蒙古草原、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不但传统半农半牧区基本上转化为农区，传统牧区相当一部分也转化为农区，农业区域空前扩展。但也带来了农林牧比例失调、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等新问题。

三、亩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我国封建地主制时期粮食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起点是比较高的。从战国到明清，我国的粮食亩产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这在学术界基本上取得共识。但粮食亩产在整个清代恐怕不是持续上升的，据有些学者研究，清代粮食亩产在康乾以后一直在下降。从战国秦汉到唐宋，劳动生产率基本上是上升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粮食亩产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体上同步。明清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各地发展不平衡，难以一概而论。随着农业生产向广度的发展，有些新兴农业区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有所上升。但从总体上上说，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遇到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一是农业工具没有改进，农业技术也没有新的突破：二是农牧比例失调，畜力严重不足，有些农业先进区甚至从牛耕退回人耕。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加上清代人口激增，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多地少的格局，导致农民耕作规模的缩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减少，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恐怕是必然的。有的学者不承认清代存在人口压力，提出不是劳力过剩，而是劳力不足。个别地区或个别时间是否有这种情况笔者不敢说，但如果说清代总体上不存在人口压力，那么为什么人们象缺堤的洪水一样涌向内地的深山老林和边疆的传统牧区呢？这些垦殖活动诚然增加了耕地面积，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痛切地感受到这个问题。反映在农学上，就是明清时代论述荒政的农书显著增加。而这些自然也会影响到粮食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

单纯以人均粮食占有量衡量劳动生产率自然是片面的。因为农民经济是“农工结合体”，除粮食生产外，还有经济作物生产和家庭副业。计算人均产值应能更准确反映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实际情况。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经营的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千差万别，可以进行计量的材料又十分缺乏，计算和比较难度很大。我们知道，起码战国以来，农民是既种粮食又经营其他副业的，而且副业的比例并不低。在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的情形下，要论证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前代提高，必须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清代农民副业部分收入的增长部分，能够抵消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的部分而有余。

近年来，李伯重教授连续发表文章，既批评宋代农业革命论，也不同意明清停滞论，并以江南地区为典型，着重论证了清代农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这是第一次用具体的计算论证清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研究的深入。他论证的前提是：明代江南农家占有耕地较多，没有达到最佳规模，大田生产夫妇并作，稻麦复种比例较小，水稻产量较低；清代农家经营实现了“人耕十亩”的最佳规模，男耕女织；稻麦复种比例大，水稻产量高。学术界对有关估计存在不同意见，需要继续讨论。笔者认为，问题首先不是具体计算的高低，而是论证的支柱是否牢靠。因为李伯重是把明代“夫妇并作”和清代“男耕女织”视为不同模式，分别计算农夫、农妇的劳动生产率，然后再总合起来。我们知道，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即已出现了耕织结合（男耕女织）的农民家庭经济，以后逐步加强，从曹魏到中唐长期实行的租调制—租庸调制就是建立在农家耕织结合的基础上的，而农民家庭的耕织结合延续到近代。当然，各个时代会有所变化，江南地区清代比明代农家耕织结合可能更紧密些，但恐怕只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不同的模式；李氏提出的论据中就有不少可商之处。把程度的差别夸大为模式的不同，以此作为计算的基础，其结果恐怕是难以为人们所认同的。所谓“人耕十亩”的最佳模式也有讨论的余地[6]。而且即使“清代江南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论断可以成立，清代总体上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还是有待证明的。

四、关于农产品流通和商品经济

明清虽然劳动生产率是停滞或者下降的，但流通比较活跃，市场比较繁荣，商品经济比前代有所发展。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较高的学者一般看重和强调后面这一点。他们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的；既然明清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较大发展，又说明清的劳动生产率停滞或下降，这岂非是一种“悖论”？笔者认为，如果说这是一种“悖论”，那它也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悖论”（矛盾现象）。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可能用理论推导否定明清劳动生产率停滞的办法来取消它。我们需要的是对这种“悖论”的合理解释。

明清的商品经济应该放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去考察。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然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自始就包含了一部分商品生产和比较发达的商品流通。这种现象使人迷惑，以至曾经出现所谓“商业资本主义”说。“商业资本主义”说是不对的，但战国秦汉以来商业的发达是不容置疑的。以前人们认为农村集市是南朝至唐代才出现的，现在的研究证明，战国秦汉已有农村集市，而且数量不少，规模可观。粮食、蔬果、木材、畜产品、水产品、布帛等农副产品的加工品，均已卷入流通领域。现在人们津津乐道明清形成的市场网络。其实这种“网络”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从《史记·货殖列传》等文献的描述看，汉代各地的商业相当发达，由各地中心城市联结起来的粗具规模的商业网络已经存在。但当时的长途贩运以各地的土特产品为多，粮食还没有进入长途贩运（“千里不贩籴”）的行列，农产品价格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季节相差较大，市场整合程度较差。继战国秦汉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是唐宋。农村集市更加繁荣，大批市镇兴起，更多的农副产品卷入流通领域，粮食也初步突破“千里不贩籴”的限制参加到长途贩运的行列中来。明清是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高潮。农产品流通活跃，农村集市和市镇有新的发展，各区域内部和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全国性的市场网络进一步形成和整合。长途贩运兴盛，粮食、布匹等民生日用品已经成为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出现了全国性的大商帮和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尤其突出的是形成了某种地区性的分工，出现了商品粮基地和某些重要商品的集中产区（在这以前虽然存在某种土特产品的产区，但并不构成地区性的分工），这说明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传统市场，有人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我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这种市场秦汉以来即已存在，但它有一个发展和整合的过程。明清时代，这一整合过程是否已经完成，明清市场是否近代意义的的全国市场，笔者还不敢说，但当时市场发展无疑达到了封建地主制时期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之所以获得较高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与封建地主制的结构有关。铁器普及，牛耕推广，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达到“亩产二石”、“民食什五之谷”的水平，成为以后长期实行“见税什五”的基础。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体制是由相互依存的农民经济、地主经济和国家经济构成的。地主制下的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摆脱了村社共同体，但由于规模狭小，其再生产不能不部分地依靠市场，故其经济自始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民在官府、地主、商人的层层盘剥下，往往不能不在收获后卖出其部分必要产品，在耕播的紧要关头或青黄不接之时再高价买进某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增加了市场的流通量。占收获量一半或一半以上、基本上囊括了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的地租，地主除直接消费其一部分外，把相当部分到市场上出卖，以换取其他消费品和奢侈品。地主的消费需求造就了一个颇大的市场。国家豢养大批官僚、贵族、军队，也要部分地依靠市场，尤其是在国家实行货币税制度时，会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产生巨大的拉动力量。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帝国的建立，也给大范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封建地主制下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比较繁荣的市场，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的商品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轨道前进的，但并非完全是承接前代的惯性发展，而是有所超越，而且这种发展和超越是在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停滞以至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虽呈下降之势，但传统农业所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明清农业生产在广度方面有相当大的发展，社会剩余总量增加，也提供了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解放初期，农业生产的技术基础没有变化，我国启动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农业的积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旧制度下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够提供的剩余，是颇为可观的）。同时，除了封建地主制经济一般的条件外，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或新机遇。其一是国家的空前大统一，内地与草原合为一家，消除了地区间、民族间交流的许多障碍。其二是交通道路的畅通超越前代，以南北大运河和长江为基干的水路交通以及海运的畅通意义尤大。其三是封建地租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某些调整，使生产者从事经济活动有更多的自由。其四是人口空前增加，不但消费总量上升，而且在耕地紧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非农人口的增加，即使农业人口也不能不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从而从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刺激市场的发展。

吴承明先生多次指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希克思讲的西欧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时期的“市场渗透”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毕竟没有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其中原因，除了制度和思想方面的问题以外，是否明清商品经济自身也存在某种欠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恐怕就是这种欠缺之一。西欧则不然，在“市场渗透”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向明显，农业革命正在酝酿以至发生了。这种“同步”与“不同步”的区别当然会影响它们的发展方向。方行先生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器是地主的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需求[7]。笔者很同意这一见解。前些年在对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中，有些学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民的“净余率”大大低于13——14世纪英国农民的水平[8]。所谓“净余率”是指交纳税租和扣除农民必要的生活消费开发后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其实，我国农民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并不少，甚至可以提供启动近代化过程或制度创新过程的某种基础。但这种剩余，以地租和赋税的形式集中到地主及其国家的手中，大部分用于奢侈性消费，能够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是很少的。

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是江南，它是当时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心。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大歧变》（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拿18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江南相比。这有可比的一面，也有不可比的一面。因为英国是一个国家，江南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孤立的，它要依靠其他地区资源的支持。正如方行先生指出的，江南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外出当官和做生意的人很多，他们从全国各地聚敛财富，回到江南消费[9]。其他地区难以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并不能代表全国的一般水平。应该看到，明清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江南这样的发达地区之外，还存在广大的落后的封闭的地区。吴承明先生曾估算，鸦片战争在国内市场商品值占第一第二位的是粮食和棉布，其商品率分别为10.5%和52.8%。可见当时粮食生产主要还是自给性的；棉布商品量虽大，主要却是耕织结合的农户生产的、自用有余的产品[10]。很难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

封建时代传统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是依靠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供应的。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充分表现了小农家庭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对于小农家庭的耕织结合，以前人们往往把它当作自然经济的一个特征，甚至是主要特征；现在有些学者又强调它与商品经济的联系。其实正如农民家庭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一样，耕织结合也往往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无论“耕”（种植业）还是“织”（家庭副业），尤其是后者，其产品既可以自己消费，也可以提供市场，它可以适应不同外部条件，在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之间灵活地“切换”。在一定条件下，农家的商品性副业收入甚至可以明显超过自给性种植业的收入，但只要它没有发展为专业户，自给性种植业就仍然是它的基础和保障，也就是说，其商品性生产是以其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而且可以根据条件的变化随时“切换”为自给性生产。所以，建立在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基本上没有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它与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种商品经济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五、几点认识

1、清代农业经济比前代是有所发展的，这种发展主要是表现在广度上，而不是表现在深度上。清代农业工具基本上没有改进，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但是农业地区空前扩大，精耕细作技术推广到更广的地区和更多的领域。这些发展导致经济总量的明显增加。

2、从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来衡量，农区的扩展属于资源利用广度的进展。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合理程度也有进展，一是土地利用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表现为地区分工的资源配置的优化，三是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这虽然只是出现于若干不大的局部地区，但影响和意义深远。存在问题是农林牧总体比例的失调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3、从劳动生产率衡量，很难证明清代比前代有所提高，从一些根本性制约因素看，毋宁说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停滞或下降的。

4、明清农业经济既有发展的一面，又有停滞的一面。与其说“发展”，不如说“发展与制约”、“发展与局限”，或“发展与不发展”。这种“制约”与“局限”，不是一般意义上讲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不免有局限和制约因素），而是带根本性的。

5、明清经济的发展的动力或基础，除了生产向广度的拓展外，还由于商品品流通的发展。历史事实证明，流通和市场推动分工，推动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这种情况，与西欧的所谓“斯密型成长”有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仍然以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市场繁荣的推动力主要是地主的生活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消费需求，因而难以引导到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

7、从经济向广度发展和部分向深度发展看，从经济总量的增加看，从商品经济的繁荣看，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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