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平村养牛 寨头村属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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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庆乡豆温村历史

目录

文献综述 1

阿务族在豆温村的演变与发展 2

摘要： 2

关键词 2

Abstract 2

keywords： 2

正文： 2

一、阿务族的简介 2

二、豆温村的现状 3

三、阿务对豆温历史发展的作用 4

（一）、元朝土司阿匡家族 4

（二）、明清土司珑阿本家族 5

四、豆温阿务的经济生活 6

（一）早期的交通优势 7

（二）集市贸易的兴起 7

五、阿务对豆温风俗观念的影响 8

（一）阿务的生死观 8

（二）阿务族的婚俗 10

六、结语 11

注释： 11

参考文献： 12

致谢 12

文献综述

本论文主要是从民族的角度来叙述一个民族村的发展。其基本的行文结构主要是采纳了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中的《摩哈苴彝族村文化符号的人类学还原》。朱炳祥先生对摩哈苴彝村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对彝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做了详细的论述。

西南地区的彝族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侧重点都集中在楚雄、大理、凉山地区。而彝族聚居度较小的地区，研究较少，这也是这些年民族研究的一个盲点。

在《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中刘尧汉先生与费孝通先生的谈话可以了解到彝族的生活习惯和信仰问题。其中费先生谈到：凉山是彝族最后的基地彝族文化发展的地区则是贵州的水西、云南的楚雄、大理一带云南靠昆明至大理一带，经济也比较发达，是多民族交汇之区。其他民族进去，汉族也进去，就慢慢融合起来。彝族的分支很多，这对民族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中华民族不是强调一个民族与一个民族的分开，而是关注民族就间的相互融合。

刘尧汉先生在《中华龙虎文化论》中提到的观点是：龙是南方的，虎是北方的。虎也可以算是西方的，羌人是西戎，龙是东夷的，两者结合象征中华民族。但有时也不是分得很清。

冯汉骥先生著的《罗罗与东爨》中主要提及的观点是：罗罗文旧称爨文，故罗罗亦称作爨人者。蛮书言“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在西南民族中，不乏实例，故爨人中所包含之民族，想至复杂，罗罗不过为其中之一种也。

龚荫在《云南明清土司通史》中谈及云南各地主要的土司，并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土司制度的设置，土司要借重封建王朝的封号，提高自己的地位，镇摄人民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治理。而封建王朝则要利用土司在少数民族中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建立和巩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本文中借鉴了上述学者的一些学术观点，并秉承了民族大团结，民族大融合的思想。

在和杨青山和杨秉谦两位老人的交谈中也充分的了解了阿务族的生活习惯信仰和豆温村的历史，在此特别的感谢两位老人，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帮我阐述了民间历史和传说。

阿务族在豆温村的演变与发展

杨飞林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07级历史学，学号：2007034112

摘要：本论文主要介绍阿务族在豆温村的作用，并从历史，经济，风俗等多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古村豆温的存在发展与阿务族的演变和发展分不开。豆温村的方方面面都印着阿务族浓浓的笔墨。

关键词：阿务；豆温；演变；发展；

Abstract：ByAWupeople’shistory,economyandcustom,thisthesisismainlytoindroducetheinfluenceofAWuinDouWenvillage.TheoldDouwencannotdevelopandchangewithoutAWupeople.AllaspectsofDowWenarecravedbyAWupeople’sculture.

keywords：AWu;DoWen;Change;Development;

正文：

一、阿务族的简介

阿务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自称：阿武、阿乌泼，他称：拉武，孟武。主要分布在云南东部的弥勒，元阳、西畴、金平、罗平、师宗、镇沅等县地。

而今对于阿务的称呼各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如：《师宗风物》中称为“阿务”，易谋远先生著的《彝族史要》中称为“阿武”，而《师宗县志》中称为“阿乌”。对于称呼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而本文中主要以2003年版的《师宗风物》称呼为准。

彝族中各支系大多有自己的语言，而拥有文字的只有少部分的支系。主要在大小凉山地区居多，在师宗境内彝族各支系中，没有发现彝文书籍或书写有彝文的历史文物。通行应用汉文，在丧事和迷信活动中请“毕摩”①念经亦为彝语汉文，而阿务语是彝语的东部方言区属葛濮土语类方言②。

阿务语由于没有文字又加之民族的大融合，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阿务语的传承就停滞不前，现今会说的也只有少数的老人。

对于现在的阿务族与其他的支系最明显的区别和特征主要是从他的服饰和着装，服饰尚青蓝，五十年代以前，男子多用3米左右长的黑布缠头，称为“大套头”，穿对襟衣，衣缀由7—9个对布扣（富家用银扣）缝制而成。而下身则以宽大裤脚的长裤为主。1950年后，男子服饰逐渐与汉族的相同，无太大的差别。

（图为阿务族服饰，左图是未婚姑娘服饰、中图‘白色’为中老年妇女、右图为男子对襟衣。）

而妇女服装在未婚，已婚和生育孩子后有明显的区别。未婚姑娘喜欢用白，蓝色棉布大襟长衫，襟围和袖衬镶黑布边，肩部绣花，长裤脚边有绣花图案一圈，围腰常用黑色细布，齐胸用银链挎颈上，围腰上绣花，两则钉绣花条带系于腰后。未婚姑娘独发辫下垂，头戴“彩公鸡帽”，帽边钉一排银泡花，两则均绣满各色图案，鲜艳夺目，耳戴银耳环。结婚后的不再戴公鸡帽，发辫收盘于脑后用头部帕包起。

二、豆温村的现状

豆温村隶属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龙庆乡，位于县城东南四十公里的群山拥围之中，周边群山高耸翠叠，绵延起伏，山山相连，层峦叠嶂，葱茏秀丽，盘旋婆娑，固古有称为“万马归槽”。而村子如鲤鱼坐落在槽中。

（豆温全景）

豆温村是广西府③通往黔、桂、蜀必经之道。村四周都有道路通往他地，而交通也正是豆温发展的关键因素。

豆温村为何叫豆温已无史可考，但原来多叫“洞门香”，其叫洞门香主要是豆温多种油菜，加之豆温海拔在1300—1600米，气候蜀温凉性，平均年日照量在256天，霜期较少，又为槽地，土质深厚多为黄青壤，很适合种植油菜。而豆温村第五次人口普查是已有450户左右，人口达2100人左右。这样的村子也有了自己的基础服务，在村的四个道路口都建有大小不一的四个营房，主要用来在油菜成熟的时榨菜油，其他的小村子也赶来榨油，在油菜成熟的那段时间，营房几乎是灯火通明的榨油，这样在村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闻到香喷喷的菜油。而豆温村的西南路口有一石壁洞而每到这里香味更浓，这就是为什么把洞和香联系在一起而叫洞门香的缘故。

（用以榨油的大碾盘，直径约为3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

豆温村主要以阿务族和汉族组成，又主要以杨、李、张、陈、刘、冯六大姓构成。而其中杨姓者都为阿务族，阿务族在豆温占有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也是阿务在豆温村发展的基奠。

三、阿务对豆温历史发展的作用

（一）、元朝土司阿匡家族

豆温村始建何年，无史可考，《师宗县志》记述“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师宗州设槟榔、英武、六德三个驿站，后英武驿承为虎所伤遂废，皇庆三年（公元1313年）广西府设马站五处，其中师宗州豆温村设马站一个马十匹。”

元朝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奠定了祖国的宏伟版图，是唐宋以来号称“羁縻之地④”的广大边疆地区与内地连为一体。封建王朝为直接控制民族众多，情况特殊的边远地区，根据当地土住民族首领势力的大小，委以不同的官职，施行土司制度龚荫著的《明清云南土司通史》所述：实施土司制度是为了“以夷治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官，让他从其俗统治本民族。通史制度的设置，土司要借封建王朝的封号，提高自己的地位，镇摄人民，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封建王朝则要利用土司在少数民族中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建立和巩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师宗土司珑氏是封建王朝的世袭土官，在师宗世袭数代。《土官底薄•师宗州同知》记载：“阿的、罗罗人，承袭父职，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归附，十六年开设衙门，二十一年赴京朝觐，除本州同知。”

而居住在豆温村的阿匡（阿务族首领）就是师宗城郊恩荣里土官武德将军普恩（阿务族）的支亲。又与世袭土官珑氏为姻亲。所以阿匡土司的势力范围也很大，以豆温为中心，居住在村的东南边，后称为“土官城”，统治着附近的村寨，主要是现今的九个村：阿月、阿涉、上池布格、小平田、小豆温、小兴厂、老厂、畜牧场、马背冲等。

而在阿匡统治的这个区域里已可以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市场。在畜牧场由于地广人稀、树少草密、适合放牧，主要以蓄养羊和马为主，养马为土司提供了战时的战马和平时的交通工具。羊肉是阿务日常的肉食，特别是每年的“火把节”。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制作各种饲料时也冲分利用粮食酿造白酒，现今的畜牧场白酒也是很有名胜。而小兴厂和老厂有吗，少量的铁矿石，所以在这两地主要是冶炼铁矿，制造农用工具和兵器。阿务也自称阿武，其天性尚武，酷爱刀枪。所以男子多喜佩刀。同时也会把兵器用以与其他土司交换所需的物品。马背冲的森林茂盛树质好，拥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金丝榔，在土司建土官城时提供大量的优质木材，现今在土官城的遗址中也时有挖出一些木材，其质尚未腐朽。而豆温和小豆温主要以种植为主，为土司提供生活的来源和保障。

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使得阿匡家族快速发展，从这以后就不断的加大了军事的投入。在村的西南方建了一个训练场，后称“跑马路”，主要是训练土司的骑兵。军事的不断发展后，就开始攻打周围的小土司，不断的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区域。在元朝大德初年（公元1300年）其势力已占据了三个乡，已能和珑氏土司媲美。由于土司制度发展的滞后性，使得朝廷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改革，而这样的改革无疑是很大程度的压制了土司的利益。

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四月，罗雄州（今罗平县）土酋，军火主阿邦龙少联合师宗州豆温村的阿匡，贵州普定路普安的阿只，阿为起义，反对蒙古族的统治。元朝廷派右丞相汪惟能率兵进讨，阿邦龙少、阿只、阿为率兵退至越州（进曲靖越州镇）据守。汪惟能令其缴械投降，阿邦龙少等众土官士兵不从，进行抵抗，朝廷遂遣平章，也速带尔率兵万人至曲靖与汪惟能会合，派遣土王昔宝赤，吉里赤等为先锋征剿，当场斩杀阿邦龙少，其余土官兵逃散。

阿匡逃回豆温村据守，养精蓄锐，补充兵员，训练士兵，构筑工事，在正乙山顶挖筑战壕，用石块支砌掩体。在村西南一小山顶建盖营盘，当地群众称之为“老营盘”。在村西边山顶建登高架，作战岗、放哨、报警之用。在村的四个入口都建了栅门，每夜安排青壮年轮流驻守执勤。

这次起义主要是由阿邦龙少组织的，当元军斩杀了阿邦龙少后就采取了安抚政策，这也使得阿匡逃过一劫。

（二）、明清土司珑阿本家族

公元1368年，朱元璋起兵反元并建立明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也沿用了元朝的“羁縻之策”，只是更进一步的完善了土司制度，规定土司可以世袭，建立武装，维持地方志安，但受流官的监督。豆温村土司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在漫长的修养生息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传至珑阿本时，已具有相当的经济势力和军事势力。在原来营盘的对面山上又建立了一个营盘（后称新营盘），两营盘对峙成为一线，中间为广西府通黔桂的必经之道。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师宗州土官开设衙署，传至珑耿时，《广西府志•建置（附官署）》中记载：“土知州珑耿暴虐，天启甲子（公元1624年）春欲纠夷众窃印据城，目把杨自辅力止，事乃寖，耿遂天绝。”后遣管事李璜赴京请袭知州，璜到京后奏土官暴虐，恳求“改土归流”，朝廷应允设流官。

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春，豆温土司珑阿本不满流官统治，起义反明、直捣州城、拆毁城墙。明王朝政府派巡抚，都御史吴文度调兵镇压，吴亲自督兵分三路近剿，一路从师宗，一路从罗雄，一路从弥勒，另遣一军埋伏南盘江沿岸。命武定军民府土官凤英为征剿统帅，珑阿本率本土将领民众，分兵三路凭借已构筑的工事据守，与明对抗，明军将广士众，火力十足，珑阿本撤兵退至正乙山，凭山高峻险悬崖峭壁的天险坚守近两个月。终因寡不敌众，被明军击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土官城被毁，豆温村的阿务族被大量的屠杀。曾经的辉煌变得凋敝林立。从此后有了大量的充军户和流民户进入豆温定居，这样在政治上监督着残余的阿务族，在经济上压榨着阿务族

（左图为土司珑阿本家族的坟墓、右图是‘桅杆’是土司家族墓地的镇邪物）

在这段时间里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与民族间的纠纷十分的频繁，尤中先生著的《云南民族史》中讲述：“武寻之变”——是各民族反抗大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譬如；木邦、孟养和陇川等边境土司纷争。“水乌之叛”是永宁、镇雄、乌撒、乌蒙、沾益的“罗罗”各土司叛乱，他们的宗旨和原则是“家派一源，境土相连，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救相援。”在先后八年之内，战争连绵不断的进行着，战争区域横亘云南通向内地的交通线，阻断云南与内地的交通，致使明朝在云南的统治频临危机。

四、豆温阿务的经济生活

《师宗州志》中所述：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统一币制，使用人民币占领市场，县成立了禁银委员会并发布布告，召开各种人员座谈会，宣传政策，动员群众拒用银元半开，使用人民币:在城区、圭车、者黑、豆温、长街、鸭子塘、龙庆、瓦葵、布租等集市开展禁银。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豆温集市经济在全县中的地位，豆温集市经济的发展与土司的治理和地处交通要塞有着密切的关系，豆温集市发展最繁荣时正是在土司珑阿本统治时期。

（一）早期的交通优势

豆温集市的由来要从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说起，当时豆温地要塞，是滇东至桂黔的必经之路，然次已住居民即阿务，使用在这里设了一个驿站，驿站归州署统辖，主要任务是传递文书信件，接送调往官、军。驿站设驿长一人，设身体强壮善于奔跑的驿夫二人。一般根据驿站规模的大小，确定接换马匹和人员的数额。在没有现代通讯的条件下，驿站是人工传输信息不可或缺的设施。

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2年），为保驿站畅通，豆温村民捐银重修悬崖绝壁中的石口子段险道。完工后在石口子洞口竖碑记载其修路之艰辛和捐资者姓名留存后世。后兴修师宗至畜牧场公路时被毁。

随着道路的畅通，从滇中的商品要销往内地和内地商品销往滇地，大多都经过这条路，特别是从内地的商品到了豆温都需要转托。这样豆温集市诞生了，集市诞生之初，实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少部分使用海贝、金银购物市场物资与当地民族生活习惯贴迈，深受当地民族欢迎。

（二）集市贸易的兴起

明清时政府鼓励商业发展，不断的激发了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来往贸易，豆温村经常来往的商贾有：四川的小百货店，广西南宁的丝绸商，百色的药材商，宜良的盐商，弥勒的糖业商以及湖北、江西、汉口、贵阳、昆明、陆良、泸西、罗平等地的商贾。街期商贾云集，来我马匹达三百余匹。当隐隐约约的马铃声临迈时，村内的几十家马店、饭馆也随着忙碌起来，马店老板手里托着水烟筒，出出进进地交待伙计备草料、饮马、满面喜气笑迎宾客。

当时把豆温称为“小云坛”，起意为他的富裕和繁荣可以和昆明媲美。在村的南边有一坡，现多称为乱坟坡，主要是在哪许多的商贾马夫定居在豆温村，死后就统一葬在这个坡。

从前古村名千里，羊肠小道便通畅。

上至春城昆明市，下至百色渔米乡。

客商小贩到此地，半数人家歇满堂。

街头街尾摆摊子，真是繁华一市场。

古村成为中间站，街头街尾闹嚷嚷。

四道村门立四方，一更十分门关上。

五更鸡鸣天快亮，生意货郎赶路忙。

几经兴衰几经度，锤炼人民志如钢。

（杨青山⑤老人为豆温村过去集市所写的打油诗。虽然其诗简洁朴实，但能够充分的叙述当时的现状。）

豆温村的街道以村落为依托，以村内的一华里的街心为集市，《师宗县志》所载：街面开设有银器店4个、米粮店4个、日用品杂货店12个、盐店5个、木制农具商店15个、马店42个、饭店10个、烟馆10个、赌场5个、行商20户。街天上市人数达6000余人，骡马500匹，交易商品有：丝绸、布匹、枪支弹药、大烟、盐巴、红糖、药材、小百货；香菇、木耳、大麻、花生、生姜、火腿等成千上万个品种。

市面所有商品应有尽有，贸易往来纷繁如织、彼此相需、市场活跃各种小贩的叫卖声、歌声交织在一起，南来北往的人们集聚一起，人宣马嘶、不绝于耳、响彻村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故而称为“小云坛”。

《彝族史要》记载：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局限彝族中的生产发展和经济水平比较缓慢，加之长期形成的小自耕农自给经济习惯，所谓:“养牛为了种田，养猪为了过年，养鸡为了生蛋换盐”。对于这种观点是从大局而论的，而阿务族在历史的不断演进中，没有受到太多正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抑制。对于商贸有浓厚的兴趣，在豆温的集市中，阿务以“本家”的身份，有家有室、有田有地、建了许多的商铺或出租或自己经营。在其中的15家木制农具商店中就有10家是阿务族经营，一些日用品更是不胜枚举。阿务族自制的棉布或麻布在市场上也是横手欢迎。因为管辖豆温村的土司是阿务族，许多外商大贾都会买上阿务族织的布巾披在肩上，这样可以融入到阿务的生活中，博得土司的认同和支持。

五、阿务对豆温风俗观念的影响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由于地域的因素，其间也会有大同小异的地方。

（一）阿务的生死观

在豆温村中阿务现在的比例只占到三分之一，但其观念对全村的有很大的影响在现在的村里都惯行着阿务的生死观。阿务的生死观是积极的，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从态度上总感觉有一丝丝的消极之味，而对于阿务而言，他们没有一种成文的生死观的记述，但从他们对待生和死的态度和行为中，就能深刻的感受到这种观念。

在孩子呱呱坠地时，主人家就会准备许多的红鸡蛋（用品红染的）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是代表着“落红有喜”之意。收到红蛋的家庭会在孩子产下七天后集伴而到产妇家，看望产妇和孩子。去时会带一坛子米、鸡蛋、红糖和襁褓的衣服或纪念品。

而当人去世时或断气时，家人要放鞭炮，这是为了向天地神灵、家族亲人和邻居乡亲们告知老人已断气。这样家族的人会放下手里的活计到死者家悼念和帮忙。在当地总有一句纯朴的话：“帮忙就是帮自己”，靠这样的民风，家族有再大的事也能淌过。然后请毕摩到家做法事和建纸房，后是择日、选地。一般在家中会停放一周左右让后亲来钉棺。建纸房很有讲究，用竹子、桔杆、彩纸扎制而成，一般几个人要花两三天才能完成，送终的前一天亲朋好友会前来送行，这时毕摩会用一根白线从棺材头拉到“献白”⑥场地，其意为带着亡灵上天。太阳快落山时本村的阿务族会在族长的带领下从村口“跳把式”、“跳狮子”、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到死者家。而此时死者后亲会从他村带一支民间歌舞团来表演，其意为对死者家属的慰问和对死者的悼念。

跳把式是一种武术表演，这套表演技巧是阿务族在过去的生产生活和战争中演变加工而成的。起初表演是为了给土司观赏的，发展至今跳把式的意义已变，成为了为亡者开路送行的仪式。

跳把式是有一式两双构成，也就是同一种道具两个人合跳，在最前面的是“火流星”跟其后的是“春秋刀”，其形与关羽的大刀相似，后面是“三金叉”、双刀、箍杆、剑镖、双节棍，再后是“唐僧师徒戏狮子”，最后是锣鼓钹号。

（这六幅图是‘把式’，从左上至右下依次是：春秋刀、戟、箍杆、双刀、双节棍，）

对于跳把式中的道具的猜想和说法有很多，其中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大力发展南中地区，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把诸葛亮拜之为神。而南中地区对蜀汉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把式里的“春秋刀”、“双刀”、“戟”与三国中蜀的三兄弟“刘备、张飞、关羽”的兵器相似，而后期加入了“唐僧师徒”四人的面具，着很大程度是在电视剧《西游记》中的模仿。从这可以看出阿务族善于借鉴和学习。

对于阿务的生死观，最主要体现的一点是：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快乐的一种以人为本的观念。与汉族的三年守孝的不同，三年守孝中子女多为虔诚和悲伤。孝与不孝父母生前已知晓，人固有一死，活着就应该快乐充实的活着，亡者已去，家人不应过分的沉寂在悲伤之中要快乐的活着，这也是亡者想看到的。

阿务大多信仰鬼神，生病时会“竖筷子”、“展香”给毕摩看算。看是哪个鬼魂附在病人的身上，然后通过毕摩转达鬼魂的需求，他有什么需求就尽量的满足，这样就可以魔除病好。在阿务与汉的交融之中，在观念和生活习惯中的相互融合和发展，也使得豆温的风俗和观念有着其特色之处。

（二）阿务族的婚俗

在阿务族集聚的村寨里，一般都建有“公房”，既是公务活动的场所，也是彝族青年男女幽会的地方。公房中间用篱笆隔开，男女各在一边，青年男女集聚公房里或织麻捏绳或吹箫弹弦，这时是联络感情寻找对象的最好时机。如果有其他村的小伙子来寻找对象，小伙子会叫人把一枝栗树丢到女青年围坐的火塘边后就跑开，姑娘们得到这个信号后就叫自己的玩伴到外面找男青年，而小伙子为了试探姑娘的诚心，决不会让姑娘们找到。过一会又仍第二支，到了三四次后，姑娘很容易就找到小伙子。这时姑娘会把它他邀请到公房的一侧，本村小伙子知道了来意后便会自动的走开。而姑娘们会煮白酒招待客人，并找来烟和烟筒准备装烟，装好后从篱笆缝中递过去，说“索果依着”（老表咋烟），小伙子接过便吸，吸完后又重新装好递过去，点上火反邀姑娘咋烟。这样一来二去后便开始唱歌。彝族也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讲话就会唱歌。”

如果男女双方相互爱慕，男方便会托媒人前去提亲，而女方父母即便对男方满意也不会在第一次就答应，而要经过媒人三番五次地上门说合才会订下吃“火龙酒”（订亲酒）。

讨亲这天新郎要等舅舅挂完红后才去娶亲，后亲在婚丧嫁娶中是最尊贵的亲属，后亲的舅舅权利最大，舅舅挂红时会说一些奉赠的话

挂红，挂红，喜气洋洋。

一挂天长地久，二挂地久天长。

三挂荣华富贵，四挂财帛兴旺。

五挂五子登科，六挂福禄进堂。

七挂全家齐集，八挂八方为王。

九挂日久人长寿，十挂幸福万年长。

去时要带上大量的烟、酒、肉、布等礼品献于女方这称之为“献大酒”，女方的客人会故意刁难和戏弄讨亲让你，她们会用锅烟子涂抹讨亲人的脸，称为“染花脸”，把他们染得满脸乌黑引来哄堂大笑。

起程时，讨亲人要祭拜女方家祖先，然后请新娘及送亲人上路，此时新娘会表现出对娘家的留恋和依依不舍之情，不住的哭泣，要等讨亲人请过三次之后才离家上路。

到男方家后开始“闹房”，闹房是亲朋好友在新房里与新婚夫妇嬉闹取乐。它既是亲朋好友向新人表示祝贺的方式，也是驱除邪淫、趋吉避凶、祝福吉祥必不可少的仪式。过了这夜后男女就是正式的夫妻关系。

阿务族的婚俗中体现着恋爱自由的思想，父母对儿女的婚姻不做过多的干涉。而男女青年多为了爱情而结合在一起，这样以后的婚姻生活还是比较的和谐和幸福的。但也有一些弊端，如早婚现象严重，基本上十七、八岁是为女子都已结婚。在民族集聚的地区，计划生育实施难度大，超生、多生现象突出，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生一个男孩，花多大的代价都可以。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子女多后生活水平和教育供给就跟不上。子女多为文盲、半文盲，再后又步入早婚。这样的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要脱贫致富就困难了。

六、结语

豆温的阿务在几度沧桑、几度变迁中坚强的发展着，曾经豆温的土司、驿站和市场凝结着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凝结着阿务与汉的沧桑与辉煌，然而随着交通优势的丧失、商业贸易的衰落，使曾经的“小云坛”变得暗淡，许多的民族文化与古迹难以寻觅，土官城、营盘、烽火台早已飘逝，只留下地名延至今日。但是在阿务与汉族的同心协力和党的政策的鼓励支持下一个特色的民族村正在崛起。

半坡聚落和河姆渡的农耕文化特征个是什么

半坡文化属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位于陕西省西安半坡村。

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居住区有壕沟围绕，以防野兽侵害。房屋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圆形。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多种农具、鱼猎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其中最著名的半坡出土单体鱼纹陶盆器纹是用人的脸和鱼的身体结合而成的人面鱼纹盆，赖以为生的鱼被看做氏族部落的保护神，人们栽种谷物，只有需要时才捕鱼

从陶器上发现二十二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遗址有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两个男子和四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半坡文化属于黄河中游的原始文化，显示出北方地理环境的特色。

商周三代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因此，夏商周时期也是我国酒礼最复杂、酒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正因为夏商周时期酒礼最受重视，因此，酒器发展也最为迅速，青铜酒器也就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亮丽点。

河姆渡遗址（Hemudu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

先说一下新石期时代：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Period）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基本特征和分期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

各地的新石器时代

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陶器则比较发达。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

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寨头村属于哪里

寨头村位于茅贡乡东部，驻地距乡政府10公里，地跨东经108.52度至98.5度，北纬26度至20度之间，位于黎平县城西部，距县城32公里，距榕江县60公里，东与坝寨乡青寨村接址，东南与连洞村交界，南与本乡已炭、蚕洞两村相连，西与寨南村接址，形成西高东低的走向。村驻地海拨645米，最高山只有900米（高年胖和己务山头），据寨头村2004年统计，居住人家为224户，人口1038人，全部都是少数民族，侗族。姓氏主要有吴杨两大姓，占全村96%，其它姓有谢、石、陆三个姓占4%。耕地面积为367亩，人均收入为1408元以上。境内河流较狭小，主要河流有：寨头河、国洞河、阳你溪三条主干，均属亮江上游，从西向东流，境内士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为1310毫米，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

寨头村历史悠久，地形山清水秀，水绕环抱，绿荫在林，古树参天，是一片美丽的沃土，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早在禹贡时期属荆州地界，西南裔，春秋属楚，秦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唐以其地置播叙二州，分十洞，隶江竣节度使，后周时节度使、周行逢卒，叙州刺史钟存志，武土酋扬正岩据十洞，伪黎称微城二州刺史，五代属楚，置诚州，太平兴国二年，酋长杨通蕴归顺内，附遗弟要通宝来贡，故以杨通宝为诚州刺史，诚州即黎靖也。

元朝元世祖十六年1279年（己卯年），吴氏侗族三兄弟人家，天柱远口族，雄公后代，逃荒来到此地，距今七百二十六年（2005年）。这里当时是一片高低不平的山坡地带，都是古老的原始森林，各种树木如人抱，古树参天（现今千年树尚存），进入山中不见天，到处都是一片林海，鸟语花香的境界，他们携带家小到此地，开垦荒地，砍树伐木，建立家园，成为寨头的开世基祖。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寨头村属古州八万军部管府，宗英至治二年（1322年），寨头村属于宣慰司的古州八万洞，曹滴洞司。

自洪武五年1371年，这里发展人家近30户，人口已是150余人，耕地以农为主，种植水稻、小米、高粱、玉米、红薯等，养殖业以养鱼、养牛、养猪、鸡、鸭、鹅之类等。

开基始祖原来住地，地名叫宰领（侗名），此地位置较小，在日常生活中，族人放养牛在现在的大寨住地，原是森林覆盖地，也是放牧的好地方，那时放牧都是放夜牛，日夜都放，结果母生来的牛犊都是双胞胎，这样族人又迁一部分人到大寨来住，后陆续搬迁完到此地（地点：务堂、得堂、垫己上、领务闷居住），这时族人在寨子下面的萨领上坎（现会场后面）建立简易的社稷坛为纪念民族英雄萨玛而设，具体时间，因0中期受破坏，无从查考。

时隔不久，因人口逐年增多，在日常生活中，在放养鸭子，待鸭子找吃到小寨住地（当时无人），地盘也开阔，视野较宽，像龙头转首朝上，呈回龙转首形，放养的鸭子，生下的蛋都有两个蛋黄，故一个蛋孵出两个小鸭子来，发展养殖业较好，结果又迁部分人家到现在的小寨居住。因地形象是龙头转朝上，始改地名为宰头（侗名）寨子的头头的意思。这时居住的人家已发展到40户，人口达200多。那时的婚姻总是都是从30里外的地方接亲，有民歌唱道“三十里路妇女家，担去的猪肉都生芽（生虫）,兜去糯米饭，烂成了酒糟粑。”很不方便，因此，族老议事决定派人榕江车江一带请来杨姓的人家来居住，便于接亲。给地盘、划山林。以杀领（现在大会堂）破开为界给杨家住。这样，从原来的单姓独居变成吴杨两姓居住。从此二姓结为亲家，和睦相处，相依为命，共建家园。

洪武十八年（1385年），五开卫建立后，在县境设的十五所，其所住地在寨头地点见井门（侗名）。是年，吴家重新组建另一个社稷坛，此坛底部安有略长圆形的青石，中凹、约一尺宽左右，凹处朝上，里面装有一个全身都是银子的铆成的一个美女盛装，头戴银花银帽，身穿银衣银裙，极为美丽，名“萨玛”（古民族女英雄），上面盖有一块青石拓成圆形中间凹朝下盖，石厚15公分，最上面盖有净土，土堆周围垒有河石，高约二米，净土上栽月一蔸常青树（千年矮），周围一走道，道宽一米，再外砌有八角形的青砖，坐东朝西，状如龙楼凤阁、皇家宝殿，坛角飞跳，非常壮观，坛外两米右边，还建有一栋萨玛楼，便于大年初一至初三日祭萨之用，高约1.5丈，一保顶三层，美丽非凡，后因0时期破坏，现存一块圆石在大会堂门前地角。

永乐十一年（1413年），寨头村隶属曹靖司。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古州司地设三郎司、三郎司又设三郎土舍，寨头村属三郎司辖地。

乾隆二十年，壬戌年（1756年），也是寨头村历史鼎盛时期，那时人家居信已发展到120户，人口已是600余人，因居住较集中，种田路程较远，往南要到岩洞村地界名_干嘴（侗名），当时是男耕女织的那种分工方式，养育的儿女，都由妇女管教，形成“崽大不知爸，只知道有妈”，因为男的清早天未亮就得到二十里外去耕作，管理农田、养牛种地，直至儿女10岁上都认识不了父亲，很伤脑筋，为此，族老又决定，分一部分子女到蚕洞、己炭的宰摆、宰归、汉寨等处居住，这样拨去的人家近二十户，100余人。

乾隆廿六年，岁次辛巳年（1761年），寨头村的主要族老：以吴千角、吴廷用、吴廷璧、吴廷相、吴文贞、吴文汉等为头的化首，组建建桥领导小组，群众自愿捐银的原则，此桥建在大寨寨脚，名为回_桥，于乾隆廿七年元月竣工，有刊碑为证。此桥原来下面跨度都用直径30公分以上的杉圆木为枕木，共有十几根，上面盖有结构瓦桥、保顶三个，桥宽一丈，跨度六丈多，桥上的枋板画有各种图案，民族风情，龙凤呈祥等图样，栩栩如生，因年长月久，圆木腐烂，加上0受极左路线的影响，破坏了原来的面目，于1992年重新扩建至今。

道光十六年，丙申年，1836年，吴家首富吴成铭、吴成德，两兄弟发起要与杨家首富杨明著、杨明德两兄弟比赛搞磨坟，看谁家搞的磨坟大，美观大方、耗资巨。

结果，杨家搞的磨坟（现在地名己报，原老祖三公开创地的后山，坟高两米，宽约一丈方圆，坟门顶如城门宝盖，刻有如门楼的图形，门口宽60公分，高80公分，极为壮观，帽碑上刊有两幅横联，上幅为“佳城”两字，下幅为“懿_流芳”四字，两连各有两幅对联，外联为“_舞___地_，山_水_毓坤_”；内联是“金__日月克昌後裔，玉砌合山川永秀，大_人文”。碑内刊有：原命生于乾隆年间，殁于嘉庆廿年六月初五日午时。中刊有：清故恩妣杨母杨太君之墓。孝男：杨明著、杨明德，孙男：发祥、发科、发魁、发林、发诗、发盛同立。道光十六年丙申年清明节款旦。

吴家首富吴成德母坟，也是如此壮观，高和宽都和己报一样，从右往左看碑上，刊有如下书目：原命生于乾隆廿三年戊寅年（1758年）八月吉日吉时，享年七十四岁。中间刊有：皇清上寿吴母吴太君之墓。殁于道光辛卯年十二月六日卯时（道光11年1831年）。孝男：吴成德，孙：绍文、绍元，曾孙本清、本贞，道光十六年岁字丙申清明节款旦。石碑刊有两幅对联，横联因碑帽落在下面朝土，待后再查考，两边对联“_赴蟠桃福__，箕裘克_冠新基，___抱__秀，____紫_衣”“月_金___景泰欣看日，自是__名後_衣冠__奏__，文山朝_仰碑高，地___象__”的诗句。

吴氏另有吴成德墓，地名是井尚（侗名），刊书为“生于乾隆54年六月初九日巳时生（己酉年1789年），孝男：吴绍文，吴绍元，孙：吴本河、吴本清、本湖、本海。中刊有：故恩考吴公讳成德之墓。殁于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一日丑时（己丑年1849年）。咸丰二年清明节立（壬子年1852年）。碑对联两幅：“沙明开景运，水秀鼎英才”，“地脉培光德，英灵启后坤”的诗句。横联两幅“龙盘虎踞”，另一幅为“长发其祥”，规模之大，让人佩服。以上的名墓至今算来，非耗资万元以上是难以办到的。吴成德墓略次于杨明著、杨明德母坟和吴成德母坟，其实吴杨两家还有各次于成德墓的磨坟，由于篇幅问题，不再赘述。

清嘉庆14年，己巳年1809年，以吴千角、吴廷用（成德父），吴廷璧、吴廷相、吴文贞、吴文汉等寨老组成建造三口水井的领导班子，以群众自愿捐银方式，开拓水井三口，一口在井闷（侗名），在大寨上冲内，己上右冲中，此水井四周都是青石板镶成长方形，石板厚10公分，四角为四根石柱，下是四方形，上端是圆椎形，石板每块重约800公斤以上，四周地坪孝镶有青石板，板上刻有横格防滑用；另一口叫迫宰井，在回龙桥对面的山冲下，也全部是青石板镶成四方井，井宽二米见方，石板镶的面高1.5米（四周一样），石板厚10公分，每块重量上千斤，四周地坪均为横格条条，石板铺在地坪上，外面宽一丈五尺见方，上盖有木瓦房盖面，以防风雨渗透井内，也可为躲雨、日晒之用；第三口井，在现三组晒坝下坎，因当时小孩落井死亡，故今荒废填埋。

寨头村附近有地扪寨、黎平侗乡风景区、黎平肇兴侗文化旅游景区、翘街古城、肇兴侗寨等旅游景点，有黎平香禾糯、黎平茯苓、黎平侗乡油茶、黎平茶叶、侗家腌鱼等特产。

关于仰平村养牛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