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养牛的法律，秦朝的法律有多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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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畜牧业为什么能迅速发展起来

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畜牧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渐趋完备，畜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充分体现了畜牧生产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畜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牧场及群牧规模大大增加，畜牧业经营组织具有该时代特色。同时，中央还制定了有关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的法律《厩律》，这是我国畜牧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因素的积极影响，畜牧业得以迅速发展。

秦汉畜牧业之所以发展迅速，首先是因为，大力发展畜牧业，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秦汉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以后，牛成为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发展畜牧业势在必行，以提供更多的耕牛。

其次，发展畜牧业又同巩固边防密切相关。秦汉时期，北方及西方游牧民族侵扰严重，为保卫边郡地区的社会生产和国家的安定统一，需要强大的骑兵，这就成为官营养马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为了保证畜牧业的发展，秦汉王朝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畜政管理，发展官营畜牧业，鼓励和扶植私人畜牧业生产，积极实行保护牲畜的措施等。上述各项政策和措施，在秦汉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中，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为秦汉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统一国家建立以后，社会环境较安定，边郡畜牧业资源得以集中开发与合理利用。

在统一的环境下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使一些新畜种、新饲料品种及某些先进的畜牧业生产技术传入中原，这些作用都不可忽视。

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发展很迅速，其表现首先是生产地区十分广泛。秦汉王朝十分重视对西部、北部边郡地区的开发利用，广建官营牧场。

西汉初年，朝廷有6个大马苑，养马30万匹，阡陌之间马匹成群。当时也有许多著名的大牧主依靠官营牧场发展畜牧业。

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国的乌氏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秦时凡是牧马超过200匹，养牛、羊或猪多达1000的畜牧大户，可以享受千户侯待遇。可见，秦汉时期的牧场是非常发达的。

秦时已建立太仆寺掌管国马，在西北边郡还设立官营牧场牧师苑，养马几十万匹。

我国古代的经济区划大致可分为牧业区、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半农半牧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边疆一带，具有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良好条件。

秦汉王朝对该地区的发展极为重视。其畜牧业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的存在是当时畜牧业发达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内地虽不宜发展大规模群牧式畜牧业，但官民都普遍采用了厩舍饲养和小群牧养的方式，牲畜的总头数也很可观。

这一时期对不同牲畜的经济作用也有了足够的认识，重视马、牛在军事、农耕、交通方面的作用，因此，养马业、养牛业的发展很突出。

新畜种亦不断引进，如原产于匈奴地区的骡、驴在东汉已为常见之役畜。作为肉畜的鸡、猪，生产地区广泛，但由于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很小，所能提供的肉畜数量是有限的。乳畜在中原地区亦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秦朝的法律有多苛刻

透过两千多年厚重的历史尘埃，秦王朝留下的“苛政”符号，随着秦简的发掘有了另一层解读--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秦帝国小官吏的法律片段

秦王政三十二年，在帝国的一座叫迁陵的县城，人们刚开始一天劳作。一个叫昌的人是这里的最高长官。每天，官吏们都要经手大量公文，按秦制，凡在此地处理过的文件，都要仔细抄写备份，建立档案，以便查验。负责抄写档案的是一些专门的写手，在每份档案后，都注有他们的名字。

这天，隶属于迁陵县启陵乡的乡长夫正在向自己上级写一封推荐信，在信中他提到乡里缺少一个里长和一名邮差。这封信在正月戊寅朔甲午发往县城，送到昌的面前。4天后，夫收到了县长昌的回信，请求被驳回，更为严重的是，昌回信的口气十分严厉。

夫和昌是服务于秦帝国的两个普通官吏，他们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的公元2002年，年轻的古文献专家张春龙，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张春龙还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迹象:负责递送这封公文的人，竟是一个有罪的女人。秦代的很多邮人平时在驿站旁照常劳作，一旦有重要信件便立刻出发。他们的足迹编织成维系帝国统一的严密网络。

这批秦简总共3.6万多枚，源源不断地从湖南湘西古城里耶的井下发掘出。简上的文字达数十万字，全部是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官署档案。里耶秦简基本是秦朝的档案资料，涉及到法律的内容非常少，张春龙告诉记者，“有一些讲到处理案件的结果，但没有法律条文本身和犯罪的过程”。

但是为数不多的关于法律的记载，却相当有趣味。比如有十几条里耶秦简，“详细记录了不同官员的捕鼠数量，某人捕鼠七只、某人十只、某人三只”。张春龙说，“一开始我们对这些记载大惑不解，对照1975年云梦出土的秦律后就明白了，仓库保管制度非常严格”。秦律规定，仓库物资的保管责任重大，仓库的墙垣要高，闲人不准靠近它，不是主管官吏不准入内。要悉心管理，要“慎守为敬”。违背这些规定，或发生火灾，或损败了物资的，“官吏有重罪”。捕鼠则属于防止物资损败的行为。

12连简是张春龙的又一发现。在昏暗的井下，沾满泥土的一组12枚简紧紧地连在一起，其上文字详细记载秦始皇时阳陵县12人，因为过错被罚款又无力缴纳的事情，他们跋涉千里来戍守洞庭郡。由阳陵县各乡里到洞庭郡，这12个在洞庭郡服役的人，遇到老家的政府人员来催债，一级一级的政府官员都记下了他们处理这些事情的经过和时间。最后，洞庭郡的长官做结论，还是当依法办事，并署上，“以洞庭司马印行事”。

张春龙感慨地说，秦时官吏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今人感叹，“每个人罚款的数额非常具体，最多一人欠债一万七千多钱”。对照云梦出土的秦律，无力缴纳罚款的人，在政府部门干活一天，如果自备伙食，得8个钱，如果不备伙食，一天6个钱。在里耶秦简中记载的案例处罚结果，“绝大部分跟经济相关，比如缴纳罚款，跨地区地大规模调动人员和物资，把咸阳附近的人发送到湖南、湖北等地服役，又把这些地方的物资送往咸阳等等”。

而这些案件处理结果，与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相对照，就使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又一次生动再现。秦律第一次现身，不得不归功于秦代另一个小人物“喜”。在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以前，关于秦代历史的研究，只能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及卫宏的《汉旧仪》。而“喜”最为重要的角色--秦朝县级的法律官员，兢兢业业的他在墓葬里留下了大量的秦国法典内容。

“喜”长眠在湖北云梦，据历史学家李学勤推测，“他可能是南郡长大的秦人”，这里地势高眺，形如卧虎。楚国令尹斗彀於菟出生后被郧夫人弃于梦中，一只老虎卧于此地，给斗彀於菟喂奶，于是此地被称为睡虎地。1975年12月，震惊世界的云梦秦简就是由“喜”的墓葬向世人揭开。“我们开了棺之后，除了他的尸骨以外全部都是简，头枕的也是简，头两边也是简，身上是简，手里还按着简，脚底下还是简。”

正是从墓中的法律条文得知，秦代对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明法律令”，这样才能做到“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作为秦始皇三十年以前的一位县级官佐，“喜”也像秦代其他官吏一样，必须把自己所在部门用律抄录下来，并且熟记;所有官吏，每年年末都必须到御史(专管律令文书的官吏)那里核对律令。官吏是执法者，故知法是第一要务。秦代提倡做好官，认为为官者不忠、不智、不廉都是大罪，均受法律约束。

云梦出土的秦简经专家研究整理，共归纳为《编年纪》、《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率》、《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治狱程式》、《为吏之道》等8种。主要是关于秦的统一战争，法律制度、秦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秦律十八种》、《效率》、《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治狱程式》等更是提供了秦代大量的法律条文、案例和法律解释。

耕战的法律需求

在云梦秦简出土前，秦律被描述为“繁似秋荼、密如凝脂”。司马迁记载荆轲刺秦王，荆轲手持匕首追着秦王在朝堂围着柱子跑，殿上的武士只能高声叫喊，却不敢上殿。因为秦律严格规定，没有秦王命令不准上殿。秦国制度的严苛，也由此可见。参与云梦秦简发掘和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陈抗生说，西汉初年的儒生们，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对前朝全盘否定，这里边既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这些评论性的东西，遮蔽了史实本身。秦律的出土，让人感受到秦制度并不是后人所说的苛政，而是“秦代有法可依、执法甚严，秦法于吏于民都有绝对权威”。

云梦秦简记录了战国末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制度思想。在这些记录中，并没有公开提倡法家“轻罪重罚”和“以刑去刑”之类的原则。陈抗生说，秦律确实严厉，“但并没有崇尚暴力，并不完全是严刑酷法、草菅人命的法家风格”。

从更广泛的历史时空来看，云梦秦简以详尽的史料记录了秦国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推行。在国家对土地租税合一的同时，又根据军功爵位奖励土地，从而使个人对土地也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军爵制的推行，是耕战政策的需要，也是推进战争的需要，土地私有制与国家授田制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1975年，展现在专家面前的这1000多枚竹简上，清清楚楚记载着秦人法律方面的各种规定。竹简上有这样一些内容:士兵不许冒领军粮，违者戍边两年;私自买卖军粮的士兵，同样要受到惩罚。法律还规定:在饮食上，军官的待遇与士兵不同。喜抄写的竹简最终提供了答案:在秦国，军粮是由国家统一供应的。

秦军征伐楚国时，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兵力。可以想象，在楚地广袤的战场上，旌旗招展、人喊马嘶，到处都是安营扎寨的部队。为了供应60万人马每日的消耗，后方运送粮草的车辆连绵不绝。

根据史书记载:一个士兵每月的口粮大概在40斤左右，秦国灭楚，战争打了将近两年时间，需要的粮食至少在50万吨以上。连年负担如此沉重的军粮生产，可以推想，没有空前发达的农业，根本就无法保障这种规模的战争。

幸运的是，“喜”抄写的1000多枚竹简，为我们了解秦国的农业提供了线索。这些法律条文清清楚楚地显示:两千多年前，秦人是如何管理农业的。

播种时，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田律还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遇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

国家用法律来保障所有农户都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耕种。国家对耕作的管理，竟能具体到如此程度。

春秋战国时期，牛开始代替人力耕田，它的意义在当时绝不亚于现代农业中用拖拉机代替耕牛。因此，牛的地位在秦国的耕战国策中至关重要。

竹简上说: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在牲畜繁殖方面，“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如果十头成年母羊，四头不生育，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惩处。法律史专家陈抗生说，“这些法律条文读起来让人挺感动，国家对生产的管理如此条理分明”。

法律还规定:农户归还官府的铁农具，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而破旧不堪的，可以不用赔偿，但原物得收下。

这种农业生产的法律规定，从云梦秦简中，还渗透到各种秦代的考核制度中，给人深刻印象。陈抗生说，“从考核制度经常化和细化，可见当时法律的严格和管理水平之高”。比如，秦人对工程、手工产品、漆园和采矿冶炼等的考核十分严格，对落后者要实行责罚，连续三年落后者，更加重责罚。这样一个团体，上至主管官吏、县令、县丞，既然福祸与共，就必须同舟共济。《秦律杂抄》中的规定又有相当的合理性，“比赛落后而经济上未造成损失的，虽也因其无能而废其官职，却并不给与经济上的制裁”。

法律密网下的臣民生活

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秦人的生活是否如《史记》所说“赭衣半道”(走在路上，有一半的人都是穿着粗麻做的赭衣囚徒)呢？而“劓鼻盈累，断足盈车，举河以东，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的说法又是否夸张呢？

虽然有了湖北云梦、湖南里耶等地的秦简发掘，在这些文字资料上，今人想一窥秦人的生活状态，似乎依旧困难。在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秦朝以相当理性的方式，留给后世“制度大于人”的强烈印象。

而据史料记载，秦人并非自古就有法治观念，商鞅变法初期，老百姓并不愿理会与以往习俗相悖的律令。商鞅就心生一计，他在咸阳的西门口立了一个大木头，张贴一个告示，许诺谁把这根木头从西门搬到东门，就赏金一千。有壮汉移木，商鞅兑现自己的诺言，一诺千金，变法乃成。

《云梦秦简·语书》中说:对私斗、拾遗、私徙、游食、非时砍伐林木，还有投为匿名信、巫蛊、户籍报不实，向大街抛秽物、灰烬等各种不良行为，均视为犯罪，官吏“知而不举”，甚而“养匿邪僻之民”，就要严加追究，严加管束。

于是生活在秦代的人们，每个人都好似国家高速运转机器的一环，必须全力以赴跟上节奏。对于秦人来说，只有农业生产成绩突出和战功卓著，才能造就自己上升的途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巴地一个叫做“清”的寡妇，因为开矿有功，财富积累迅速，“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一个偏远地方的寡妇，勤劳致富，在奖励生产的秦朝备受赞誉。

这种以生产为重的思想，也体现在了法律制度上。自商鞅变法起，秦对全国的经济实行严格的控制，并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提到的秦法规有30多种，其中经济法规就有11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关于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收和土地分配的《田律》;关于粮草、甲兵、财帛等物品管理的《仓律》;关于管理畜牧业生产的《厩苑律》;关于府藏管理的《藏律》;关于官营手工业的《工律》;关于调度手工业劳动者的《均工律》等等。

而与常人想象的动辄酷刑的惩罚不同，“睡简”中记载的刑罚种类，远比殷、周文明。对此专门做过研究的陈抗生说，云梦秦简中记载的死刑案例仅5起，判处死刑的行为有“誉敌而恐众”者、唆使少年人犯罪、亲兄妹私通等几例。其他多半是“赀罪”，也就是一种经济惩罚，“赀”的东西一般分四类，赀甲、赀盾、赀钱和赀徭役。甲、盾都是保证国家战争时武器之用，徭役保证大量的劳动力，可见秦朝的法律惩戒，最终都会以保证充足的生产力为前提。

对囚犯的惩处，“也多以不使囚犯丧失劳动力为标准”。比如从用刑的种类来看，赀:罚款，通常以甲、盾的价值来计量，或用罚劳作、罚戍边来冲替。偷采人桑叶不值一钱，“赀徭三旬”，是用30天的强迫劳动来充罚。交不出钱者，还有用“赀戍”，即以限期守边来充罚。赎:用出钱的办法来赎已判之刑。也可以用服劳役、守边来折算。耐:又称“完”，剃去胡须、鬓毛以羞辱之，但保存头发。髡:剃光头发，重于耐刑。黥:墨刑，额上刺墨痕。笞:鞭打责辱。秦人生活在严密的法网之下，无论官吏或黔首(百姓)，都受到明确约束。

在云梦秦简《治狱》里，对审讯官吏也提出律令要求，“严刑逼供是不提倡的”:审理案件，能根据记录的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最好的;施行拷打，不好;恐吓犯人，是失败。

“审讯案件，必须先听完口供并加以记录，使受讯者各自陈述，虽然明知是欺骗，也不要马上诘问。供词已记录完毕而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于是对应加诘问的问题进行诘问。诘问的时候，又把其辩解的话记录下来，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不清楚的问题，继续进行诘问。诘问到犯人辞穷，多次欺骗，还改变口供，拒不服罪，依法应当拷打的，就施行拷打。”

当然，今天看来秦律仍然有诸多“残暴”之处，比如光是死刑的执行方法，就有20多种。连坐原则，即一人犯罪，全家、亲属、邻里或其他有关系的人一同株连受罚，通过此种严酷方式控制百姓。

秦选择的法治路径

秦国自战国中期孝公用商鞅变法后，国力日渐强盛。孝公死后，商鞅被政敌诬陷而遭车裂。《韩非子·定法》提到:“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章太炎在《商鞅》一文中所言，“法者”，“制度之大名”。商鞅变法，是实行****，其中包括法律制度。他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口号，认为效法古代则落后于时代，保守现状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从历史观上为法家变法革新和实行“法治”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陈抗生说，中国政治思想开始与法治思想走到一起，秦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自秦孝公死后，中经惠王、武王、昭王等，及至秦二世亡国，历时130余年。其中为丞相、相国者，有张仪、樗里子、甘茂……吕不韦、李斯、赵高等人，他们来历不同，政治主张也不尽一致，虽然不能说法家在当时是统治地位，但是从秦孝公以来的制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包括律令在内的法律得到发展，秦法已经是总结前代的法律令而来，相当成熟全面。

秦始皇更是坚持“明法度，定律令”，通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等手段，建立了“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陈抗生提到，后代评说给秦始皇留下“焚书坑儒”的骂名，而对历史学家来说，真实的秦始皇除了李斯以法家思想影响他以外，五德始终说和神仙方术之士也十分受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由此可见秦始皇与儒生的亲密关系。直至始皇晚年，朝中至少还有存着歧见的“博士七十人”。秦始皇于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曾遭到长子扶苏的反对，说明儒家思想直至秦始皇晚年，仍然对秦的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秦朝颁发给官吏的条文，《为吏之道》好似一个“大拼盘”--结合了儒、法、道、墨等各种思想。“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在司法制度上，“汉承秦律”，秦律为后世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秦朝已建立完备的中央、地方司法组织体制。在诉讼形式上根据诉讼人在案件中的地位，分为纠举和告劾两种，类似于现代的公诉与私诉之分。私诉又根据家庭伦理观念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审判过程除重口供外，也注意收集证人证言和物证，并对刑讯逼供有所限制。《封诊式》中载有许多勘验调查笔录，即“爰书”，表现出对证据的注重和法医检验、司法鉴定技术水平的高超。秦律还有关于判决及上诉即“读鞫”、“乞鞫”制度以及有关法官责任的细密规定，其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比较发达和完备。秦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耕、奖励战功的制度，得到法律明确保护。“这些都是秦律留给后世的积极因素。”

秦律刑罚原则中的刑事责任年龄、累犯加重处罚的原则、集团犯罪加重处罚原则、自首减刑原则、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的原则，让人惊叹两千年前法律的完备。

只是到了秦二世，赵高专政，李斯为了自保，也贯彻重刑主义，强调深督轻罪。他认为君主只有使用烦苛的刑罚来监督臣民，才能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威，就没有人敢欺君犯上了。李斯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对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君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为明主而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陈抗生说，韩非用刑以止刑，而李斯为重刑而用重刑，基本背离了法家的初衷，于秦始皇时期的法治相去甚远。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要以秦王朝后期走向末途的暴政，来想象整个秦王朝的制度。从秦律里边探索它必然强大的原因，或许对于我们更有借鉴意义”。

秦朝法律有多严苛秦朝法律的刑罚都有哪些

秦朝法律有多严苛？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上，抄录有秦代法律，体现出虽严且公，虽苛且正的特点。其体现的立法思想和立法技术之先进，让后人叹为观止。

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云梦秦简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其中有一篇秦国南郡(治今湖北江陵)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各县、道的文告。文告发布于秦王赢政二十年(前272年)，主要是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要求所属各县、道严格守法、执法。在其文告中明确指出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即运用法律的手段，强行限制和规范人们的言行，严厉惩治危及统治和危害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但要营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单凭法律的严苛，靠高压式的统治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法律具有公正性，以便于人们接受和遵行。

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秦律确实极其严厉，甚至采取“连坐”的办法。“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不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更强调区分主从、知情与不知情，反对不分是非，刑讯逼供。““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但在云梦秦简的这则律文中，亦可以看出，一旦发生刑事案件，对于负有互保责任的邻里也是要区分知情与不知情的，而且对于外出而不知情者，不追究其责任。可对于负责邻里治安的官吏，尽管案发时不在现场，亦要治罪，这显然是对其失职行为的处罚。

秦律对区分案件中的主谋和协从，也有明确的规定。“甲谋遣乙盗，一日，乙且往盗，未到，得，皆赎默”。如教唆未成年人作案，处罚更严。“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何)论？当碟”。区分主谋和协从，有助于断案的公正，使幕后策划者及元凶受到应有的惩罚。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秦律对凶杀、盗窃、斗殴等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在量刑和惩罚上也是很严苛的。如“口五人盗，减(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黔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黔剔(剿)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黔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薯(迁)之”。又如“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糜(眉)，论可(何)殴(也)？当完城旦。

但在处理时又要求严格区分是非，分辨不同的性质。其中尤以对盗窃罪的定性和量刑，最具代表性。如“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智(知)，为收。”“削(宵)盗，减(赃)直(值)百五十，告甲，甲与其妻、子智(知)，共食肉，甲妻、子与甲同罪”。可见，知情与不知情，在定性量刑上，是完全不同的。对知情不报者，必定治罪；而不知情者，则判无罪。

秦律的是非分明，还反映在秉公执法中。“口戍律曰：同居毋并行。县音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货二甲”。对于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秦律规定严惩不贷。“捕货罪，即端以剑及兵刃刺杀之，可(何)论？杀之，完为城旦；伤之，耐为隶臣”。对于违法后能自首，或自己认识错误者，秦律有减轻处罚的规定。“把其段(假)以亡，得及自出，当为盗不为？自出，以亡论。其得，坐减(赃)为盗；盗罪轻于亡，以亡论”。被捕获和自首，在量刑上有严格的区别。又如管理财物的官吏如出现帐目错误，有专门的处罚规定。“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直(值)其贾(价)不盈廿二钱，除；廿二钱以到六百六十钱，货官音夫一盾；过六百六十钱以上，货官音夫一甲，而复责其出殴(也)。……误自重殴(也)，减罪一等”。若系自己查出错误，可罪减一等。这说明秦律对于能自己认罪和自查问题，与拒不认罪是区别对待的，也是很公正的。

秦律还对举报他人犯罪作了规定。其中又分举报不实和诬告两类情况，对举报者的处罚也截然不同。“告人盗千钱，问盗六百七十。告者可(何)论？毋论”。“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如举报与基本事实相符，而细节有出人，不予追究责任。即使是举报与事实不符，若举报者不是故意栽赃陷害，也只作为举报不实。但如是故意栽赃，则判为诬告。从上述所举的律文中，不难看出秦统治者对刑狱的审理是十分慎重的，并通过法律规范治狱，以使讯狱做到尊重事实，坚持原则。

主要内容出自：《虽严且公，虽苛且正》

秦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其实相当少。

耻辱刑：耐、完、髡（kūn）、钳、谇

最轻的是耻辱刑，顾名思义，是以羞辱受刑者为惩罚目的，由于处罚比较轻，一般和肉刑或者劳役刑一起用。

前三种刑罚都在跟你的毛发较劲。第一种是你很熟悉的耐刑，也就是刮胡子；第二种完刑是剃去鬓毛，往往和城旦等劳役刑合用；第三种髡刑不仅是胡子，连头发也要剃掉。先秦时的男人都要留胡子，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史料专门记载刘邦是“美须髯”，关公也是（“美髯公”的称号并非虚构）；《孝经》更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合毁伤”的说法。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不要剪，剪下来后也一定要小心保存。

髡刑有时还要和第三种耻辱型“钳”并用，也就是在你脖子上安个铁项圈，楚汉时期的季布就受过“髡钳”，当时他为了逃避刘邦的悬赏捉拿，藏到一个叫周家的人的家里，为了帮他脱身，周家对他施以“髡钳”，当奴仆卖掉了。

这些刑罚的目的，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痛苦，主要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鄙视。

这几项之外，秦律里还有一项羞辱性的处罚措施，一般是针对公职人员的，这就是“谇”――在公众场合把你臭骂一顿。先秦的人极其重视尊严，往往只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去杀人或自杀，当众挨骂绝对受不了。再说即便你自己不觉得什么，这也肯定会影响你的上司、同事对你的看法，乃至影响你的仕途。

财产刑：赀

这类刑罚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等相关，针对的都是不太严重的罪行――其实很多在如今看来都称不上罪行，至多算过错，比如称粮食的秤不准、伤了拉车的驾马、跟人打架伤了人、私自掩埋尸体等。

最主要也最常见的是“赀”，秦律经常能看到各种“赀一盾”“赀二甲”等记载，也就是罚违法者缴纳盾牌和铠甲，而非钱币。这也很好理解，毕竟是战争时期，盾牌甲胄都是消耗品，当然多多益善，比单纯罚钱实用多了。

身份刑：夺爵、废、收孥

身份刑和财产刑有点像，不同的是前者剥夺你的财产，后者则更多意味着剥夺你的社会地位，这是一种很有“秦朝特色”的刑罚，因为秦人对军功爵的重视远在财产之上。

身份刑也一般和其他刑罚并用，主要有三种，前两种都针对主犯本人。一是免去爵位的“夺爵”，一是免去职务的“废”，秦律里很多条文都有“废”的记载：听命书（上级的红头文件）时不下席站立；官吏弄虚作假的；训练的军马在考核中被评为下等的，都要被“废”。不同于一般的罢官“免”，这种“废”可是一撤到底、永不叙用，《除吏律》里规定：如果任用了被“废”过的官吏，就得罚二甲。

第三种身份刑是收孥（nú），孥本身既有子女的意思，也通“奴”，就是罪犯的家人都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比如“乐人讲被诬盗牛案”，“讲”的家人就被“收孥”了。

流刑：迁、谪

顾名思义，流刑就是流放，将犯罪者发配到战区或偏远地区。《秦律杂抄》规定：百姓不应免老，或已应免老而不加申报敢弄虚作假的，以及同伍的人帮着隐瞒的，每家罚一盾，都加以流放。

在后世，这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在秦朝，这却是一种相对轻的刑罚。前面提过，商鞅曾把那些赞颂秦法的人流放；秦始皇扑灭迸崖液螅也曾将他的大批门客“迁”走，后来还将许多办案不公的官吏“谪”往北疆。从对象来看，“迁”应该适用普通平民的流放；“谪”适用的是官吏的流放。

流放地自然是荒凉偏僻地区，正如大英国偏爱澳大利亚、沙俄喜欢西伯利亚一样，秦朝***也有几处官方认证的流放地。首当其冲的是房陵（今湖北省房县），吕不韦、钡囊抛澹末代赵王赵迁，刘邦的女婿张敖都曾被流放到这里；吕不韦本人曾被发配到蜀地；长安君成蛟反叛失败后，他的一些党羽被发配往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如今的甘肃临洮在当时应该是狄道），那里是对匈奴作战的一个主要战场。

六国尽灭后，“最火流放地”这一桂冠就转到了岭南的头上。两广的繁荣是很晚的事，在中国古代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那里都与神秘蛮荒联系在一起，风貌不比如今的亚马孙雨林好多少，直到宋代都被贬官们视为畏途。

劳役刑：候、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具体内容参见“刑徒”一节，此处不再赘述。）

肉刑：笞、黥、劓、斩趾。

肉刑你肯定不陌生，它和劳役刑一同散落在秦简的每一个角落，也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刑罚。

最轻的肉刑是“笞”，也就是被竹条抽打。养牛养瘦了要被“笞”，在学室当“弟子”不好好学习要被“笞”，当刑徒毁坏了公物要被“笞”，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要被“笞”……

不过说实话，被“笞”虽然痛苦，但打完了也就完了，相较黥、劓和斩趾，实在是轻得多。

黥刑是在脸上刺字。最知名的受刑者是汉初诸侯王英布，也因为他受过这种刑，别人索性管他叫黥布。黥刑后来一直被延续下来，《水浒传》里的林冲、宋江、武松等梁山好汉都受过这种刑罚，足见其普遍。

重一级的是劓刑，也就是割鼻子。秦史爱好者最熟悉的受刑者，自然是商鞅时期的太子傅――公子虔，不过这种刑罚古已有之。

斩左右趾可谓肉刑中最重的处罚，名义上虽然斩的是“趾”，但其实是脚，这种刑罚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刖”，十分常见，以至于晏子形容当时“履贱踊贵”――因为被砍脚的人太多，结果没人买鞋，导致鞋价下跌；反倒是“踊”（穿着鞋的假脚）的价格节节攀升。

这些肉刑的确残酷，不过其真正残酷之处还不只是肉体上的痛苦，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脸上的字、血肉模糊的鼻子、空荡荡的裤腿，这些终身相伴的耻辱标记永远在提醒着你曾有过的前科，也是对其他人一种最直观的警示。《商君书?赏刑》称，古代帝王制定这些肉刑，不是追求伤害民众，而是要用来禁止奸邪阻止犯罪。刑罚重就能吓阻民众以身试法，从而消灭犯罪行为。

最要命的一点在于，肉刑会阻止受刑者重新融入社会。《礼记》就讲“刑人不在君侧”――受过刑的人不能服侍君王；商鞅也主张“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受过刑的人在国家没有地位，也不许再为官。他们只能在隐蔽地点的收容所――“隐宫”里劳作一辈子，再也不能回归主流社会。赵高就出身“隐宫”，他日后性格的畸变，不知是否与这种出身相关。

死刑的确有，而且分很多种，但其实酷刑并不多。

死刑：斩、弃市、戮、枭首、坑杀、车裂、腰斩

最后，我们终于要谈谈死刑了。

最普通的就是“斩”，对于这一刑罚，史料中的记载多到不必列举了，只是强调一下，你经常在古装剧里看到的那一幕：壮得像大熊、满脸横肉的刽子手抡起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这种场面在当时是不会出现的，因为那时决刑用的是斧头，“斩”这个字中的“斤”，其实就是“斧斤”的“斤”。行刑时间一般是在秋天，这是因为古人都认为秋天草木凋零，呈现肃杀之气，适合干这类活计。

在“斩”的基础上，还延伸出弃市、戮、枭首、坑杀这几种死刑，其实都是“斩”的2.0、3.0等版本，唯一区别只是对于尸体的处置方式。

弃市是把你杀死之后暴尸街头，任由人群围观，最终沦为蚊蝇和老鼠的美味，显然兼有耻辱刑的意味。

至于戮，有解释说“戮”通“辱”，它分为生戮、戮尸，生戮就是行刑前对你进行各种羞辱，戮尸是行刑后对你的尸体进行羞辱，譬如鞭尸或者挫骨扬灰之类。史书中的公子成蛟，以及秦始皇的那些皇子们，都被处以戮刑。

枭首是把人头砍下之后悬挂在高竿上示众。这个名字也有来历，“枭”是传说中一种和猫头鹰很像的鸟，据称生下幼鸟之后，母鸟会衔住树枝，任由幼鸟把自己吃掉，最后只剩下脑袋，用它来命名这一刑罚，无疑很形象。这种刑罚多有行刑者进行炫耀、对围观者进行警示的意味，迸崖冶徽蜓购螅他的党羽们就都被枭首示众。

“坑杀”不是活埋，只是杀死后就地掩埋。

坑杀可谓大名鼎鼎，至少三次重大历史事件都与该刑相关：长平坑杀、坑儒事件，以及巨鹿之战后项羽坑杀秦军降卒。后来无数人拿它们说事，绘声绘色地描述秦军如何像日本鬼子那样，逼着一个个受刑者挖坑，挖好就直接把土推下去，把他们统统活埋，其实这都是想象力太过发达的产物。

杀人是有的，但不可能是活埋，这是很关键的一点。1995年，考古学家们对长平之战古战场――高平市西北的永录村周围进行考察，发现了十几处尸骨坑，其中一个坑有130多具骨骼，每具都有箭痕、刃痕、砸痕，没有一具是完整的，显然都是被杀后乱埋的，而非活着投入坑中。

长平之战考古

否认坑杀是活埋的理由还有很多。设身处地想一想，长平、巨鹿两场大战的降卒，少说也有十几万人之多，是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无论对白起还是项羽而言，当时条件下最合理的选择是用最快速、最便捷的方法杀死降卒，以防夜长梦多。活埋这种虐杀方式，既与这一意图相抵触，实现起来难度也太大，降卒们哗变几乎是可以肯定会发生的。因此“坑杀”最可能的真相是：杀死之后就地掩埋。

是不是觉得很坑爹，闹了半天居然是这么没创意的死法，行刑者还好心替死者收尸？话不是这么说的。

先民都有“视死如生”的观念，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延续，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尸体被破坏，就等同于死后继续受这些刑罚，自己的灵魂也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死囚被斩首后，家人都要设法把头颅和躯干缝合在一起，后来的皇帝赐死大臣时，也以绞刑来体现自己的“仁慈”。原因无他，人们确实害怕死亡，但更害怕不得好死，那些五花八门处理尸体的死刑，正是针对这一心理设置的，除了肉体的痛苦，更让受刑者在精神上承受痛苦。

只不过对你这样的现代人来说，人死了就死了，尸体再怎么处理，也不比一把火烧掉更让你害怕，因此这些死刑对你而言，反而算不上严酷。

最重的刑罚是车裂与五刑，都是用来对付谋反者的。

话说回来，真正让犯人在受刑时也承受巨大肉体痛苦的酷刑，同样也是存在的。目前已知的至少就有两种，商鞅和李斯这两位著名丞相，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体验了一把，这就是车裂和五刑。

车裂也叫S（huan），有观点认为秦简中出现的“磔”（zhé）也是这种刑罚，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这种酷刑经常被用来针对谋反者：郑国的高渠弥，陈国的夏征舒，秦国的商鞅和保燕国的苏秦，甚至有说法称赵高也被子婴车裂。他们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曾被指控犯有谋反罪行。

但从史料的蛛丝马迹来看，这一刑罚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和前面提到的枭首、戮一样，它或许也是处死受刑者后才撕裂肢体。据《秦始皇本纪》记载，弊髀冶徽蜓怪后，他和党羽们“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注意两个刑罚的顺序。如果赵高被车裂的说法是真的，在当时他已权势熏天的情况下，子婴恐怕没有能力对其进行公审、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处死，更大可能还是刺杀赵高成功后，再将他的尸体车裂，这样仪式感更强。

最后，谈谈五刑吧，这是秦朝的终极酷刑，目前史料所能见到的唯一受刑者又有着一个终极身份――帝国丞相。受刑者与刑罚之间强烈的落差足以引起所有人的恻隐之心，尤其是，这还是一起著名冤案。

李斯基本是把当时最主要的肉刑都受了一遍：前四道分别是黥、劓、斩趾、笞杀，最后是前面提到的“枭首”――把头砍下来再挂起来示众；剩下的尸体则被剁成肉酱，这叫“菹”（zū）；如果行刑期间，受刑者高喊各种反动口号，还会被处以断舌。

但从《史记》的不同记载来看，最后一道刑罚应该是腰斩，顾名思义，这是把人按到砧板上，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那个砧板就叫“@”，这项刑罚也称“斧@”，典籍中经常可以看到“伏斧@”“就斧@”的说法，说的就是主动要求被腰斩。

在受到这些酷刑之外，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都要被处死，通俗讲法是“死一户口本”。这又是连坐的体现，即所谓的“叁夷之诛”或“夷三族”，分别是父族（祖父母、叔叔姑姑等）、母族（外祖父母、舅、姨等）、妻族（妻子、丈人、丈母娘等）；到了后来，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五族、七族、九族，人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就是这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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