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谈养牛(山西农民保险惠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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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民保险惠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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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活的改善既要靠经济的发展，又要有政策的保障，2011年山西省将农民的生活保障作为工作的重心，依据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及投保是否能切实解决问题为宗旨，保障了农民的切身利益。

山西农业结构经过多年的战略性调整，已初步形成了以优质杂粮、草食畜、干鲜果和蔬菜为主导的“四大特色产业”。山西农业保险以“四大特色产业”为依托，以“大县城”战略和“百镇建设”工程推进实施对农业保险产生现实需求为契机，充分抓住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机遇，根据农村经济特点、资源分布情况，因地制宜进行不懈探索。

回望过去

保障残缺致使“风光失色”

改革开放初期，当全国各地农村都在逐步摆脱贫瘠、走向富裕的时候，身处内陆山区的山西农村却由于诸多因素，经济发展的步伐已渐渐落后了。

在自然灾害面前，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种下的庄稼经常血本无归，往往陷入灾后无助与忧虑的恐慌，尤其是一些特色农业在因灾受损后，不能得到及时的经济补偿而难以快速恢复生产。但又何止于此，在疾病、伤情突然来袭时，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农民经常要东拼西凑、甚至“砸锅卖铁”才能医治……

此外，再加上一些人受利益驱使，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致使煤烟滚滚、矿难频发、空气污浊、水土流失、植被荒芜、河床干涸……农村的生态人文环境不断恶化，秀美的山川渐渐失去了往昔的神采。

正视现实

农业保险给力“换新颜”

保险业深刻认识到农民利益无小事，农业保险是山西这个农业大省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通过远近闻名的“保险村”——张庄村和“新华保险第一村”——卫庄村的成功事例，把保险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把保险这种市场化风险分散机制送到农民身边，逐步提高了农民对保险的认知度，扭转了“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传统观念，使农民对利用保险分散风险、购买保险的意愿不断增强。

2010年8月，临汾霍州境内普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当地白龙村生猪养殖户杜卫泽的养猪场遭洪水袭击，125头能繁母猪被水淹死或冲走。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迅速启动理赔程序，11月底就给杜卫泽送去保险赔款12.5万元。

这个真实的赔付案例，缘于2007年生猪供应趋紧、猪肉价格猛涨，以及2008年奶业面临“三聚氰胺”危机、人们谈奶色变的情况下，保险业迅速启动了政策性能繁母猪、奶牛保险。从2007年8月在山西最大的养猪基地高平市签发首张能繁母猪保险单，到同年底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为42.6万头次能繁母猪投了保险，覆盖面达80%……

“我的猪上了保险，不但不花钱，还能挣钱。”太原养猪户老赵高兴地说。

此外，省政府还结合政策性能繁母猪、奶牛保险，出台了《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暂行办法》，为给能繁母猪、奶牛投保的农户、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给予补贴，更是重新树立起人们养猪、养牛的信心。截至2009年底，全省累计承保能繁母猪152万头次、奶牛16.37万头次，避免了老百姓餐桌上“缺肉断奶”的尴尬。

按照“积极开展农村小额保险试点，切实提高农村人口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保障水平”的思路，保险业在成本可控的基础上，不断加大保费标准在10至50元之间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推广力度。小额定期寿险、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和小额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等，为广大农民提供了疾病身故、意外伤害身故、意外残疾、意外烧伤、意外伤害医疗等各类保障。在赢得全省众多的地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以专门发文的形式支持、推动其发展的过程中，更是以发生在身边真实的赔付案例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和赞誉。

晋中寿阳县农民无限感慨地说：“平时微不足道的几十元钱，变为小额保险后，就是我们贫困家庭的救命钱……”

同时，由于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吸引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世界银行和有关国家小额保险专家，中国保监会和小额保险试点地区保监局代表，以及部分保险公司代表，共同参加了2009年7月中旬由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和中国保监会（CIRC）在山西共同举办的小额保险国际研讨会。

在开办了小店区、清徐县、晋源区、翼城县的小麦保险，效益市的高粱和燕麦保险，长子县的烟草保险等多个种植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保险业又相继开展了小麦种植雹灾保险、玉米种植保险等。同时，积极配合政府扶持农业的补贴政策，省政府于2010年下发了《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实施方案》，明确种植业保险保费在集体投保和大面积统保原则下的补贴范围和区域，农民给玉米上保险只需2.73元/亩、给小麦上保险只需2.25元/亩。

“以前如果赶上风调雨顺才能有个好收成，要是有个旱灾、涝灾、虫灾什么的就得赔个精光，这下好了，‘保险’让我们旱涝保收，而且只交那么一点钱，真是实惠到家了！”忻州产量大户老刘一家笑得合不拢嘴。

由于农业保险成效显著，2010年8月山西被中央列入种植业保险试点省份。

继往开来

又见山西好风光

2011年，随着“十二五”的开局，山西迎来了“转型、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农业保险既是战略要地，又是保险业发展相对薄弱的环节。

今后，山西农业保险将遵循“保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理赔便捷”的原则，坚持以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农畜产品及森林保险为发展重点，对地方支柱农业和区域优势品种积极开展保险试点，进一步提高粮棉油作物保险和大宗畜禽保险承保率，特别要扩大“菜篮子”产品保险在主产区的覆盖面。在此基础上，鼓励保险公司与农业、畜牧等相关部门探索建立“外部专家协作网”，不断深入调查研究、加强产品创新力度，以满足“三农”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与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建立互动机制，加强产品开发、销售渠道和风险管控等方面的合作，充分发挥银行利率和保险费率的杠杆机制，探索分散农业风险和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的有效方式，完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从而把真正能发挥作用、能有效化解后顾之忧的保险产品送到农民身边，把优质高效的保险服务关口前移到涉农一线，为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提供全方位的保险保障。

保险用于农业，农民得到了实惠，生活有了更多的保障，也充分表明了投保的重要性，也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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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篇关于海泊桥历史的文章,有急用!!!

提起海泊村,老青岛人十个有九个不知道。因为,一则小,从未被真正行政区划过；二则历史短,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形成的“移民村落”；三则和“吴家村”首尾相连,被外人误为吴家村。“海泊村”既有异于“吴家村”、“康家庄”等以姓氏命名的历史悠久的真正村落,又不同于“上街”、“四方”一类真正意义上城镇“村落”,这个靠近繁华的“东镇”、在德国炮台和台柳路哨卡双重“保护”下、以海泊河命名的小村落,反映了一群殷实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中,欲进又怕、恋恋不舍、迫不得已的心态。

“七七事变”之后,“游击队”、“自卫团”在乡下蜂起,打家劫舍、绑票撕票成风,乡下的殷实人家大都变卖家当跑到青岛。从此,海泊村有了这样几十户人家,开始了一种城市化独门独户、亦工亦商亦居的生产劳作,一种乡村化自给自足、不失风范、爱面子、讲信用的生活方式。这其中有老孟家、老徐家、老王家、老杨家、老丁家、老范家、老刘家,上述几家大都是昌邑人或靠近昌邑的平度人。昌邑人贩丝绸的多,无以为计只能以“织布”为业,商号有什么“成记”、“和记”、“东来成”、“义发和”、“洪昌”、“三新”等等。当时的青岛纺织业已经赫赫有名,只不过发达的纺织业都是日资工厂所为,海泊村这几家小工厂（作坊）无资本、无技术,仅是依靠客商云集的便利条件,利润微不足道,勉强维持生计而已,有家底的还要时不时地贴上几个,根本谈不上发展、壮大。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说“三新”,谁都不知道他家掌柜的是谁,只有一个姓崔的职员管事,海泊村小织布厂都是从他那儿买纱。别看他家不起眼的几张机,可大出大进的纱线,足以骇住当时海泊村的“四大家族”！都道是这家有背景,大家都想与姓崔的套个近乎,买点“优惠纱”什么的,无奈这姓崔的油盐不进,只谈生意不论其它,谁也摸不着深浅,更甭说从他那儿得到过好处了,充其量混了个“面儿熟”。到了国民党接管青岛时,“三新”更加红火了,连洋人都到他那儿进纱,解放前人家关门歇业了,直到解放后才陆续着传出那家是敌产,改革开放后人们又传说“三新”成了宝岛台湾一家赫赫有名的大纺织公司。

范家“成记”三掌柜又是另外一个例外啦！范家三掌柜是个“遗腹子”,小他大哥范大掌柜的13岁,特殊的身世使他倍受范家老太太的宠爱,再加上人又聪明精干,年轻好学可塑性强,压力也小,“赔了是家里的,挣了是自己的”,因此思想开往,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上个世纪40年代初,自行车问世了,日本人开始在青岛生产自行车,范家三掌柜立马意识到这是个好买卖,仔细观察、偷学技术、自绘图纸、垒起化铁炉、招收工人,大干特干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海泊村作坊中,逐渐成了气候,还自己设计施工盖起了跨度、高度都在十米开外的厂房。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事,这让人不仅知道了范家三掌柜聪明能干,而且还让外人都以为范家“成记”发了。实际并不然。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末老范家弟兄仨将老家底分了,这时候的老三家日子名正言顺地红火起来,而老二家孩子少,靠着丈人家的财势也过得去,只有年过半百心力俱瘁的老大,把活钱全部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只分得了有六张木架子织机的作坊,媳妇女儿全天干活,还只能勉强度日。

解放了,国家纺织品实行统购统销,海泊村移民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满足之意自不必说,随着公私合营进入高潮,这一行当参加合营的业户越来越多,欢乐的锣鼓声在海泊村这个小小的村落里,整日响个不停,也是一时的佳话。当然也有没加入合营的业户,如开酱园的老方家、开牛奶房的老赵家,还有范家三掌柜的……范家二掌柜的也入了弟弟的伙,说了些不中听的话,让人家给汇报了,工会把他弄了去教育教育,不料想他受不了斗争,回家后找根绳上吊死了。

渐渐地“家庭出身”这一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海泊村的老移民眉头越皱越紧,在农村他们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到了海泊村又毫无例外地成了资本家,海泊村长大成人的新一代纷纷与家庭划清界线,告别旧家庭,奔赴革命的大家庭。范家大掌柜的三闺女和四闺女分别参军,与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算是彻底划清了与旧家庭的界线。

1964年海泊村破天荒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范家三掌柜（当时自行车厂的科长）的三闺女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得了一项武术冠军。本来能获得冠军就很了不得了,更加了不得的是这小女孩跟着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家总理周恩来出访了十几个国家,如此殊荣总让海泊村人津津乐道。那年过年的时候,不知谁发现了一张年画上的人物居然是她———手舞长穗剑,一个坐盘姿势,清丽健美。谁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海泊村的老移民大多被批斗,遣返回乡。范家三掌柜的自然不能例外,就连他那个武术冠军三闺女也难逃干系,跟着被遣回了老家！范家大掌柜的深恐自己被查出曾轮流担当过海泊村连甲甲长一职（当时有规定：敌伪保长是具有重大历史问题,必须到公安局报到的罪犯之一；海泊村小,不够十甲连保,故不设保长,只设甲长,遇到派捐纳税出丁,均有轮值甲长负责,范大掌柜轮过几次）,又不敢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困绕无路只好找跟绳子,追随乃弟、弟媳去了。

海泊河的清水好多年就不淌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错埠岭以东修了十几座水库,截断了这条季节河有限的水源；海水也泊不到海泊桥了,一是河床淤积,二是海边修了不少的石栏。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海泊河成了吴家村造纸厂和新和化工厂的排污河,使这条青岛市区少有的、河名诗情画意的河流变成了臭气熏天、蚊蝇泛滥污水沟,海泊村更是不堪入目；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海泊村的人口不断膨胀,先是难民,后来是公私合营和房屋改造,独门独户变成了大杂院,往日的宁静单纯不再有了,方正体面、严肃认真、安分守信、礼让谦和、循规蹈矩、不卑不亢的文化氛围也渐渐消失了。1993年,市政府成立两岸改造指挥部,决心改造污浊不堪的海泊河,给两岸市民改善生活环境,这是青岛市最后一个政府拨款的改造工程。

海泊村拆迁的那年,海泊村最著名的人物———当年跟刘少奇和周恩来出国访问、年画上的主人公———名骚一时的武术冠军———范家三掌柜的三闺女因癌症离开了人世,多舛的命运和练武人的刚烈使她才活了45岁。如今,随着“海泊人家”的兴建,破败不堪的海泊村消失了,连着原本不该消失的东西也消失,令人心生无限遗憾。(撰稿人：范国治)

海泊村补遗

海泊村是因海泊河得名的。1941年的海泊河,河底与河帮都不像现在而是泥土的。海泊河在小阳路（现在的人民路）上的桥,也比现在的窄许多,只能并排跑两辆汽车。那时海泊河的北面还有一条支流,是从东面的茹姑庵一带流过来的,只有三四米宽,流经现在的20中门前,然后从如今的海慈医院后门处流进海泊河主流。这条支流早已铺上水泥板,桥东的部分,变成没有路牌的路。原来的河,变成阴水沟。当年的海泊村,就在支流桥的东北面。台柳路从海泊村的北半部穿过,海泊河的这条支流,则沿着海泊村南侧的边缘由东向西流,因此紧贴着台柳路和海泊河支流的海泊村,自然是东西长,南北短。

再说说1941年时海泊村的周围环境。海泊村的北面、东面有些庄稼地,那时没有鞍山路；西面,也就是小阳路南端和威海路北端的西面,是一片荒草和树林,如果从海泊桥徒步去大康纱厂（现在的国棉一厂）,走的是草地上踏出的小路；南面至海泊河主流,地面不大,有一些房屋；海泊河支流以南,威海路以东,是一大片低洼的沼泽地,这里的养牛场。那时的海泊村,有500户人家。全村没有一座楼,尽是鳞次栉比的小平房,红瓦和灰瓦的屋顶。村中除了纵贯东西的台柳路,就是密如蛛网的大小胡同。街头有公用水龙头和公用厕所。那时台柳路是从青岛去李村的惟一大道。海泊村还靠近小阳路和威海路两条交通干线,因此海泊村的工商业比较兴旺,尤其小工厂、小作坊遍地开花。再加上村周围可耕种的土地又很少,村里十户有八户是靠做工生活,务农为生的越来越少。所谓的农业,仅仅是在河边种点小麦,房前屋后种点蔬菜。全村没有一头耕地的牲口,也没养一头猪,只有鸡鸣犬吠显示着乡村情调。也有卖艺为生的。记得408号住着这样的夫妻,女的姓张,一只眼睛,山东琴书说的好,吐字清楚,腔调动听。她丈夫是个盲人。海泊村的日伪派出所（百姓叫小衙门）,在村西,即在现今的海慈医院,当年这里是一片树木。村中有一所小学。村西北角还有土地庙,村民在这里送去世的人“上西天”。

那时海泊村的商店主要集中在台柳路上,有土产店、日用百货店、农具店、烟酒店等等。由于台柳路是交通要道,不少顾客是来往的行人。台柳路上的义源烧锅,那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要说那不过是只有十几个伙计的手工作坊,所用的原料又是发霉的地瓜干,所用的设施也不过是蒸馏、发酵用的几口大锅、大缸,但是酿造出的白酒却在周围的村镇很有名声。由于原料便宜,酒价低廉,海泊村的人家喝酒,都忘不了义源烧锅。远近有许多酒店都到这里来批发,生意兴隆。那时海泊村在经济上有“八大家族”之说,都是坐地户土财主。其中有永昌织布厂、义发和织布厂、三信织布厂,和加工木材的山东木厂,以及制作纺织机件的恒兴铁工厂等等。当时村中还有一个生产铁锅的铁工厂。海泊村交通方便,这一带又有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地人纷纷来海泊村建厂。海泊村的永生茂织毯厂,就是从南方来的一对年轻夫妻在这里选址、投资兴建的。厂里有两台织毯机,连同倒线,共有八九个工人。经营也不错的。

紧靠海泊河支流北岸的和隆织布厂,可算海泊村的大厂了。大掌柜的姓吴,三十七八岁,中等个,山东人。他曾在沈阳开织布厂,因日本鬼子控制棉纱,难以营业,1940年他带着技术大拿周机师来到青岛,与二掌柜的合资在海泊村买地、盖房,办了这家织布厂。开业时有12台织布机,两台倒线机,二十多个工人。后来发展到20台织布机,三十多个工人。二掌柜的姓王,四十几岁,也是山东人。两个掌柜、一个机师、一个帐房先生、一个里外跑腿的小伙计,再加上伙房师傅,一共六个非生产人员。织布用的棉纱来自日本人的大康纱厂。工厂生产平纹白布,不能像太平镇大织布厂那样织提花布。

周技师也四十多岁,东北人,性格直爽,是由工人提升的机师,经验丰富,又实打实地干活。为了不耽误生产,他常常夜以继日地抢修机器。他教徒弟也很诚恳、耐心,是吴掌柜的膀臂。吴掌柜当过工人,懂技术,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非常重视产品质量,不准以次顶优。对织布质量好的女工,除了当众表扬,还发奖金。对次布多的女工,即便沾亲带故,也是该罚则罚,该解雇则解雇,绝不手软。这与忽略产品质量盲目追求利益的小厂相比,实在高明多了。吴掌柜另一高招是,用人不疑。下属有主动权,怎么办都自己说了算,条件是必须把事办好。在选人用人上,周机师可酌情办理,事后打声招呼即可。吴掌柜对职工要求严,处分宽。那时织布利润不高,织布女工虽然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一月的工资也就是两袋“炮车”面粉的钱（3元8角一袋）。为生活所迫,不少女工挖空心思偷棉纱,可是吴掌柜不主张搜身,而是在对待工人上尽量好一些。比如有些织布厂,工作时间不给女工准备开水,怕女工喝水后上厕所,少干了活。吴掌柜的却要伙房按时把开水送到车间。他说冬天工人喝点热水还暖和点。其实发下多少棉纱,能织出多少布,吴掌柜心里有数。即使发觉哪个女工偷棉纱,一般也不开除,而是教育、观察。村庄里面织布厂,大都不愿用本村的女工,因为离家近,偷棉纱方便。但是吴掌柜不这样做。他说女工事情多,离家近上下班省时间,更能干好活。吴掌柜的善心,感动了厂里的女工,偷棉纱的现象比别的织布厂少多了。

那时家远的工人,上班都捎饭,大多是地瓜干,玉米面饼子、咸鱼是好的。六个非生产人员,由伙房管饭,两个掌柜的与大家同桌。粗粮细粮都吃,午餐四个菜,晚饭两个菜。和同行业相比,也是不错的。跑腿的小青年姓林,黄县人,那年才16岁。每逢办公室开饭,小林总要边吃边给大家盛饭,而且放筷子又不能比大家晚,两个掌柜的一吃完,他还得给倒茶水。吴掌柜知道小林吃不饱,于是他预先告诉大师傅给小林留点饭菜,小林饭后可以去伙房“补差”。

王掌柜原来是做买卖的,颇有小商人意识,明明对织布一窍不通,却在工人面前摆架子,还特别爱沾女工的“便宜”。由于和隆织布厂是他与吴掌柜合伙投资的,吴掌柜也对他奈何不得。好在生产、人事大权都在吴掌柜手里。正因为吴掌柜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措施等方面比一般小厂高明,所以和隆织布厂这个小企业,在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里,得以生存、发展,并且迎来青岛解放的好年月,直至光荣地走进1956年工商业公私合营的行列。

虽然1941年海泊村的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农业占的比重很少,表现出向城市过渡的特点,但是海泊村依然保持乡村的风情、习俗。过年每家都摆供祭祖,除夕夜通宵守岁；初一早晨还黑灯瞎火的时候,全村就给辈分最大的老人拜年,然后村民再相互“恭喜发财”,等天亮了大家年也拜完了。那时过年,书香门弟、财主人家不用说,凡是经济来得稳的村民都穿长袍马褂。再加上家家贴对联,户户放鞭炮,一派乡村年味。大年正月,村民去海云庵、茹姑庵逛庙会,去东镇逛萝卜会,兴高采烈地看茂腔戏、柳腔戏演出；还自己办杂耍,诸如踩高跷、跑旱船、扭身歌等。因为海泊村是个小村,开展文艺活动的人力物力都有限,因此这些杂耍都是与西吴家村等邻村合办的。和隆织布厂就为村里办杂耍捐过款,这也是吴掌柜的一个开明之处。表面上看,1941年的海泊村是一片升平景象。实际不然,村民们过得是受压迫、受欺凌的日子,是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是日伪政权统治青岛的年月,大工厂都有地下党组织,通过工会为工人争取权益。日伪政府为了搜捕地下党员,常常以查户口为名深更半夜闯有进百姓家。“查户口”原来只是查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市区,后来狗急跳墙了,连偏僻的市郊小村落也不放过。一天夜深人静,海泊村的村民早已熄灯睡觉了,突然日伪宪兵警察“冬冬”山响地敲着村民的门,随即是“汪汪”的狗叫,每一个从梦中惊醒的村民,都心跳不已、惊慌失措,有的人吓得翻墙逃跑了。这晚被他们抓走了两个青壮年,其实这两人并不是共产党员。海泊村究竟有没有藏共产党员,那时谁也不知道。即使真藏有个把共产党员,在那秘宫似的胡同里又如何能搜寻得到呢？

那时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高小毕业（小学六年）就是说得过去的文化水平。在海泊村更是如此。吴掌柜初中毕业就“高人一等”了。读过高中一年级的周机师,不仅是“和隆”的文化尖子,也是海泊村的骄傲。从“和隆”的小伙计小林子女的成才,可见62年来青岛市民的文化素质有多么大地提高。小林高小毕业,他的女儿尽管由于家庭出身不好高考时遭到不公平待遇,但后来还是边工作边读北大的函授学院,拿到了大专文凭,当了小学校长。小林的儿子高考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解除了出身不好的枷锁,考取了海洋大学,毕业后留校任物理系办公室主任。在1941年海泊村的小林身上,无论如何也是看不出他日后会有两个高级知识分子儿女的。

时过境迁,原来污浊脏乱的海泊河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改造,已变得整洁、美观了。河岸两侧还有焕然一新的、风景宜人的海泊河公园。原来的海泊村已经没有多少痕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正施工的“海泊人家”居民楼群。虽然尚未竣工,但是已显示出高大、雄伟的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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