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农民养牛，红色资本家、经营之神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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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本家、经营之神是谁

阿曼德·哈默这位美国实业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曾被人称为“经营之神”、“幸运之神”。1898年5月21日生于美国，在上大学时，即开始经营父亲留给他的药厂，获得很大成功，成为当时美国惟一的大学生百万富翁。1921年赴苏联，成为贸易代理人，获得巨额财富。1956年58岁的哈默收购濒临倒闭的西方石油公司，逐步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1974年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高达60亿美元。哈默一生与东西方政界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从他经营的各种行业来看，可谓无往不胜。无论是与苏联人做粮食、铅笔、毛皮生意，帮赫斯特卖珍玩，还是经营威士忌酒、石油，都一一获得大利；从他的对手的角度来看，也不得不惊呼“哈默是无敌的”。

然而，“无敌的”哈默，“经营之神”哈默，却栽过一个不大不小的跟头：对方出了远不是他能接受的价，他坚决不要，可几次较量后，他不得不接受对方的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吃到一块好牛排委实不易。受此启发，哈默踏人养牛业这一行。牛要卖得出好价钱，很大程度上系于种牛的血缘、质量。

正好，其时有一头名叫“埃里克王子”的得奖种牛，在密苏里州拍卖，这头种牛被养殖专家誉为本世纪最佳种牛。开始时，哈默想出个“大价”，用1.5万元买下。但一个叫奥布莱恩的企业家比他更出得起价，以3.51万元将它买下了。退而求其次，他以2.75万元，买了前一年国际种牛赛冠军——“野蛮王子”来繁殖牛群，到后来一年收入上百万元。这使他更加感到“埃里克王子”的可贵。

正在这时，一位兽医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埃里克王子”患了阳萎病，而且据他的分析：它的病仅是心理上的，而非生理上的。还可利用其精液进行人工授精。

听到这个消息，哈默心花怒放，当即打了个电话给奥布莱恩：“莱斯，老朋友，把您的‘王子’卖给我，怎么样？”

“我很乐意这样做。”奥布莱恩的答复竟是出奇的爽快。

“好，你打算出什么价？”

“10万元。”

这一棒把哈默简直打昏了。他不由吼骂起来：“您疯了吧？我刚听说您这头牛不能再交配了，而且一年多没有交配过了。”

“那您为什么要买呢？”对方竟反击说，“我知道您想干什么。大学里已经派人来讲过，‘埃里克王子’还可以作人工授精的种牛呢？”

原来对方已洞察了自己的心理！哈默有些气馁了。他当即以很委婉的语调向对方讨价还价：“我也仅仅是碰碰运气而已。谁也没真正证明它还能生育。这样吧，‘埃里克王子’已给您服务这么久了，我一分钱不少，照原价给您，怎么样？”

“10万元。”对方寸步不让。

咬咬牙，哈默立即将价拉了1倍多：“我们折衷一下，7.5万元，不过您得让我做次试验。好不好？”

奥布莱恩稍微沉吟了一会，接着说：“好吧，你来吧！”

哈默带着兽医去了，试验结果十分满意。于是他掏出7.5万元的支票交给奥布莱恩。

奥布莱思接过支票看了看，又把它还给哈默：“钱不够。”

“怎么？不是讲好7.5万元的吗？”

“不，我没有讲同意7.5万元成交，我只是同意你到这里来做试验。”

这简直是十足的无赖！哈默气昏了，转身就走。奥布莱恩在背后微笑着目送他。

次年12月，最负盛名的芝加哥国际牲畜展览会开幕了，哈默带着一头年轻母牛参展。此时的哈默尽管在养牛界已很名气，但可惜的是，他的牛却从未得过芝加哥展览会的世界冠军。这一次却大不相同，这头母牛也是“埃里克王子”的后裔，作为牛犊时，哈默就出了5000元的高价将它买下，同时他又请了一些最有名望的专家来饲养。他志在必得，养牛界的许多同行也认为冠军非它莫属。

可没料到，这头母牛仅得一个亚军。冠军还是被“埃里克王子”的另一“女儿”抢走了！奥布莱思的电话：“莱斯，我愿意出你要的10万元……”

终于，这笔生意，还是以比奥布莱恩当初买人价高6.49万元的价成交了。

1921年的苏联，经历了内战与灾荒，急需救援物资，特别是粮食。哈默本来可以拿着听诊器，坐在清洁的医院里，不愁吃穿地安稳度过一生。但他厌恶这种生活。在他眼里，似乎那些未被人们认识的地方，正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大干一番事业的战场。他做出一般人认为是发了疯的抉择，踏上了被西方描绘成地狱似的可怕的苏联。当时，苏联被内战、外国军事干涉和封锁弄得经济崩溃，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霍乱、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和饥荒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重大的决策——新经济政策，鼓励吸引外资，重建苏联经济。但很多西方人士对苏联充满偏见和仇视，把苏维埃政权看作是可怕的怪物。到苏联经商、投资办企业，被称作是“到月球去探险”。

哈默心里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风险大，利润必然也大，值得去冒险。于是哈默在饱尝大西洋中航行晕船之苦和英国秘密警察纠缠的烦恼之后，终于乘火车进入苏联。沿途景象惨不忍睹：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流行，城市和乡村到处有无人收殓的尸体，专吃腐尸烂肉的飞禽，在人的头顶上盘旋。哈默痛苦地闭上眼睛，但商人精明的头脑告诉他：被灾荒困扰着的苏联目前最急需的是粮食。他又想到这时美国粮食大丰收，价格早已惨跌到每蒲式耳一美元。农民宁肯把粮食烧掉，也不愿以这样的低价送到市场出售。而苏联这里有的是美国需要的、可以交换粮食的毛皮、白金、绿宝石。如果让双方能够交换，岂不两全其美？从一次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哈默获悉苏联需要大约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才能使乌拉尔山区的饥民度过灾荒。机不可失，哈默立刻向苏联官员建议，从美国运来粮食换取苏联的货物。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初战告捷。没隔多久，哈默成了第一个在苏联经营租让企业的美国人。此后，列宁给了他更大的特权，让他负责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商，哈默成为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美国橡胶公司、艾利斯一查尔斯机械设备公司等30多家公司在苏联的总代表。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益也越来越多。他存在莫斯科银行里的卢布数额惊人。

朋友告诉他：20世纪20年代初期创立的西方石油公司，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这家公司请求哈默给予帮助。对石油行业还是外行的哈默，同意借给5万美元作为尝试，让该公司钻两口油井，将来得到的利润各占一半。哈默的打算是：如果这两口井是枯井，这笔钱可以根据当时的规定，作为亏损从应缴纳的税款当中扣除。

出乎哈默意料之外的是：两口井都出了油。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一下子上涨了。初次尝试的成功，引起哈默在石油行业进行冒险的极大兴趣。1957年，他干脆把借给该公司的贷款转化为股票，成为西方石油公司最大的股东，当上该公司的总经理。

石油钻探事业毕竟是一项冒险性很大的行业。1961年，西方石油公司几乎用完了1000万美元勘探基金，但仍无所建树。哈默计划集中余力，攻克难点。这计划吸引了一个名叫鲍勃的青年地质学家。他向哈默建议：旧金山以东有一片被德士古石油公司放弃了的地区，这地区可能有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应该把它租下来。

哈默接受了意见，汇集了一大笔钱，投入这一冒险活动。这个地质学家挖井定位为离开那几口废井大约600英尺的一块空地上。当钻到8600英尺的深度时，终于钻出了加利福尼亚的第二大天然气田，价值2亿元。几个月以后，又在附近钻出了一个蕴藏量丰富的天然气田。

1966年，西方石油公司来到盛产石油的利比亚。正值利比亚政府准备进行第二轮出让租借地的谈判。来自9个国家的40多家公司参加了这次投标。哈默要同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争夺，似乎有点不自量力，这些石油巨头一举手就可以把他打倒。但哈默依然乘坐一架由轰炸机改造的飞机赶来了。他采取了独特的投标方式。他独出心裁，用红、黄、绿三色彩绸做成投标书，正好和当时利比亚的国旗颜色一样。并且，他还在投标书中特别注出：如果西方石油公司中标，公司将为国王先祖所在地的绿洲造一个漂亮的大花园。这样，哈默成功地创造了开发利比亚石油的机会。他一举得到了两块租借地，使那些颇有名望的竞争对手大吃一惊。

但是，这两块地很快成了哈默烦恼的源泉，钻出的头三口井都是滴油不见的干井。每打一口井就要花费300万美元，另外还得花费200万美元用于地震探测和向利比亚政府的官员交纳不可告人的贿赂金。董事会里有些人开始把这项计划叫做“哈默的蠢事”，连公司里的第二大股东里德，也主张应该撤退。哈默是九头牛也拉不回的脾气，他大力支持公司的地质家采用电子计算机探测新技术，终于打出。了9口油井，其中一口井年产7.3万桶，是利比亚最大的一口井。

利润开始像石油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西方石油公司的账户，冒险又一次取得成功。

西方石油公司海外石油事业的另一个具有冒险性而获得成功的投资，是对英国北海油田的开发。1972年，该公司在北海连钻三口都是枯井，每口井的代价为2.50万美元。幸而最终得到上帝垂青，钻出了石油，获得了成功。

目前，公司已与英国的格蒂石油国际有限公司，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和报界大亨汤普森的苏格兰石油有限公司等组成北海开发石油的财团，西方石油公司占有36.5%的股份。

犹太人在中国

早在唐代就有犹太人从陆路经古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但较多的犹太人是在北宋时期以后从印度转道进入中国的。

当时，这些犹太入主要的活动是经营商业，尤其是出售布匹。开封当时是北宋的都城，有近百万人口，经济非常繁荣，这样就为这些善于经商的犹太人提供了发挥的广阔天地。

名扬开封府的石璞就是这些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在清朝康熙年间，石璞来到河南省开封北土街创办“石子玉汴绸庄”。是一间自产自销的丝绸手工工场和零整批销店。石璞是位机敏而勤劳的犹太后代，他通过对市场的考察，发觉丝绸行业有发展前途，从而决心在这方面开创自己的事业。善于心计和有远谋的他，在开创丝绸事业中不急于求成，而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待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打下基础后，才直接介入。

当他真正独立经营之时，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炮打响，使自己的经营一往无前，击败各方面的竞争者。石璞的丝绸业务经营是从当丝织厂学徒开始的，当他立志创办“石子玉汴绸庄”之后，他不嫌弃当学徒的收入微薄，也不畏惧学徒工作的艰辛，到一间丝织厂去当学徒。在那里，他埋头工作，不怕苦和累，样样工作都争着去干，由于细心观察和注意学习，他每项工作都很快上手，干得出色。厂里有些人笑他是小黄牛，不明白他这么卖力当学徒所求的是什么。石璞如此卖力工作，为的是熟悉织造丝绸的各种技术，掌握有关诀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丝绸技艺迅速提高，老板很赏识他，很快把他当做技工使用。经过几年的学徒生活和几年技工生涯，石璞成为一位丝织行业的能工巧匠了。此时，时机已成熟，他找了个适当的理由，以自己前段积攒的一点积蓄和学习到的本领，创办“石子玉汴绸庄”。开始之时，他的绸庄是间狭窄的小工厂，三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后大半截是工厂，其内是机房、剪裁、纺织、绣花、平熨等加工场地：前小半截则是零售、批发展卖店。就是这么一个前店后厂的小绸庄，石璞自任老板，又是技师，并且是推销员。

由于石璞织造丝绸的技艺超群。做出的产品倍受顾客欢迎。他织造的各色绫、绸、纱很快驰名各地，远销全国及海外。传说石璞曾经因此受到康熙皇帝的嘉奖。随着生意的兴旺，石璞的加工厂和绸庄逐步扩大，成为开封乃至中国数一数二的大绸庄。他们生产的黄绫色光绚丽，质地细密，轻柔飘洒，成为驰名中外的名产。当时河南地方乃至全国的大吏和富豪常用这种黄绫上贡皇室，号称“贡绫”。石璞开创的汴绸庄由于经营得法，在他自己及其后裔的努力下，蓬勃发展，经历了九代清朝皇帝，直至民国年间，前后达200多年。留下了许多关于石璞和“石子玉汴绸庄”的传说故事，如《十二个金牛犊儿的故事》、《康熙私访汴绸庄》和《石子玉汴绸庄的好丝绸》等。

近代又有一些犹太人社团在中国兴起，它们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天津和上海等几个大中型城市。

在19世纪中叶，精明的犹太商人他们特有的商业眼光，瞄准了黄浦江畔的这块风水宝地，纷纷前来“淘金”。近代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以英籍居多，大都来自英属印度、埃及和伊拉克等地。从鸦片、茶叶、丝绸贸易开始，后发展到工业、金融、房地产等方面，逐渐成为上海乃至远东最富有的一个犹太商人集团。

第一个来上海谋发展的犹太人是大卫·沙逊。沙逊家族不仅最早来到上海，而且经过100年的经营发展，成为上海外商中的首富。大卫·沙逊出生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大约在19世纪初迁到英属印度的孟买并加入了英国籍。

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不久，精明过人的大卫就来到了上海，于1845年建立了沙逊洋行。这个洋行靠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起家，没有多久就牟取了巨额的暴利。沙逊洋行先后在伦敦、香港、上海、横滨、长崎等地开设了分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商业帝国。后来大卫又转向金融业，他与其他几家洋行于1864年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汇丰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时经营。到大卫·沙逊1864年底病死时，这个家族的财产已多达400万英镑。沙逊家族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经营了整整100年，经历了四代人，到该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维克多·沙逊时，沙逊集团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上海首富。沙逊集团有上海地产有限公司、汉弥尔登信托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等多个公司。旧上海共有10层以上的大楼28座，沙逊集团拥有其中的6座。到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沙逊集团在上海的投资涉及纺织、食品、建筑、交通、金融等13个行业的24家企业，总资产达50亿中国法币。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沙逊集团开始将其财产从上海向国外转移。

到上海解放前夕，新沙逊洋行将其总部从上海迁往巴哈马群岛的拿骚，结束了沙逊家族在中国100年的历史。

另一个传奇人物就是本书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阿隆·哈同。他的发家经历和经营技巧，我们在前面已分别做了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他去世时，他的遗产中仅不动产部分就有土地近500亩，各种建筑1300余所，遍布上海的繁华地段。哈同的传奇不仅由于他经营的能力，而且还由于他与中国社会的密切关系。大部分来上海的外国冒险家多数都不打算在这里定居，他们的目的只是在这里发财享乐。即使沙逊家族这样以上海为基地的大财团也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了分支机构，一旦中国情况有变，马上就把其财产转移到国外，一走了之。而哈同则不同，他不但在中国发了财，而且还深深地进入了中国社会，在上海安居乐业。人们对哈同热心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关系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认为他已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中国文化，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谋略。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活动说明他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社会，而且他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近代上海的文化事业、市政及经济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上海的犹太富豪中。除了沙逊家族和哈同外还有很多的犹太商人。他们的财富虽然没有沙逊、哈同那样巨大，但也是些有名的百万富翁，在近代的上海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比较著名的有嘉道理家族、埃兹拉家族以及安诺德家族等。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犹太商人的活动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从此走向衰落。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沙逊集团等一些犹太企业就开始将其资产从上海转移到其他的国家。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对各国外商的财产进行了掠夺性的接管，这些犹太商人也未能幸免。之后，中国又开始了内战，时局非常混乱和动荡。上海的犹太商人意识到在中国内地发展的机会很小了。纷纷开始撤出资产，沙逊集团将其总部迁到了巴哈马群岛，嘉道理家族将其经营中心搬到了香港，还有一些迁到了美洲、欧洲、澳洲。

在近现代，中国的哈尔滨曾是犹太人在东亚地区的最大聚居中心和精神中心。犹太人在哈尔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对哈尔滨的经济繁荣、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犹太人在哈尔滨居住的几十年里，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创办了众多的工贸商服企业，为哈尔滨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些工业包括采矿、冶金、金融、流通、宾馆、林业、面粉、制油、酿酒、制糖、烟草、建筑、印刷、出版、仓储、运输、畜牧等行业领域。犹太人还通过他们的贸易才华，开创了中国大豆输出欧洲的历史先河。

犹太人最初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而移居哈尔滨的。这条铁路的修建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商业契机。哈尔滨犹太人借助与中东铁路公司内上层犹太人的关系，承包了中东铁路工程、林场、煤矿，开办航运公司，并为从事中东铁路建设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提供生活服务，不少人因此而大发其财。

著名的斯季德尔斯基家族就是这样发迹的。1903年，他获得了韦沙河等五片森林的采伐权。1909年开始经营扎责诺尔煤矿，1924年又获得穆棱煤矿的经营权，成为中东铁路燃料的主要供应商。

另一个重要的犹太家族索斯金家族则开办了航运公司。

自中东铁路修建后，哈尔滨犹太人先后在面粉、制油、酿酒、制糖、烟草、畜牧、建筑、印刷、出版、仓储等行业中创办了众多企业。为哈尔滨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例如。1908年创建的、由犹太人卡甘经营的阿什河糖厂，是中国第一家甜菜制糖厂，在中国工业制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创办于1914年的华英油坊，设备先进，使哈尔滨的食油业最终进入了欧美市场。

有趣的是。犹太人还于1906年和1907年先后开办了哈尔滨最早的烫发店和西服制衣厂，培养了一批中国技师。

除了创办企业，精明的哈尔滨犹太人当然不会放弃自己最擅长的商业活动。

他们在皮毛鉴定方面具有卓越的见识，哈尔滨及东北的95%的毛皮商都是犹太人，在这一领域，他们具有绝对的垄断优势。

哈尔滨是中国最早引进西药的城市之一，犹太人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在哈尔滨及中国东北从事西药贸易的几乎全是犹太人。

在出口方面，1907年，哈尔滨犹太人比特克诺夫斯基首次将中国产大豆销往欧洲，开创了中国大豆出口欧洲的历史先河。

1922年，伊·索斯金等犹太商人创办了哈尔滨远东商业银行；1923年，哈尔滨犹太人集资创办了一家民营银行——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1926年，哈尔滨犹太人又创办了哈尔滨协和银行。此外，带有国际犹太资本的银行还有华俄道胜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

特别是1898年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是哈尔滨及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一家外国银行，也是哈尔滨近代金融业的开端。

据1926年的统计资料，哈尔滨的犹太工商企业达489家，工业部门种类达28类，商业25种；在东北三省的外国人总资本中，犹太人商业占31.6%，工业占46.5%。

在“哈尔滨交易所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中，总共13名委员及候补委员，犹太人占了8席，而且交易所议长之职始终由犹太人担任。

1927年，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势力出现衰退趋势，俄亚银行的破产使许多犹太商社蒙受巨大打击。1932年，日本占领哈尔滨，犹太人受到排挤迫害，许多犹太商店倒闭，一些犹太人被迫离开哈尔滨，前往上海或美国等地。

此后犹太人又相继建立了一批小学、中学以及各类专门学校，如商业会计学校、钢琴声乐学校、音乐艺术学校、小提琴学校等，为犹太社区和哈尔滨市培养了一批商业、音乐人才。

1912年，犹太人在哈尔滨建立了一座民族图书馆，藏书15000卷，上至拉比文学、犹太圣诗，下到当代高雅文学、儿童读物，能满足各层次读者的文化需要，是当时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犹太图书馆。该图书馆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音乐会、诗歌朗诵会等，是哈尔滨犹太人的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之一。

犹太人还热衷于创办报刊，传播各种信息。其先后创办了《犹太言论》、《远东报》、《犹太生活》等十多种报刊。这些报刊宣传介绍了哈尔滨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使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同外部世界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2月9日，英吉利一亚细亚电报通讯社创立，它是共产国际在哈尔滨设立的秘密新闻机构之一，社长是英国犹太人哈同·弗利特。

哈尔滨犹太人还创办音乐学校、剧团、乐器商店，举办音乐会，为西洋音乐在哈尔滨的传播、生根做出了杰出贡献。1910—1922年，哈尔滨犹太人曾创办“意马尔达格”希伯来音乐、文学和戏剧协会，聚集了众多犹太音乐人，对哈尔滨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20年代，有许多犹太音乐名人在哈尔滨各音乐学校任教，其中有赫赫有名的彼得堡音乐学院金质奖获得者B.N.特拉赫腾伯格和为躲避德国纳粹迫害来哈尔滨避难的柏林交响乐团副首席赫尔穆特·斯特恩。这一时期，哈尔滨还拥有了自己的交响乐团，由于有特拉赫腾伯格等一批犹太音乐大师的加盟，该乐团可与上海工部局的交响乐团媲美，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两大交响乐团之一。那个时候，经常有世界级的犹太音乐家到哈尔滨演出，其中包括被誉为“神弓”的小提琴演奏家海菲茨和有“埃尔曼音”之雅号的埃尔曼。

在演出和教学的同时，哈尔滨的犹太人还开办了“康季莲娜”乐器店，经营各种管弦乐器、乐谱、唱片等，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乐器商店之一。

二战结束后，在哈尔滨定居的犹太人陆续离开中国，移居欧美各国。如今，在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及英、俄等欧洲各国，都能找到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的身影。

海地的历史沿革

主词条：海地历史海地原为印第安人部落阿拉瓦克族居住地，伊斯帕尼奥拉岛被发现时，岛上居住着约100万印第安人，主要为泰诺人，岛的西北部居住着少许西沃内人。当时岛上已经有五个印第安土著政权，他们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大村庄里，捕捉鸟类、鱼类、啮齿类动物，并耕种土地。伊斯帕尼奥拉岛印第安人用石斧开垦，用木铲耕种。主要的作物是木薯和甘薯。

1492年，在哥伦布的首次航行中，因为其旗舰搁浅，不能把其他两艘船上的船员带回西班牙，因此在今天的海地角附近建立了纳维达德城堡。

1493年哥伦布返回这里时，发现堡内无一人存活。他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北海岸建立了伊莎贝拉殖民地，该岛的殖民统治就此开始。

150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正式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岛上印第安人的军事反抗被粉碎。16世纪时，西班牙人已经在岛上建立了15座城市。此外，西班牙官兵们都分得了岛上的土地，并且把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印第安人变成了奴隶，用于采掘黄金、种植甘蔗和养牛。由于天花的影响，阿拉瓦克人于1544年在岛上绝迹。

土著绝迹以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种植园和牧场纷纷被西班牙地主抛弃，该岛西部遂成为荒芜的无人区，并逐渐变成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海盗的据点。到16世纪末，这些海盗已经严重地威胁西班牙的海上航线。一些来自英、法、荷等国的猎人逐渐来到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狩猎野牛和野猪，做成腌肉出售给海盗，还有一些农民种植烟草和一些基本的粮食作物。

在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欧洲移民中，法国人占数量上的优势。1640年，法国将伊斯帕尼奥拉岛西北的托尔提岛据为己有。1665年，法国政府声称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是法国的殖民地，称为“圣多明克”。1679年，根据勒斯维克条约，圣多明克被西班牙正式割让给法国。

法国政府考虑到在该地建立殖民地，因此不仅很注意制止海盗活动，而且劝说猎人移居到殖民区，成为定居农民。到17世纪末，随着法国殖民者的不断迁入，圣多明克已经成为美洲最富庶的殖民地之一。

1681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发布了“黑人法令”，规定种植园主要为奴隶提供足够的衣食和住宿，但是也允许他们对黑人奴隶施加各种残酷的肉刑。曾经是黑人奴隶、后来成为海地皇帝的亨利·克里斯托夫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白人种植园主的种种酷刑：“白人将黑人倒挂起来，将他们钉死在木板上，将他们活埋，将他们装入麻袋扔到河里，强迫他们吃屎，用鞭子抽掉他们的皮，将他们绑起来让蚂蚁和蚊子吃他们，将他们活活扔到沸水中，将他们绑到大炮前轰碎，让狗吃他们……”在白人种植园主的虐待下，许多黑人奴隶选择逃亡。他们在中科迪勒拉山中定居下来，组成被称为“马龙”的社区，不时下山袭击孤立的种植园。这些逃亡奴隶被称为“马龙人”。

圣多明克的主要作物最初是烟草和靛蓝，后来是棉花、甘蔗和咖啡。所有能被利用的土地都进行耕种，甘蔗种植在湿润平原上，山地种植咖啡，干燥丘陵地种植靛蓝，棉花地则分布在干燥的平原上。偏僻的、不能种植的地方，也被用来养牛和养猪。甘蔗是圣多明克最主要的经济作物，1767年，这里向欧洲出口了7200万磅粗糖和5200万磅白糖。1780年，圣多明克提供了欧洲市场上40%的蔗糖和60%的咖啡。当地所需的食粮一部分依靠自种，大部分需要进口。

1790年，圣多明克的行政中心和最大港口法兰西角（即海地角），人口已经达到1.5万，拥有许多繁华的公共建筑和宽阔的街道、广场。第二大城市是太子港，1790年时人口为6000人。其他城镇也大多位于沿海，起到港口和贸易中心的作用。在内地密布种植园，在种植园和港口之间修建了铺砌石块的全天候道路，以及横跨河流的石桥。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给西半球的法国殖民地带来了极大的冲击。1790年，黑人起义前夕，圣多明克岛上的白人有3.2万，大多数是法国移民。他们分为两个阶层，第一个阶层包括大种植园主、高级官员和大商人，及其眷属；第二个阶层包括小土地占有者、小店主、工匠、港口工人等下层白人。黑白混血人的人数大约有3.5万到5.6万之间。此外还有大约3万名自由黑人。黑人奴隶们可以通过被主人释放而得到自由，也有种植园主在奴隶老得不能劳动时将其释放，以免负担其衣食供养。与主人发生关系的黑人侍女及其混血子女也常常会获得自由。不过，自由黑人不能从事法官和军官的职业，被禁止使用火枪，禁止佩剑，衣服的式样和质料也有规定。在海地革命前夕，圣多明克的各种植园中约有50万黑人奴隶。从1783年到1791年，圣多明克的奴隶进口量占西半球奴隶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些奴隶大多来自西非的达荷美、刚果和几内亚，他们将西非的伏都教带入了圣多明克。1790年，法国国民议会要求制订有关有色人种自由民权利的立法，遭到来自马提尼克的殖民地代表莫罗·德圣梅里的反对，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国民议会竟不幸制定关于黑白混血人种地位的立法，那就一切全完了。殖民者将认为自己是被出卖了；而黑白混血人，受他们朋友（按：指法国的“黑人之友”等主张废奴的自由主义组织）的怂恿，将会采取最极端的手段。然后，奴隶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朋友和同样的行动手段——将会力图达到同样的目的。殖民地不久就会成为一片广袤的屠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莫罗的预言在圣多明克逐渐成为现实。当地殖民当局拒绝履行法国国民议会提出的自由民有权参加省议会和殖民地议会选举的法令；当地的混血人则拿起武器，要求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白人与混血人之间的争论吸引了殖民当局的全部注意力，因此没有注意到黑人即将造反的信号。

1790年，圣多明克的黑人奴隶就通过夜间的伏都教秘密集会互相传播准备起义的消息。1791年8月22日，海地北方平原的20万黑人奴隶以击鼓为号，纷纷起来造反。白人种植园主及其妻子子女在午夜遭到突然袭击。奴隶们放火焚烧甘蔗田和房屋，屠杀白种居民。当地的一万名白人居民和一小股正规部队根本无法将起义镇压下来，几个星期内，海地北方已经成为废墟。大约有两千名白人被杀，180个甘蔗种植园和900个咖啡与靛蓝种植园被毁坏，1万多名奴隶在战斗、饥饿或白人镇压中死亡。两个月后，海地北方已经全部落入奴隶手中，只有法兰西角与西部山区一带有防御工事的营地还在白人手中。在海地西部没有发生奴隶叛乱，不过却发生了白人与要求分权的混血人种的战争，除了太子港（当地贫穷白人组成了自发武装，反抗白人上等阶级和混血人）外，混血人种军队在交战中占上风。在海地南部，白人种植园主将黑人奴隶武装起来，反对混血人种。

1791年10月，圣多明克的黑人起义已经演变为白人上等阶级与贫穷白人、白人保王党与革命派、混血人与白人、混血人与黑人、南部武装奴隶与北部起义奴隶之间的交迭混战。唯一恢复秩序的希望在于从法国派遣军队，然而国民议会中的雅各宾派反对任何支持圣多明克殖民者与王家总督的动议。直到1792年9月雅各宾派控制国民议会后，才向圣多明克派去“革命军队”，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但是，自法国派去的革命军队面临圣多明克保王党的抵抗，只好与叛乱的努力联合起来。1793年6月，黑人攻陷法兰西角，并洗劫了这个城市。

1793年8月，法国颁布法令，解放圣多明克的奴隶。当地幸存的白人为了躲避黑人报复，纷纷逃往美国、古巴、牙买加和波多黎各（在波多黎各的西海岸，来自圣多明克的法国难民建起了富于法国特色的马亚圭斯城）。

圣多明克的黑人起义及随后的战争引起西属圣多明各（多米尼加）和英属牙买加当局的严重恐慌，他们惧怕本地的黑人也起而效仿。两国都向圣多明克派遣了远征军。一支英国军队在1794年3月攻占太子港，受到法国殖民者的欢迎。但是1795年牙买加爆发马龙人起义（这次起义是法国人在幕后操纵的）后英国撤回了军队。

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领导了反抗英国人的战争。他原为种植园的奴隶，1791年黑人起义后在圣多明克北方流浪掳掠。西班牙与法兰西共和国爆发战争后，他加入西班牙军队，成为保王党的雇佣兵。

1794年，由于英国军队的入侵，他带领部队从西班牙军队中哗变，并转而参加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杜桑·卢维杜尔得到了美国的支援，从美国得到船只和物资供应。1798年，英国干涉军统帅梅特兰与杜桑·卢维杜尔签订了和约，撤回军队。

英国撤军后，杜桑·卢维杜尔转而攻打南部和西部的混血人地盘，屠杀了1万多名混血人妇女和儿童，圣多明克全境至此已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卢维杜尔成为圣多明克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在1799年被法国执政内阁任命为总督），随后命令那些被释放的奴隶结束游荡，回到土地上去劳动。1800年到1802年间，几乎被完全毁灭的圣多明克经济又逐渐复苏过来。1801年7月1日海地颁布第一部宪法，宣布永远废除奴隶制度，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提倡贸易自由。杜桑－卢维图尔任终身总统并有权选择继承人。

1801年12月，拿破仑·波拿巴任命查尔斯·勒克莱尔为法国远征军司令，率领54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和3万名士兵远征海地。

1802年2月2日，抵达海地角。起义军在亨利·克里斯多夫指挥下坚决还击，下令烧毁海地角。不久，为了摆脱法军的包围，起义军撤退到内地和沿海山区起义军另一将领德萨林在海地西部太子港等战役中亦严重受挫。在起义军失利的情况下，杜桑·卢维杜尔被迫与法军议和。

1802年6月，勒克莱尔设计诱骗杜桑－卢维图尔到海地西部的戈纳伊夫，将杜桑－卢维图尔逮捕并押送到法国，勒克莱尔背信弃义的行动激起海地人民极大愤怒。在德萨林、克里斯托夫以及A.S.佩蒂翁的领导下，起义军发动强大攻势，痛歼法国远征军。

1803年11月18日德萨林攻陷法军最后一个堡垒佛悌埃斯，法军被迫投降，在这次远征中法军共损失3.5万人。11月29日，海地正式公布《独立宣言》。

1804年1月1日，杜桑·卢维图尔的属下让-雅克·德萨林将军宣布成立海地国，并于当年9月封自己为海地皇帝“雅克一世”。“海地”一词来自泰诺语，意为“多山的”。德萨林发动了灭绝全部幸存白人的战役，在法兰西角，2000名白人被海地军队屠杀；在太子港屠杀了800人，热雷姆屠杀了400人。只有拿破仑军队中的波兰人得到了赦免，因为他们当初拒绝参加镇压黑人的战斗。有400多名波兰人选择留在海地，他们的后裔至今仍说波兰语。让-雅克·德萨林是海地的第一位统治者和第一位皇帝，为海地制订了一部高度中央集权的宪法，在海地北部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把被驱逐的法国人的产业分配给黑人和黑白混血人。他依靠军事手段实施管理，恢复农业，并把农业收成平均地分配给农民和工人。但是当他试图把在北方行之有效的这套制度用在南方时，却遭到了反抗。德萨林采取强硬手段来推行改革，这些措施反过来又造成政变。

1806年，德萨林被暗杀。当年在太子港制订了新宪法，规定海地为共和国，并限制总统的权力。当上总统的亨利·克里斯多夫对此感到愤恨，试图用武力征服太子港，但是在黑白混血人亚历山大·佩蒂翁的手下遭到了失败。海地随即被分为两部分：亨利·克里斯多夫以海地角为首都统治北部，佩蒂翁以太子港为首都统治南部。

在北方，亨利·克里斯多夫自称“海地总统”，在1811年自立为王，称亨利一世。他驱使黑人为自己修建了6座宫堡、8座宫殿，并驱使20万民工为自己修建了规模巨大的拉费里埃尔堡。亨利·克里斯多夫还创建了贵族等级制度，册封了4个亲王、8个公爵、22个伯爵、37个男爵和14个骑士。他对人民的压榨激起了反抗，1820年，克里斯多夫在一次政变中吞枪自尽。

在海地南方，佩蒂翁将大地产划分为小块的农耕地，此举虽然得人心，但在经济上却是灾难性的。蔗糖的出口从1791年的1.63亿磅跌至1825年的2020磅。佩蒂翁在1818年去世，他的继任者让-皮埃尔·布瓦耶统一了海地，并一直统治到1843年。1822年，他出兵夺占了圣多明各（在1809年重归西班牙统治，1821年宣告独立）。

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后，对海地提出了索赔要求，要求其赔偿独立战争期间没收的白人种植园。这一要求在1825年遭到拒绝，法国于是派遣了一支舰队来封锁伊斯帕尼奥拉岛，强索3000万美元的赔偿。布瓦耶最后同意支付1800万美元，但是海地无力支付，于是同法国展开谈判。谈判的最终结果是把赔款减为1200万美元，在30年内支付，每年支付40万美元。为了应付赔款，布瓦耶减少了政府开支，并在农村采取军事管理政策，以期维持农业生产。

1843年，一场地震毁灭了海地首都海地角，太子港则毁于大火。在混乱中，一名黑白混血人夏尔·埃拉尔发动了政变，迫使布瓦耶逃往牙买加。此后四年中，海地先后出了四位黑人总统，并在1844年丧失了圣多明各。

1847年，海地参议院将不识字的黑人卫队长福斯坦·苏鲁克选为总统，福斯坦上台后即将那些试图操纵他的参议员放逐，并在1849年废除了共和国。福斯坦自称为福斯坦一世皇帝，于1852年4月在太子港举行了豪华隆重、耗资巨大的加冕典礼。

福斯坦上台后即试图重新征服圣多明各，但是吃了败仗。到1858年，随着战争带来的开支增大、以及维持皇室排场所需的费用，已经使海地国库极度空虚。1859年1月，身为参谋长的塔巴拉公爵法布尔·热弗拉尔将军发动政变，迫使福斯坦退位，自任总统。

热弗拉尔被视为海地最好的总统之一，他支持教育，建立了医药、航海、艺术诸学院，鼓励在城市中建立工业技术学校，还派遣学生去欧洲留学。热弗拉尔下令修建了主要城市的蓄水设施，扶助农业和小型工业，并聘用外国人协助开发国家。他在对外政策上支持多米尼加复国派（该国在1844年独立，1861年因担心被海地吞并而重归西班牙统治），并帮助多米尼加流亡者发起反西班牙人的战争，为此招来西班牙的报复，威望降低。1867年，热弗拉尔在国内政治骚乱中被迫辞职。

热弗拉尔下台后，海地即陷入内战状态中，并最终招来外国干涉。在独立后的海地保留了壁垒森严的种姓制度，在所谓“高贵人”种姓中，黑白混血人居多，此外也有富有的、血统比较纯粹的黑人，他们居住在城市中，在乡下拥有地产，垄断了文武官员、法官、律师、医生等职业；全国另外97%的人口（几乎全部是黑人）则地位低下。1867年，南方黑人发动起义，总统从北方农民中征召部队来镇压，从而引起海地北方与南方之间的长久敌意。1908年到1915年，海地发生了6次政变，更换了8位总统，陷入长期的内乱和内战中。虽然海地宪法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但法国和德国的商行通过当地代理人在海地获得了许多土地所有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在海地的利益集团受到了美国的猜忌。美国通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引申”而扩大了门罗主义的范围，获得了波多黎各和古巴，为美国在加勒比海国家发生内乱或“欧洲人占领”时实行干涉作了辩护。1914年11月，海地政变时，美国海军就派了一艘巡洋舰到太子港，将海地国家银行的50万美元保证金运到纽约（1919年归还），以免被叛军攫取。

1915年5月，海地爆发了另一次政变，为了扑灭政变，统治者让-维布伦·纪尧姆·桑下令杀死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他本人则在不久之后被冲入法国公使馆的暴乱民众杀死并被肢解。海地陷入无政府状态，最终招致使美国的入侵。1915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子港登陆，控制了局面，并遴选出一个美国认为合适的总统。海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海关被置于美国监管之下。美国监督海地参议院制订了新宪法，以美国宪法为蓝本，规定总统任期四年，参众两院议员任期为六年和二年，赋予年满21岁的公民选举权。

此后8年中，海地的经济获得改善，国债从2400万美元减至1200万美元，出口额从1916年的893万美元升至1928年的2200万美元。海地的本国工业获得扶植，此外美国还建设了公共卫生机构、公路、给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公立学校。此外美国还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地方警察部队，以代替不可靠的总统卫队。但是美国的占领也招致海地人的反抗，在1918年到1920年的一次起义中，有2000名海地人、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和27名海地警察被打死。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取代。1934年，美国军队撤出海地。

1934年，最后一批占领海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海地。美国撤军后，斯泰尼奥·文森特总统统治海地直至1941年。他在任内修改了海地宪法，将总统任期改为5年。当多米尼加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利纳下令屠杀和驱逐多米尼加的海地侨民时，文森特采取了克制措施，通过其他美洲国家向多米尼加施压，获得了75万美元的赔偿。

1941年12月8日，海地向日本宣战，之后不久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地总统埃利·莱斯科同美国密切合作。在美国的请求下，海地在战争期间加强了橡胶、植物纤维和植物油的生产。美国则制订卫生援助方案，协助海地建立公共卫生系统。

由于美国的战时援助物资和款项大量涌入，导致海地黑市交易和贿赂活动增加，此外橡胶增产方案也将数万名海地农民从其小农场驱逐走，这些情况导致农民不满，触发了1946年1月的政变。接管政权的军事委员会举行了议会选举，议会则在1946年5月选举迪马瑟·埃斯蒂梅为总统。埃斯蒂梅谋求修改宪法以连选连任，从而导致1950年的又一次政变。军事委员会的保罗·欧仁·马格卢瓦尔上校成为总统。在他的任期内，世界卫生组织协助海地建立公共卫生系统，并推行广泛的疫苗接种计划，以消灭岛上的疟疾、黄热病、天花和梅毒。马格卢瓦尔政府制订了新宪法，鼓励外国投资，并得到美国的贷款，修建了阿蒂博尼特河上的水电站，疏浚海地角的港口，并开始大规模开采铜、褐煤和矾土资源。1951年，海地的农业五年计划则扩大了甘蔗、咖啡和可可的种植，并奖励粮食生产。1956年，亲美的马格卢瓦尔总统被推翻。1957年9月，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博士被军事委员会选为海地总统，从而开始了杜瓦利埃家族对海地29年的统治。

1986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之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下台，以亨利·南菲将军为首的“全国执政委员会”实行军事统治。

1990年，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被选举为总统，但他的任期被军事政变破坏。1994年，在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干预下，阿里斯蒂德重返总统职位。1996年，勒内·普雷瓦尔当选总统。2000年，阿里斯蒂德再度当选为总统。

2004年2月，海地发生军事叛乱，叛军迫使阿里斯蒂德逃离该国。之后最高法院大法官博尼费斯·亚历山大根据宪法成为临时总统。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以监督海地选举。

2006年2月7日，海地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举行，33名候选人竞选总统，另有1300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29个席位。

红色资本家、经营之神是谁哈默

阿曼德·哈默这位美国实业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曾被人称为“经营之神”、“幸运之神”。1898年5月21日生于美国，在上大学时，即开始经营父亲留给他的药厂，获得很大成功，成为当时美国惟一的大学生百万富翁。1921年赴苏联，成为贸易代理人，获得巨额财富。1956年58岁的哈默收购濒临倒闭的西方石油公司，逐步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1974年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高达60亿美元。哈默一生与东西方政界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从他经营的各种行业来看，可谓无往不胜。无论是与苏联人做粮食、铅笔、毛皮生意，帮赫斯特卖珍玩，还是经营威士忌酒、石油，都一一获得大利；从他的对手的角度来看，也不得不惊呼“哈默是无敌的”。

然而，“无敌的”哈默，“经营之神”哈默，却栽过一个不大不小的跟头：对方出了远不是他能接受的价，他坚决不要，可几次较量后，他不得不接受对方的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吃到一块好牛排委实不易。受此启发，哈默踏人养牛业这一行。牛要卖得出好价钱，很大程度上系于种牛的血缘、质量。

正好，其时有一头名叫“埃里克王子”的得奖种牛，在密苏里州拍卖，这头种牛被养殖专家誉为本世纪最佳种牛。开始时，哈默想出个“大价”，用1．5万元买下。但一个叫奥布莱恩的企业家比他更出得起价，以3．51万元将它买下了。退而求其次，他以2．75万元，买了前一年国际种牛赛冠军——“野蛮王子”来繁殖牛群，到后来一年收入上百万元。这使他更加感到“埃里克王子”的可贵。

正在这时，一位兽医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埃里克王子”患了阳萎病，而且据他的分析：它的病仅是心理上的，而非生理上的。还可利用其精液进行人工授精。

听到这个消息，哈默心花怒放，当即打了个电话给奥布莱恩：“莱斯，老朋友，把您的‘王子’卖给我，怎么样？”

“我很乐意这样做。”奥布莱恩的答复竟是出奇的爽快。

“好，你打算出什么价？”

“10万元。”

这一棒把哈默简直打昏了。他不由吼骂起来：“您疯了吧？我刚听说您这头牛不能再交配了，而且一年多没有交配过了。”

“那您为什么要买呢？”对方竟反击说，“我知道您想干什么。大学里已经派人来讲过，‘埃里克王子’还可以作人工授精的种牛呢？”

原来对方已洞察了自己的心理！哈默有些气馁了。他当即以很委婉的语调向对方讨价还价：“我也仅仅是碰碰运气而已。谁也没真正证明它还能生育。这样吧，‘埃里克王子’已给您服务这么久了，我一分钱不少，照原价给您，怎么样？”

“10万元。”对方寸步不让。

咬咬牙，哈默立即将价拉了1倍多：“我们折衷一下，7．5万元，不过您得让我做次试验。好不好？”

奥布莱恩稍微沉吟了一会，接着说：“好吧，你来吧！”

哈默带着兽医去了，试验结果十分满意。于是他掏出7．5万元的支票交给奥布莱恩。

奥布莱思接过支票看了看，又把它还给哈默：“钱不够。”

“怎么？不是讲好7．5万元的吗？”

“不，我没有讲同意7．5万元成交，我只是同意你到这里来做试验。”

这简直是十足的无赖！哈默气昏了，转身就走。奥布莱恩在背后微笑着目送他。

次年12月，最负盛名的芝加哥国际牲畜展览会开幕了，哈默带着一头年轻母牛参展。此时的哈默尽管在养牛界已很名气，但可惜的是，他的牛却从未得过芝加哥展览会的世界冠军。这一次却大不相同，这头母牛也是“埃里克王子”的后裔，作为牛犊时，哈默就出了5000元的高价将它买下，同时他又请了一些最有名望的专家来饲养。他志在必得，养牛界的许多同行也认为冠军非它莫属。

可没料到，这头母牛仅得一个亚军。冠军还是被“埃里克王子”的另一“女儿”抢走了！奥布莱思的电话：“莱斯，我愿意出你要的10万元……”

终于，这笔生意，还是以比奥布莱恩当初买人价高6．49万元的价成交了。

1921年的苏联，经历了内战与灾荒，急需救援物资，特别是粮食。哈默本来可以拿着听诊器，坐在清洁的医院里，不愁吃穿地安稳度过一生。但他厌恶这种生活。在他眼里，似乎那些未被人们认识的地方，正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大干一番事业的战场。他做出一般人认为是发了疯的抉择，踏上了被西方描绘成地狱似的可怕的苏联。当时，苏联被内战、外国军事干涉和封锁弄得经济崩溃，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霍乱、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和饥荒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重大的决策——新经济政策，鼓励吸引外资，重建苏联经济。但很多西方人士对苏联充满偏见和仇视，把苏维埃政权看作是可怕的怪物。到苏联经商、投资办企业，被称作是“到月球去探险”。

哈默心里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风险大，利润必然也大，值得去冒险。于是哈默在饱尝大西洋中航行晕船之苦和英国秘密警察纠缠的烦恼之后，终于乘火车进入苏联。沿途景象惨不忍睹：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流行，城市和乡村到处有无人收殓的尸体，专吃腐尸烂肉的飞禽，在人的头顶上盘旋。哈默痛苦地闭上眼睛，但商人精明的头脑告诉他：被灾荒困扰着的苏联目前最急需的是粮食。他又想到这时美国粮食大丰收，价格早已惨跌到每蒲式耳一美元。农民宁肯把粮食烧掉，也不愿以这样的低价送到市场出售。而苏联这里有的是美国需要的、可以交换粮食的毛皮、白金、绿宝石。如果让双方能够交换，岂不两全其美？从一次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哈默获悉苏联需要大约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才能使乌拉尔山区的饥民度过灾荒。机不可失，哈默立刻向苏联官员建议，从美国运来粮食换取苏联的货物。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初战告捷。没隔多久，哈默成了第一个在苏联经营租让企业的美国人。此后，列宁给了他更大的特权，让他负责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商，哈默成为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美国橡胶公司、艾利斯一查尔斯机械设备公司等30多家公司在苏联的总代表。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益也越来越多。他存在莫斯科银行里的卢布数额惊人。

朋友告诉他：20世纪20年代初期创立的西方石油公司，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这家公司请求哈默给予帮助。对石油行业还是外行的哈默，同意借给5万美元作为尝试，让该公司钻两口油井，将来得到的利润各占一半。哈默的打算是：如果这两口井是枯井，这笔钱可以根据当时的规定，作为亏损从应缴纳的税款当中扣除。

出乎哈默意料之外的是：两口井都出了油。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一下子上涨了。初次尝试的成功，引起哈默在石油行业进行冒险的极大兴趣。1957年，他干脆把借给该公司的贷款转化为股票，成为西方石油公司最大的股东，当上该公司的总经理。

石油钻探事业毕竟是一项冒险性很大的行业。1961年，西方石油公司几乎用完了1000万美元勘探基金，但仍无所建树。哈默计划集中余力，攻克难点。这计划吸引了一个名叫鲍勃的青年地质学家。他向哈默建议：旧金山以东有一片被德士古石油公司放弃了的地区，这地区可能有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应该把它租下来。

哈默接受了意见，汇集了一大笔钱，投入这一冒险活动。这个地质学家挖井定位为离开那几口废井大约600英尺的一块空地上。当钻到8600英尺的深度时，终于钻出了加利福尼亚的第二大天然气田，价值2亿元。几个月以后，又在附近钻出了一个蕴藏量丰富的天然气田。

1966年，西方石油公司来到盛产石油的利比亚。正值利比亚政府准备进行第二轮出让租借地的谈判。来自9个国家的40多家公司参加了这次投标。哈默要同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争夺，似乎有点不自量力，这些石油巨头一举手就可以把他打倒。但哈默依然乘坐一架由轰炸机改造的飞机赶来了。他采取了独特的投标方式。他独出心裁，用红、黄、绿三色彩绸做成投标书，正好和当时利比亚的国旗颜色一样。并且，他还在投标书中特别注出：如果西方石油公司中标，公司将为国王先祖所在地的绿洲造一个漂亮的大花园。这样，哈默成功地创造了开发利比亚石油的机会。他一举得到了两块租借地，使那些颇有名望的竞争对手大吃一惊。

但是，这两块地很快成了哈默烦恼的源泉，钻出的头三口井都是滴油不见的干井。每打一口井就要花费300万美元，另外还得花费200万美元用于地震探测和向利比亚政府的官员交纳不可告人的贿赂金。董事会里有些人开始把这项计划叫做“哈默的蠢事”，连公司里的第二大股东里德，也主张应该撤退。哈默是九头牛也拉不回的脾气，他大力支持公司的地质家采用电子计算机探测新技术，终于打出。了9口油井，其中一口井年产7．3万桶，是利比亚最大的一口井。

利润开始像石油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西方石油公司的账户，冒险又一次取得成功。

西方石油公司海外石油事业的另一个具有冒险性而获得成功的投资，是对英国北海油田的开发。1972年，该公司在北海连钻三口都是枯井，每口井的代价为2．50万美元。幸而最终得到上帝垂青，钻出了石油，获得了成功。

目前，公司已与英国的格蒂石油国际有限公司，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和报界大亨汤普森的苏格兰石油有限公司等组成北海开发石油的财团，西方石油公司占有36．5％的股份。

早在唐代就有犹太人从陆路经古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但较多的犹太人是在北宋时期以后从印度转道进入中国的。

当时，这些犹太入主要的活动是经营商业，尤其是出售布匹。开封当时是北宋的都城，有近百万人口，经济非常繁荣，这样就为这些善于经商的犹太人提供了发挥的广阔天地。

名扬开封府的石璞就是这些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在清朝康熙年间，石璞来到河南省开封北土街创办“石子玉汴绸庄”。是一间自产自销的丝绸手工工场和零整批销店。石璞是位机敏而勤劳的犹太后代，他通过对市场的考察，发觉丝绸行业有发展前途，从而决心在这方面开创自己的事业。善于心计和有远谋的他，在开创丝绸事业中不急于求成，而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待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打下基础后，才直接介入。

当他真正独立经营之时，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炮打响，使自己的经营一往无前，击败各方面的竞争者。石璞的丝绸业务经营是从当丝织厂学徒开始的，当他立志创办“石子玉汴绸庄”之后，他不嫌弃当学徒的收入微薄，也不畏惧学徒工作的艰辛，到一间丝织厂去当学徒。在那里，他埋头工作，不怕苦和累，样样工作都争着去干，由于细心观察和注意学习，他每项工作都很快上手，干得出色。厂里有些人笑他是小黄牛，不明白他这么卖力当学徒所求的是什么。石璞如此卖力工作，为的是熟悉织造丝绸的各种技术，掌握有关诀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丝绸技艺迅速提高，老板很赏识他，很快把他当做技工使用。经过几年的学徒生活和几年技工生涯，石璞成为一位丝织行业的能工巧匠了。此时，时机已成熟，他找了个适当的理由，以自己前段积攒的一点积蓄和学习到的本领，创办“石子玉汴绸庄”。开始之时，他的绸庄是间狭窄的小工厂，三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后大半截是工厂，其内是机房、剪裁、纺织、绣花、平熨等加工场地：前小半截则是零售、批发展卖店。就是这么一个前店后厂的小绸庄，石璞自任老板，又是技师，并且是推销员。

由于石璞织造丝绸的技艺超群。做出的产品倍受顾客欢迎。他织造的各色绫、绸、纱很快驰名各地，远销全国及海外。传说石璞曾经因此受到康熙皇帝的嘉奖。随着生意的兴旺，石璞的加工厂和绸庄逐步扩大，成为开封乃至中国数一数二的大绸庄。他们生产的黄绫色光绚丽，质地细密，轻柔飘洒，成为驰名中外的名产。当时河南地方乃至全国的大吏和富豪常用这种黄绫上贡皇室，号称“贡绫”。石璞开创的汴绸庄由于经营得法，在他自己及其后裔的努力下，蓬勃发展，经历了九代清朝皇帝，直至民国年间，前后达200多年。留下了许多关于石璞和“石子玉汴绸庄”的传说故事，如《十二个金牛犊儿的故事》、《康熙私访汴绸庄》和《石子玉汴绸庄的好丝绸》等。

近代又有一些犹太人社团在中国兴起，它们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天津和上海等几个大中型城市。

在19世纪中叶，精明的犹太商人他们特有的商业眼光，瞄准了黄浦江畔的这块风水宝地，纷纷前来“淘金”。近代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以英籍居多，大都来自英属印度、埃及和伊拉克等地。从鸦片、茶叶、丝绸贸易开始，后发展到工业、金融、房地产等方面，逐渐成为上海乃至远东最富有的一个犹太商人集团。

第一个来上海谋发展的犹太人是大卫·沙逊。沙逊家族不仅最早来到上海，而且经过100年的经营发展，成为上海外商中的首富。大卫·沙逊出生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大约在19世纪初迁到英属印度的孟买并加入了英国籍。

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不久，精明过人的大卫就来到了上海，于1845年建立了沙逊洋行。这个洋行靠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起家，没有多久就牟取了巨额的暴利。沙逊洋行先后在伦敦、香港、上海、横滨、长崎等地开设了分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商业帝国。后来大卫又转向金融业，他与其他几家洋行于1864年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汇丰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时经营。到大卫·沙逊1864年底病死时，这个家族的财产已多达400万英镑。沙逊家族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经营了整整100年，经历了四代人，到该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维克多·沙逊时，沙逊集团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上海首富。沙逊集团有上海地产有限公司、汉弥尔登信托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等多个公司。旧上海共有10层以上的大楼28座，沙逊集团拥有其中的6座。到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沙逊集团在上海的投资涉及纺织、食品、建筑、交通、金融等13个行业的24家企业，总资产达50亿中国法币。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沙逊集团开始将其财产从上海向国外转移。

到上海解放前夕，新沙逊洋行将其总部从上海迁往巴哈马群岛的拿骚，结束了沙逊家族在中国100年的历史。

另一个传奇人物就是本书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阿隆·哈同。他的发家经历和经营技巧，我们在前面已分别做了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他去世时，他的遗产中仅不动产部分就有土地近500亩，各种建筑1300余所，遍布上海的繁华地段。哈同的传奇不仅由于他经营的能力，而且还由于他与中国社会的密切关系。大部分来上海的外国冒险家多数都不打算在这里定居，他们的目的只是在这里发财享乐。即使沙逊家族这样以上海为基地的大财团也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了分支机构，一旦中国情况有变，马上就把其财产转移到国外，一走了之。而哈同则不同，他不但在中国发了财，而且还深深地进入了中国社会，在上海安居乐业。人们对哈同热心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关系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认为他已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中国文化，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谋略。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活动说明他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社会，而且他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近代上海的文化事业、市政及经济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上海的犹太富豪中。除了沙逊家族和哈同外还有很多的犹太商人。他们的财富虽然没有沙逊、哈同那样巨大，但也是些有名的百万富翁，在近代的上海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比较著名的有嘉道理家族、埃兹拉家族以及安诺德家族等。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犹太商人的活动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从此走向衰落。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沙逊集团等一些犹太企业就开始将其资产从上海转移到其他的国家。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对各国外商的财产进行了掠夺性的接管，这些犹太商人也未能幸免。之后，中国又开始了内战，时局非常混乱和动荡。上海的犹太商人意识到在中国内地发展的机会很小了。纷纷开始撤出资产，沙逊集团将其总部迁到了巴哈马群岛，嘉道理家族将其经营中心搬到了香港，还有一些迁到了美洲、欧洲、澳洲。

在近现代，中国的哈尔滨曾是犹太人在东亚地区的最大聚居中心和精神中心。犹太人在哈尔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对哈尔滨的经济繁荣、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犹太人在哈尔滨居住的几十年里，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创办了众多的工贸商服企业，为哈尔滨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些工业包括采矿、冶金、金融、流通、宾馆、林业、面粉、制油、酿酒、制糖、烟草、建筑、印刷、出版、仓储、运输、畜牧等行业领域。犹太人还通过他们的贸易才华，开创了中国大豆输出欧洲的历史先河。

犹太人最初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而移居哈尔滨的。这条铁路的修建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商业契机。哈尔滨犹太人借助与中东铁路公司内上层犹太人的关系，承包了中东铁路工程、林场、煤矿，开办航运公司，并为从事中东铁路建设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提供生活服务，不少人因此而大发其财。

著名的斯季德尔斯基家族就是这样发迹的。1903年，他获得了韦沙河等五片森林的采伐权。1909年开始经营扎责诺尔煤矿，1924年又获得穆棱煤矿的经营权，成为中东铁路燃料的主要供应商。

另一个重要的犹太家族索斯金家族则开办了航运公司。

自中东铁路修建后，哈尔滨犹太人先后在面粉、制油、酿酒、制糖、烟草、畜牧、建筑、印刷、出版、仓储等行业中创办了众多企业。为哈尔滨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例如。1908年创建的、由犹太人卡甘经营的阿什河糖厂，是中国第一家甜菜制糖厂，在中国工业制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创办于1914年的华英油坊，设备先进，使哈尔滨的食油业最终进入了欧美市场。

有趣的是。犹太人还于1906年和1907年先后开办了哈尔滨最早的烫发店和西服制衣厂，培养了一批中国技师。

除了创办企业，精明的哈尔滨犹太人当然不会放弃自己最擅长的商业活动。

他们在皮毛鉴定方面具有卓越的见识，哈尔滨及东北的95％的毛皮商都是犹太人，在这一领域，他们具有绝对的垄断优势。

哈尔滨是中国最早引进西药的城市之一，犹太人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在哈尔滨及中国东北从事西药贸易的几乎全是犹太人。

在出口方面，1907年，哈尔滨犹太人比特克诺夫斯基首次将中国产大豆销往欧洲，开创了中国大豆出口欧洲的历史先河。

1922年，伊·索斯金等犹太商人创办了哈尔滨远东商业银行；1923年，哈尔滨犹太人集资创办了一家民营银行——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1926年，哈尔滨犹太人又创办了哈尔滨协和银行。此外，带有国际犹太资本的银行还有华俄道胜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

特别是1898年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是哈尔滨及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一家外国银行，也是哈尔滨近代金融业的开端。

据1926年的统计资料，哈尔滨的犹太工商企业达489家，工业部门种类达28类，商业25种；在东北三省的外国人总资本中，犹太人商业占31．6％，工业占46．5％。

在“哈尔滨交易所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中，总共13名委员及候补委员，犹太人占了8席，而且交易所议长之职始终由犹太人担任。

1927年，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势力出现衰退趋势，俄亚银行的破产使许多犹太商社蒙受巨大打击。1932年，日本占领哈尔滨，犹太人受到排挤迫害，许多犹太商店倒闭，一些犹太人被迫离开哈尔滨，前往上海或美国等地。

此后犹太人又相继建立了一批小学、中学以及各类专门学校，如商业会计学校、钢琴声乐学校、音乐艺术学校、小提琴学校等，为犹太社区和哈尔滨市培养了一批商业、音乐人才。

1912年，犹太人在哈尔滨建立了一座民族图书馆，藏书15000卷，上至拉比文学、犹太圣诗，下到当代高雅文学、儿童读物，能满足各层次读者的文化需要，是当时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犹太图书馆。该图书馆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音乐会、诗歌朗诵会等，是哈尔滨犹太人的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之一。

犹太人还热衷于创办报刊，传播各种信息。其先后创办了《犹太言论》、《远东报》、《犹太生活》等十多种报刊。这些报刊宣传介绍了哈尔滨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使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同外部世界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2月9日，英吉利一亚细亚电报通讯社创立，它是共产国际在哈尔滨设立的秘密新闻机构之一，社长是英国犹太人哈同·弗利特。

哈尔滨犹太人还创办音乐学校、剧团、乐器商店，举办音乐会，为西洋音乐在哈尔滨的传播、生根做出了杰出贡献。1910-1922年，哈尔滨犹太人曾创办“意马尔达格”希伯来音乐、文学和戏剧协会，聚集了众多犹太音乐人，对哈尔滨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20年代，有许多犹太音乐名人在哈尔滨各音乐学校任教，其中有赫赫有名的彼得堡音乐学院金质奖获得者B·N·特拉赫腾伯格和为躲避德国纳粹迫害来哈尔滨避难的柏林交响乐团副首席赫尔穆特·斯特恩。这一时期，哈尔滨还拥有了自己的交响乐团，由于有特拉赫腾伯格等一批犹太音乐大师的加盟，该乐团可与上海工部局的交响乐团媲美，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两大交响乐团之一。那个时候，经常有世界级的犹太音乐家到哈尔滨演出，其中包括被誉为“神弓”的小提琴演奏家海菲茨和有“埃尔曼音”之雅号的埃尔曼。

在演出和教学的同时，哈尔滨的犹太人还开办了“康季莲娜”乐器店，经营各种管弦乐器、乐谱、唱片等，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乐器商店之一。

二战结束后，在哈尔滨定居的犹太人陆续离开中国，移居欧美各国。如今，在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及英、俄等欧洲各国，都能找到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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