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定最大的养牛场(民兵得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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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彝族属于彝族的哪个分支

人口为7762286人。

民族概况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彝族人口数为7762286。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6个方言。原有一种表意文字，史称囊文，也有人认为它是音节文字；1975年制定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并开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使用。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包括云南大部、贵州部分以及广西的全部彝族地区，以土地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封建地主经济早已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最主要的剥削方式。此外，对佃农一般还进行额外劳役剥削，雇工与高利贷剥削也十分普遍。部分地区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土司仍得到保存，或在“改土归流”时保全了大量的土目与中小奴隶主，因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较长。如在乾隆初年，贵州威宁地区的彝族群众仍然“半为夷目家奴”。及至建国以前，所属百姓仍然保留某些农奴的特点，奴隶主的剥削虽以实物地租为主，仍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奴隶制的痕迹。云南武定、禄劝以及红河南岸等地当时也保存不少大小彝族土司，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地主经济已有取代领主经济的发展趋势。

农业是广大彝族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作物主要有玉米、荞麦、土豆、小麦、水稻、大麦、燕麦、元根等。农具主要有犁、耙、条锄与板锄。在高原地区，人口稀少，牧草丰富，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主要牧养牛、马、猪、羊等。山地森林资源、山货资源十分丰富。河流湖泊中有各种鱼类和水产。狩猎，采集药材、木耳，捕鱼等成为群众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基本上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采取定期赶集的形式进行商品交换。

彝族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尤其是在聚居区内一直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仅用少量的牲畜、粮食、山货去换取针、线、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耻于经商’’的观念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彝族人民的观念中，牛羊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衡量贫富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或一家人)能干与不能干、强与弱的标准。拥有百头牛羊是一般彝人的追求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已经建起了钢材、生铁、煤碳、采矿、发电、伐木、化肥、农机、食品加工等轻、重工业部门，形成了一支本民族的产业队伍。云南个旧的云锡公司，已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一个重要企业，贵州西部的六盘水特区，已发展成为著名的煤炭工业基地，四川渡口也成为著名的新兴钢铁工业城市。交通运输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各地普遍修建了公路，成昆、贵昆铁路干线也通过了彝族地区。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一些贸易机构和集市，使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上实行搞活的政策，彝族的城乡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彝人中建企业、经商者逐年增多，落后的自然经济正受到严重冲击。

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地彝族流传许多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已发现的有上千种之多，现已陆续翻译、整理出版，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学等方面。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及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在医药学方面，彝文著作中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彝族普遍采用夏历。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古代彝族先民使用过十月历。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

彝族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漆绘主要多施于碗、盘、壶、杯、盔甲、护腕、盾牌、箭筒、马鞍、马笼头、月琴、口弦之上，颜色以黑、红、黄三种色彩为主。刺绣为彝族妇女所善长，常绣在头帕、擦尔瓦、衣袖、衣大襟、裤脚、挂带、烟荷包、腰带等上。

风俗习惯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

彝族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区是玉米，次为荞麦、大米、土豆、小麦和燕麦等。肉食主要有牛肉、猪肉、羊肉、鸡肉等，喜欢切成大块大块(拳头大小)煮食，汉族称之为“砣砣肉”。大、小凉山及大部分彝族禁食狗肉，不食马肉及蛙蛇之类的肉。彝族喜食酸、辣，嗜酒，有以酒待客的礼节。酒为解决各类纠纷，结交朋友、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中必不可少之物。

彝族的房屋结构有的地区和周围汉族相同，凉山彝族居民住房多用板顶、土墙；广西和云南东部彝区有形似“干栏”的住宅。

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妇女地位较低。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上葬。

龙庆乡豆温村历史

目录

文献综述 1

阿务族在豆温村的演变与发展 2

摘要： 2

关键词 2

Abstract 2

keywords： 2

正文： 2

一、阿务族的简介 2

二、豆温村的现状 3

三、阿务对豆温历史发展的作用 4

（一）、元朝土司阿匡家族 4

（二）、明清土司珑阿本家族 5

四、豆温阿务的经济生活 6

（一）早期的交通优势 7

（二）集市贸易的兴起 7

五、阿务对豆温风俗观念的影响 8

（一）阿务的生死观 8

（二）阿务族的婚俗 10

六、结语 11

注释： 11

参考文献： 12

致谢 12

文献综述

本论文主要是从民族的角度来叙述一个民族村的发展。其基本的行文结构主要是采纳了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中的《摩哈苴彝族村文化符号的人类学还原》。朱炳祥先生对摩哈苴彝村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对彝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做了详细的论述。

西南地区的彝族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侧重点都集中在楚雄、大理、凉山地区。而彝族聚居度较小的地区，研究较少，这也是这些年民族研究的一个盲点。

在《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中刘尧汉先生与费孝通先生的谈话可以了解到彝族的生活习惯和信仰问题。其中费先生谈到：凉山是彝族最后的基地彝族文化发展的地区则是贵州的水西、云南的楚雄、大理一带云南靠昆明至大理一带，经济也比较发达，是多民族交汇之区。其他民族进去，汉族也进去，就慢慢融合起来。彝族的分支很多，这对民族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中华民族不是强调一个民族与一个民族的分开，而是关注民族就间的相互融合。

刘尧汉先生在《中华龙虎文化论》中提到的观点是：龙是南方的，虎是北方的。虎也可以算是西方的，羌人是西戎，龙是东夷的，两者结合象征中华民族。但有时也不是分得很清。

冯汉骥先生著的《罗罗与东爨》中主要提及的观点是：罗罗文旧称爨文，故罗罗亦称作爨人者。蛮书言“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在西南民族中，不乏实例，故爨人中所包含之民族，想至复杂，罗罗不过为其中之一种也。

龚荫在《云南明清土司通史》中谈及云南各地主要的土司，并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土司制度的设置，土司要借重封建王朝的封号，提高自己的地位，镇摄人民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治理。而封建王朝则要利用土司在少数民族中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建立和巩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本文中借鉴了上述学者的一些学术观点，并秉承了民族大团结，民族大融合的思想。

在和杨青山和杨秉谦两位老人的交谈中也充分的了解了阿务族的生活习惯信仰和豆温村的历史，在此特别的感谢两位老人，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帮我阐述了民间历史和传说。

阿务族在豆温村的演变与发展

杨飞林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07级历史学，学号：2007034112

摘要：本论文主要介绍阿务族在豆温村的作用，并从历史，经济，风俗等多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古村豆温的存在发展与阿务族的演变和发展分不开。豆温村的方方面面都印着阿务族浓浓的笔墨。

关键词：阿务；豆温；演变；发展；

Abstract：ByAWupeople’shistory,economyandcustom,thisthesisismainlytoindroducetheinfluenceofAWuinDouWenvillage.TheoldDouwencannotdevelopandchangewithoutAWupeople.AllaspectsofDowWenarecravedbyAWupeople’sculture.

keywords：AWu;DoWen;Change;Development;

正文：

一、阿务族的简介

阿务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自称：阿武、阿乌泼，他称：拉武，孟武。主要分布在云南东部的弥勒，元阳、西畴、金平、罗平、师宗、镇沅等县地。

而今对于阿务的称呼各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如：《师宗风物》中称为“阿务”，易谋远先生著的《彝族史要》中称为“阿武”，而《师宗县志》中称为“阿乌”。对于称呼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而本文中主要以2003年版的《师宗风物》称呼为准。

彝族中各支系大多有自己的语言，而拥有文字的只有少部分的支系。主要在大小凉山地区居多，在师宗境内彝族各支系中，没有发现彝文书籍或书写有彝文的历史文物。通行应用汉文，在丧事和迷信活动中请“毕摩”①念经亦为彝语汉文，而阿务语是彝语的东部方言区属葛濮土语类方言②。

阿务语由于没有文字又加之民族的大融合，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阿务语的传承就停滞不前，现今会说的也只有少数的老人。

对于现在的阿务族与其他的支系最明显的区别和特征主要是从他的服饰和着装，服饰尚青蓝，五十年代以前，男子多用3米左右长的黑布缠头，称为“大套头”，穿对襟衣，衣缀由7—9个对布扣（富家用银扣）缝制而成。而下身则以宽大裤脚的长裤为主。1950年后，男子服饰逐渐与汉族的相同，无太大的差别。

（图为阿务族服饰，左图是未婚姑娘服饰、中图‘白色’为中老年妇女、右图为男子对襟衣。）

而妇女服装在未婚，已婚和生育孩子后有明显的区别。未婚姑娘喜欢用白，蓝色棉布大襟长衫，襟围和袖衬镶黑布边，肩部绣花，长裤脚边有绣花图案一圈，围腰常用黑色细布，齐胸用银链挎颈上，围腰上绣花，两则钉绣花条带系于腰后。未婚姑娘独发辫下垂，头戴“彩公鸡帽”，帽边钉一排银泡花，两则均绣满各色图案，鲜艳夺目，耳戴银耳环。结婚后的不再戴公鸡帽，发辫收盘于脑后用头部帕包起。

二、豆温村的现状

豆温村隶属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龙庆乡，位于县城东南四十公里的群山拥围之中，周边群山高耸翠叠，绵延起伏，山山相连，层峦叠嶂，葱茏秀丽，盘旋婆娑，固古有称为“万马归槽”。而村子如鲤鱼坐落在槽中。

（豆温全景）

豆温村是广西府③通往黔、桂、蜀必经之道。村四周都有道路通往他地，而交通也正是豆温发展的关键因素。

豆温村为何叫豆温已无史可考，但原来多叫“洞门香”，其叫洞门香主要是豆温多种油菜，加之豆温海拔在1300—1600米，气候蜀温凉性，平均年日照量在256天，霜期较少，又为槽地，土质深厚多为黄青壤，很适合种植油菜。而豆温村第五次人口普查是已有450户左右，人口达2100人左右。这样的村子也有了自己的基础服务，在村的四个道路口都建有大小不一的四个营房，主要用来在油菜成熟的时榨菜油，其他的小村子也赶来榨油，在油菜成熟的那段时间，营房几乎是灯火通明的榨油，这样在村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闻到香喷喷的菜油。而豆温村的西南路口有一石壁洞而每到这里香味更浓，这就是为什么把洞和香联系在一起而叫洞门香的缘故。

（用以榨油的大碾盘，直径约为3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

豆温村主要以阿务族和汉族组成，又主要以杨、李、张、陈、刘、冯六大姓构成。而其中杨姓者都为阿务族，阿务族在豆温占有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也是阿务在豆温村发展的基奠。

三、阿务对豆温历史发展的作用

（一）、元朝土司阿匡家族

豆温村始建何年，无史可考，《师宗县志》记述“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师宗州设槟榔、英武、六德三个驿站，后英武驿承为虎所伤遂废，皇庆三年（公元1313年）广西府设马站五处，其中师宗州豆温村设马站一个马十匹。”

元朝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奠定了祖国的宏伟版图，是唐宋以来号称“羁縻之地④”的广大边疆地区与内地连为一体。封建王朝为直接控制民族众多，情况特殊的边远地区，根据当地土住民族首领势力的大小，委以不同的官职，施行土司制度龚荫著的《明清云南土司通史》所述：实施土司制度是为了“以夷治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官，让他从其俗统治本民族。通史制度的设置，土司要借封建王朝的封号，提高自己的地位，镇摄人民，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封建王朝则要利用土司在少数民族中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建立和巩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师宗土司珑氏是封建王朝的世袭土官，在师宗世袭数代。《土官底薄•师宗州同知》记载：“阿的、罗罗人，承袭父职，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归附，十六年开设衙门，二十一年赴京朝觐，除本州同知。”

而居住在豆温村的阿匡（阿务族首领）就是师宗城郊恩荣里土官武德将军普恩（阿务族）的支亲。又与世袭土官珑氏为姻亲。所以阿匡土司的势力范围也很大，以豆温为中心，居住在村的东南边，后称为“土官城”，统治着附近的村寨，主要是现今的九个村：阿月、阿涉、上池布格、小平田、小豆温、小兴厂、老厂、畜牧场、马背冲等。

而在阿匡统治的这个区域里已可以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市场。在畜牧场由于地广人稀、树少草密、适合放牧，主要以蓄养羊和马为主，养马为土司提供了战时的战马和平时的交通工具。羊肉是阿务日常的肉食，特别是每年的“火把节”。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制作各种饲料时也冲分利用粮食酿造白酒，现今的畜牧场白酒也是很有名胜。而小兴厂和老厂有吗，少量的铁矿石，所以在这两地主要是冶炼铁矿，制造农用工具和兵器。阿务也自称阿武，其天性尚武，酷爱刀枪。所以男子多喜佩刀。同时也会把兵器用以与其他土司交换所需的物品。马背冲的森林茂盛树质好，拥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金丝榔，在土司建土官城时提供大量的优质木材，现今在土官城的遗址中也时有挖出一些木材，其质尚未腐朽。而豆温和小豆温主要以种植为主，为土司提供生活的来源和保障。

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使得阿匡家族快速发展，从这以后就不断的加大了军事的投入。在村的西南方建了一个训练场，后称“跑马路”，主要是训练土司的骑兵。军事的不断发展后，就开始攻打周围的小土司，不断的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区域。在元朝大德初年（公元1300年）其势力已占据了三个乡，已能和珑氏土司媲美。由于土司制度发展的滞后性，使得朝廷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改革，而这样的改革无疑是很大程度的压制了土司的利益。

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四月，罗雄州（今罗平县）土酋，军火主阿邦龙少联合师宗州豆温村的阿匡，贵州普定路普安的阿只，阿为起义，反对蒙古族的统治。元朝廷派右丞相汪惟能率兵进讨，阿邦龙少、阿只、阿为率兵退至越州（进曲靖越州镇）据守。汪惟能令其缴械投降，阿邦龙少等众土官士兵不从，进行抵抗，朝廷遂遣平章，也速带尔率兵万人至曲靖与汪惟能会合，派遣土王昔宝赤，吉里赤等为先锋征剿，当场斩杀阿邦龙少，其余土官兵逃散。

阿匡逃回豆温村据守，养精蓄锐，补充兵员，训练士兵，构筑工事，在正乙山顶挖筑战壕，用石块支砌掩体。在村西南一小山顶建盖营盘，当地群众称之为“老营盘”。在村西边山顶建登高架，作战岗、放哨、报警之用。在村的四个入口都建了栅门，每夜安排青壮年轮流驻守执勤。

这次起义主要是由阿邦龙少组织的，当元军斩杀了阿邦龙少后就采取了安抚政策，这也使得阿匡逃过一劫。

（二）、明清土司珑阿本家族

公元1368年，朱元璋起兵反元并建立明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也沿用了元朝的“羁縻之策”，只是更进一步的完善了土司制度，规定土司可以世袭，建立武装，维持地方志安，但受流官的监督。豆温村土司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在漫长的修养生息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传至珑阿本时，已具有相当的经济势力和军事势力。在原来营盘的对面山上又建立了一个营盘（后称新营盘），两营盘对峙成为一线，中间为广西府通黔桂的必经之道。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师宗州土官开设衙署，传至珑耿时，《广西府志•建置（附官署）》中记载：“土知州珑耿暴虐，天启甲子（公元1624年）春欲纠夷众窃印据城，目把杨自辅力止，事乃寖，耿遂天绝。”后遣管事李璜赴京请袭知州，璜到京后奏土官暴虐，恳求“改土归流”，朝廷应允设流官。

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春，豆温土司珑阿本不满流官统治，起义反明、直捣州城、拆毁城墙。明王朝政府派巡抚，都御史吴文度调兵镇压，吴亲自督兵分三路近剿，一路从师宗，一路从罗雄，一路从弥勒，另遣一军埋伏南盘江沿岸。命武定军民府土官凤英为征剿统帅，珑阿本率本土将领民众，分兵三路凭借已构筑的工事据守，与明对抗，明军将广士众，火力十足，珑阿本撤兵退至正乙山，凭山高峻险悬崖峭壁的天险坚守近两个月。终因寡不敌众，被明军击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土官城被毁，豆温村的阿务族被大量的屠杀。曾经的辉煌变得凋敝林立。从此后有了大量的充军户和流民户进入豆温定居，这样在政治上监督着残余的阿务族，在经济上压榨着阿务族

（左图为土司珑阿本家族的坟墓、右图是‘桅杆’是土司家族墓地的镇邪物）

在这段时间里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与民族间的纠纷十分的频繁，尤中先生著的《云南民族史》中讲述：“武寻之变”——是各民族反抗大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譬如；木邦、孟养和陇川等边境土司纷争。“水乌之叛”是永宁、镇雄、乌撒、乌蒙、沾益的“罗罗”各土司叛乱，他们的宗旨和原则是“家派一源，境土相连，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救相援。”在先后八年之内，战争连绵不断的进行着，战争区域横亘云南通向内地的交通线，阻断云南与内地的交通，致使明朝在云南的统治频临危机。

四、豆温阿务的经济生活

《师宗州志》中所述：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统一币制，使用人民币占领市场，县成立了禁银委员会并发布布告，召开各种人员座谈会，宣传政策，动员群众拒用银元半开，使用人民币:在城区、圭车、者黑、豆温、长街、鸭子塘、龙庆、瓦葵、布租等集市开展禁银。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豆温集市经济在全县中的地位，豆温集市经济的发展与土司的治理和地处交通要塞有着密切的关系，豆温集市发展最繁荣时正是在土司珑阿本统治时期。

（一）早期的交通优势

豆温集市的由来要从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说起，当时豆温地要塞，是滇东至桂黔的必经之路，然次已住居民即阿务，使用在这里设了一个驿站，驿站归州署统辖，主要任务是传递文书信件，接送调往官、军。驿站设驿长一人，设身体强壮善于奔跑的驿夫二人。一般根据驿站规模的大小，确定接换马匹和人员的数额。在没有现代通讯的条件下，驿站是人工传输信息不可或缺的设施。

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2年），为保驿站畅通，豆温村民捐银重修悬崖绝壁中的石口子段险道。完工后在石口子洞口竖碑记载其修路之艰辛和捐资者姓名留存后世。后兴修师宗至畜牧场公路时被毁。

随着道路的畅通，从滇中的商品要销往内地和内地商品销往滇地，大多都经过这条路，特别是从内地的商品到了豆温都需要转托。这样豆温集市诞生了，集市诞生之初，实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少部分使用海贝、金银购物市场物资与当地民族生活习惯贴迈，深受当地民族欢迎。

（二）集市贸易的兴起

明清时政府鼓励商业发展，不断的激发了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来往贸易，豆温村经常来往的商贾有：四川的小百货店，广西南宁的丝绸商，百色的药材商，宜良的盐商，弥勒的糖业商以及湖北、江西、汉口、贵阳、昆明、陆良、泸西、罗平等地的商贾。街期商贾云集，来我马匹达三百余匹。当隐隐约约的马铃声临迈时，村内的几十家马店、饭馆也随着忙碌起来，马店老板手里托着水烟筒，出出进进地交待伙计备草料、饮马、满面喜气笑迎宾客。

当时把豆温称为“小云坛”，起意为他的富裕和繁荣可以和昆明媲美。在村的南边有一坡，现多称为乱坟坡，主要是在哪许多的商贾马夫定居在豆温村，死后就统一葬在这个坡。

从前古村名千里，羊肠小道便通畅。

上至春城昆明市，下至百色渔米乡。

客商小贩到此地，半数人家歇满堂。

街头街尾摆摊子，真是繁华一市场。

古村成为中间站，街头街尾闹嚷嚷。

四道村门立四方，一更十分门关上。

五更鸡鸣天快亮，生意货郎赶路忙。

几经兴衰几经度，锤炼人民志如钢。

（杨青山⑤老人为豆温村过去集市所写的打油诗。虽然其诗简洁朴实，但能够充分的叙述当时的现状。）

豆温村的街道以村落为依托，以村内的一华里的街心为集市，《师宗县志》所载：街面开设有银器店4个、米粮店4个、日用品杂货店12个、盐店5个、木制农具商店15个、马店42个、饭店10个、烟馆10个、赌场5个、行商20户。街天上市人数达6000余人，骡马500匹，交易商品有：丝绸、布匹、枪支弹药、大烟、盐巴、红糖、药材、小百货；香菇、木耳、大麻、花生、生姜、火腿等成千上万个品种。

市面所有商品应有尽有，贸易往来纷繁如织、彼此相需、市场活跃各种小贩的叫卖声、歌声交织在一起，南来北往的人们集聚一起，人宣马嘶、不绝于耳、响彻村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故而称为“小云坛”。

《彝族史要》记载：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局限彝族中的生产发展和经济水平比较缓慢，加之长期形成的小自耕农自给经济习惯，所谓:“养牛为了种田，养猪为了过年，养鸡为了生蛋换盐”。对于这种观点是从大局而论的，而阿务族在历史的不断演进中，没有受到太多正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抑制。对于商贸有浓厚的兴趣，在豆温的集市中，阿务以“本家”的身份，有家有室、有田有地、建了许多的商铺或出租或自己经营。在其中的15家木制农具商店中就有10家是阿务族经营，一些日用品更是不胜枚举。阿务族自制的棉布或麻布在市场上也是横手欢迎。因为管辖豆温村的土司是阿务族，许多外商大贾都会买上阿务族织的布巾披在肩上，这样可以融入到阿务的生活中，博得土司的认同和支持。

五、阿务对豆温风俗观念的影响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由于地域的因素，其间也会有大同小异的地方。

（一）阿务的生死观

在豆温村中阿务现在的比例只占到三分之一，但其观念对全村的有很大的影响在现在的村里都惯行着阿务的生死观。阿务的生死观是积极的，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从态度上总感觉有一丝丝的消极之味，而对于阿务而言，他们没有一种成文的生死观的记述，但从他们对待生和死的态度和行为中，就能深刻的感受到这种观念。

在孩子呱呱坠地时，主人家就会准备许多的红鸡蛋（用品红染的）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是代表着“落红有喜”之意。收到红蛋的家庭会在孩子产下七天后集伴而到产妇家，看望产妇和孩子。去时会带一坛子米、鸡蛋、红糖和襁褓的衣服或纪念品。

而当人去世时或断气时，家人要放鞭炮，这是为了向天地神灵、家族亲人和邻居乡亲们告知老人已断气。这样家族的人会放下手里的活计到死者家悼念和帮忙。在当地总有一句纯朴的话：“帮忙就是帮自己”，靠这样的民风，家族有再大的事也能淌过。然后请毕摩到家做法事和建纸房，后是择日、选地。一般在家中会停放一周左右让后亲来钉棺。建纸房很有讲究，用竹子、桔杆、彩纸扎制而成，一般几个人要花两三天才能完成，送终的前一天亲朋好友会前来送行，这时毕摩会用一根白线从棺材头拉到“献白”⑥场地，其意为带着亡灵上天。太阳快落山时本村的阿务族会在族长的带领下从村口“跳把式”、“跳狮子”、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到死者家。而此时死者后亲会从他村带一支民间歌舞团来表演，其意为对死者家属的慰问和对死者的悼念。

跳把式是一种武术表演，这套表演技巧是阿务族在过去的生产生活和战争中演变加工而成的。起初表演是为了给土司观赏的，发展至今跳把式的意义已变，成为了为亡者开路送行的仪式。

跳把式是有一式两双构成，也就是同一种道具两个人合跳，在最前面的是“火流星”跟其后的是“春秋刀”，其形与关羽的大刀相似，后面是“三金叉”、双刀、箍杆、剑镖、双节棍，再后是“唐僧师徒戏狮子”，最后是锣鼓钹号。

（这六幅图是‘把式’，从左上至右下依次是：春秋刀、戟、箍杆、双刀、双节棍，）

对于跳把式中的道具的猜想和说法有很多，其中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大力发展南中地区，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把诸葛亮拜之为神。而南中地区对蜀汉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把式里的“春秋刀”、“双刀”、“戟”与三国中蜀的三兄弟“刘备、张飞、关羽”的兵器相似，而后期加入了“唐僧师徒”四人的面具，着很大程度是在电视剧《西游记》中的模仿。从这可以看出阿务族善于借鉴和学习。

对于阿务的生死观，最主要体现的一点是：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快乐的一种以人为本的观念。与汉族的三年守孝的不同，三年守孝中子女多为虔诚和悲伤。孝与不孝父母生前已知晓，人固有一死，活着就应该快乐充实的活着，亡者已去，家人不应过分的沉寂在悲伤之中要快乐的活着，这也是亡者想看到的。

阿务大多信仰鬼神，生病时会“竖筷子”、“展香”给毕摩看算。看是哪个鬼魂附在病人的身上，然后通过毕摩转达鬼魂的需求，他有什么需求就尽量的满足，这样就可以魔除病好。在阿务与汉的交融之中，在观念和生活习惯中的相互融合和发展，也使得豆温的风俗和观念有着其特色之处。

（二）阿务族的婚俗

在阿务族集聚的村寨里，一般都建有“公房”，既是公务活动的场所，也是彝族青年男女幽会的地方。公房中间用篱笆隔开，男女各在一边，青年男女集聚公房里或织麻捏绳或吹箫弹弦，这时是联络感情寻找对象的最好时机。如果有其他村的小伙子来寻找对象，小伙子会叫人把一枝栗树丢到女青年围坐的火塘边后就跑开，姑娘们得到这个信号后就叫自己的玩伴到外面找男青年，而小伙子为了试探姑娘的诚心，决不会让姑娘们找到。过一会又仍第二支，到了三四次后，姑娘很容易就找到小伙子。这时姑娘会把它他邀请到公房的一侧，本村小伙子知道了来意后便会自动的走开。而姑娘们会煮白酒招待客人，并找来烟和烟筒准备装烟，装好后从篱笆缝中递过去，说“索果依着”（老表咋烟），小伙子接过便吸，吸完后又重新装好递过去，点上火反邀姑娘咋烟。这样一来二去后便开始唱歌。彝族也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讲话就会唱歌。”

如果男女双方相互爱慕，男方便会托媒人前去提亲，而女方父母即便对男方满意也不会在第一次就答应，而要经过媒人三番五次地上门说合才会订下吃“火龙酒”（订亲酒）。

讨亲这天新郎要等舅舅挂完红后才去娶亲，后亲在婚丧嫁娶中是最尊贵的亲属，后亲的舅舅权利最大，舅舅挂红时会说一些奉赠的话

挂红，挂红，喜气洋洋。

一挂天长地久，二挂地久天长。

三挂荣华富贵，四挂财帛兴旺。

五挂五子登科，六挂福禄进堂。

七挂全家齐集，八挂八方为王。

九挂日久人长寿，十挂幸福万年长。

去时要带上大量的烟、酒、肉、布等礼品献于女方这称之为“献大酒”，女方的客人会故意刁难和戏弄讨亲让你，她们会用锅烟子涂抹讨亲人的脸，称为“染花脸”，把他们染得满脸乌黑引来哄堂大笑。

起程时，讨亲人要祭拜女方家祖先，然后请新娘及送亲人上路，此时新娘会表现出对娘家的留恋和依依不舍之情，不住的哭泣，要等讨亲人请过三次之后才离家上路。

到男方家后开始“闹房”，闹房是亲朋好友在新房里与新婚夫妇嬉闹取乐。它既是亲朋好友向新人表示祝贺的方式，也是驱除邪淫、趋吉避凶、祝福吉祥必不可少的仪式。过了这夜后男女就是正式的夫妻关系。

阿务族的婚俗中体现着恋爱自由的思想，父母对儿女的婚姻不做过多的干涉。而男女青年多为了爱情而结合在一起，这样以后的婚姻生活还是比较的和谐和幸福的。但也有一些弊端，如早婚现象严重，基本上十七、八岁是为女子都已结婚。在民族集聚的地区，计划生育实施难度大，超生、多生现象突出，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生一个男孩，花多大的代价都可以。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子女多后生活水平和教育供给就跟不上。子女多为文盲、半文盲，再后又步入早婚。这样的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要脱贫致富就困难了。

六、结语

豆温的阿务在几度沧桑、几度变迁中坚强的发展着，曾经豆温的土司、驿站和市场凝结着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凝结着阿务与汉的沧桑与辉煌，然而随着交通优势的丧失、商业贸易的衰落，使曾经的“小云坛”变得暗淡，许多的民族文化与古迹难以寻觅，土官城、营盘、烽火台早已飘逝，只留下地名延至今日。但是在阿务与汉族的同心协力和党的政策的鼓励支持下一个特色的民族村正在崛起。

民兵得起源

民兵在古代指乡兵，列入兵籍，有事则征召入伍。《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元年》：“董璋阅集民兵，皆剪发黥面，复於剑门北置永定关，布列烽火。”《玉海》卷一三九引《庆历兵录》：“凡军有四：……四曰民兵，农之徤而材者籍之，阙者辄补，岁一阅焉。”《三国演义》第三九回：“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敌。”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欧阳文忠公文》：“御边非参用民兵，不可习其地利，知贼虚实。”

民兵也指民间组织的武装。

现在指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人民武装组织。亦指这种组织的成员。邵子南《地雷阵》：“组织民兵，他当了武委会主任，又改为中队长。”邵子南《地雷阵》：“吃罢饭，李勇就到中队部去，集合民兵，整理爆炸工具。”

乡兵历史

乡兵源于部曲。东汉末年，兵祸连绵，土地兼并严重。各地豪强地主为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建庄园，筑坞堡，组织私人武装，使聚族而居的农民和无所归依的流民变成其佃户、家兵和部曲。南北朝时期，家兵、部曲是地方士族、豪强、地主借以割据的主要军事力量；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将家兵、部曲纳入府兵系统，使之演变为乡兵。乡兵均立兵籍，统归六柱国系统指挥，下设大都督和帅都督。乡帅由地方豪右“首望”、“乡望”充任。乡兵主要守卫本地，亦随时受命出征。

隋文帝杨坚在统一战争中，曾发挥乡兵的作用。将各地乡兵加以整顿，授其头领以大都督、仪同、车骑将军、骡骑将军等名号，纳入府兵系统，多次遣调其参加灭陈和以后的平叛作战。唐代的团结兵亦带有乡兵性质。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战乱，契丹南下，北方百姓自备器械，各随其乡，团结为社，组织乡社兵以自卫。后晋为抵御契丹，命诸州县点集乡兵，以税户七家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营之，组成武定军，共7万余人。后将武定军改为天威军，教习年余，遂罢之。后周曾点秦州税户组成保毅军，教习武技，以应征战。

宋承五代之制，在各地广置乡兵，并使之成为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北宋和南宋乡兵名号多达数十种，有保毅、忠顺、强壮、义勇、砦户、土丁、弓箭手、枪仗手等等。各地乡兵废置无常，发展规模也不等。陕西的保毅，盛时达近7万人，后锐减至3000人。河北的忠顺，初置时3000人，后因水灾，大多逃亡，遂放归务农。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义勇，到北宋神宗初年达40余万人。南宋宁宗末至理宗初，用保甲法在利州路点集乡兵39万余人。宋代乡兵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平时为农，农闲按当地编制组织训练，所需兵仗器械自备，或乡民共资置备，或官给，无定制。乡兵的编成，或按禁军编制，或按保甲法组成，或参用几种编制。乡兵素质差别甚大，有的边州乡兵战斗力颇强，甚至超过正规军；有些乡兵则徒具形式，作用不大。北宋时，陕西、河北等地乡兵守卫边防，骁勇善战，是抵御辽和西夏的一支劲旅。南宋有些乡兵，在抵抗金兵和蒙古兵的进攻中，曾发挥重要作用。

元代乡兵，由沿边少数民族武装组成。有辽东的乣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军等，一般不出戍他方。明代乡兵，“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明史·兵志三》），有隶军籍与不隶军籍之分。隶军籍者，实为正规军。戚继光就曾用浙兵抗倭及守卫蓟门。不隶军籍者，即为地方武装。乡兵在保卫乡里、防边抗倭中起到一定作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镇压农民反抗而设置乡兵，其名号也很多，有团练、民壮、乡团、猎户、渔团、沙民等。多属临时招募，聚散无定。其任务是驻守地方或随营征战。曾国藩、李鸿章为镇压太平军所募湘军、淮军，始以乡兵上升为正规军队。

外国

西班牙葡萄牙(伊比利亚)中世纪城市民兵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699949.htm

伊比利亚城市民兵在中世纪中期所起的作用值得重视，诞生于边境纷争的地方民兵为半岛上的君主们效力，一旦遇到各种紧迫的形势，他们可以迅速扩充自己的实力，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城市民兵都可以给国王的决策提供灵活性。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民兵不仅顽强抵御穆斯林对其领地的袭扰，而且时常自发或受命越过边境作战，他们的军事行动要受到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规的制约，因而这些法规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兵的相关情况，此外他们还引入了一套控制风险和分配物资的制度，可以这么说:没有伊比利亚城市民兵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西班牙人的收复失地运动还是其后成形的那些基督教国家都将变成另外一副样子。

与同代的法国或意大利相比，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城市战争具有很多类似之处，如佛罗伦斯和锡耶纳之间的冲突就在伊比利亚得以再现，各个城市(这里指Salamanca、Avila、CiudadRodrigo、Talavera)为获得和保有周边富饶的土地而不懈战斗，与之相仿的还有法国城市图卢兹－－为了完全占有嘉伦河谷(GaronneValley)的中部地区而在13世纪中期使用民兵扩展势力范围，这次扩张在时间上正好处在图卢兹公爵势衰与法国王室在南部地区崛起之间。

另外，如果将两场史诗般的战斗-纳瓦斯-德托洛萨(LasNavasdeTolosa)和布维涅会战(Bouvines)进行比较，人们会找到更多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在堪称收复失地运动中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里(1212年)，可供阿方索八世调动的军队就包括来自阿维拉、塞哥维亚、坎波、托莱多(Avila，Segovia，MedinadelCampo，Toledo)等地的民兵，而在1214年确立法国王权的布维涅战役中，国王菲利普二世麾下也聚集了来自考比埃、亚眠、博韦、贡比涅以及阿腊斯的民兵(Corbie，Amiens，Beauvais，Compiegne，Arras)。无论是发生在意大利还是法国的战例，城市民兵的行军距离往往都是不同的，在教皇国、托斯卡纳以及伦巴联盟的战争中，城镇民兵一般在母城周边100公里的范围内活动，而为了抵达布维涅村，法国民兵的行军距离则在50-150公里之间，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是无法令人满意的。阿方索八世在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征调的民兵比起布维涅战役中的法国同行们要更加痛苦，他们不仅要徒步行军400公里抵达卢塞纳(Lucena)，而且还要穿越危机四伏的乡村地带。尽管历史资料中关于这些民兵作战表现的记录口径不一，但它们都没有把长途行军所造成的疲乏因素考虑进去。正是这次非凡的远征及其表现出的民兵独立作战能力，使得伊比利亚城市民兵成为历史学中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对象。

1284年并不是收复失地运动的终点，伊比利亚半岛的城市民兵也没有停止战斗活动。在与伊斯兰王国格拉纳达接壤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大小城市继续保持着活跃的军事力量，它们一方面在边界地带进行小规模袭扰，一方面不时参加由皇室组织的远征，直接打击奈斯尔王朝(Nasrid)及其不太可靠的北非盟友。拜梯克山脉(BaeticCordillera)的峰岭河谷和要塞险道使得穆斯林格拉纳达在基督徒的包围中生存了2个世纪，直到斐迪南(Fernando)与伊莎贝拉历经10年战争后最终从埃米尔的手中拿到了辉煌壮丽的摩尔人宫殿Alhambra的钥匙。梅塞塔高原(Meseta)地区的民兵历史悠久，但他们在此后2个世纪的冲突中很少露面，这些民兵转型为各种形式的兄弟会，在中世纪晚期成为镇压卡斯蒂尔国内骚乱的生力军，由市民组成的警备力量(hermandades)也为伊莎贝拉女王的神圣兄弟会(SantaHermandad)提供了兵源，他们参加了对格拉纳达王国的最后一击。讽刺的是，在1520-21年间的考姆奈罗(Comunero)大起义中，这些士兵的军事技能给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哈布斯堡皇孙查理带来不小的威胁。城市的军事传统对于西班牙军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泰尔乔(tercios)骑兵与轻骑兵是16世纪欧洲大陆军队中的佼佼者。

到了13世纪末期，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城市民兵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阿方索十世、海姆一世以及阿方索三世统治时期。对葡萄牙和阿拉贡王国来说，与伊斯兰控制区边境的直接接触已成为历史，而两国在向北非扩张势力方面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兴趣，此外阿拉贡王国还密切关注着地中海中东部地区的局势。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君主们此后或是合谋或是采取单独的扩张行动，偶尔也会亲自率军征伐，最著名的就是天主教联军对格拉那达的最后一击。不管怎么说，葡萄牙和阿拉贡由于国土上的远离，其城市民兵已不再直接参与对南方穆斯林的战争了。与早先纳瓦尔地区的民兵类似，葡萄牙与阿拉贡的城市军队注定要萎缩成一支纯粹的地方治安与防卫性的力量。至于获得的大量税收收入，各个城市如葡萄牙的Garvao，Alcaser，Guarda，Santarem，Bejain以及阿拉贡王国的瓦伦西亚和Tortosa等城很少或根本没有花在与军事相关的方面。事实上，地方上的防卫工作在组织方面并没有退步，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就是很好的例子，海姆国王与其子佩德罗征集民兵的行动则展现了直到14世纪一直延续不息的民兵力量，随着佩德罗二世统治的结束，对动用城市军队在半岛上主动攻略的要求已经大为减弱了。事实上，没有了曾经活跃的边境军事对抗，敏感的国王们总是乐于制约地方军事实力。正如将来卡斯蒂尔与阿拉贡王国的那些不幸事件所要揭示的那样，地方民兵既可以被用来执行国王的旨意，同样也能轻易的被转换为抵制国王的力量。

13世纪的穆斯林诗人阿尔-伦迪（al-Rundì）曾经悲痛的把陷落的安达路西亚、穆尔契亚（Murcia）和瓦伦西亚比作穆斯林统治区的三根支柱，那么这些大城市以及其它城镇（基督徒通过殖民或者战争得到）会不会成为半岛上基督教国家的支柱呢？在葡萄牙与阿拉贡王国的沿海地带，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是毫无疑义的。沿海地带的这些城镇在生机勃勃的大西洋和地中海商贸活动中逐步发展成重要的经济中心，从而根本改变了这些地方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卡塔卢尼亚直到15世纪中期一直占有上述航海贸易领域的优势，在这段时间里，葡萄牙和卡塔卢尼亚-瓦伦西亚地区比较大的城市更加接近于欧洲南部的自治市，而非经济多样性较差但军事影响力很大的卡斯蒂尔。可以肯定阿拉贡在13世纪逐步完成半岛扩张的过程中，把那些渴望得到战利品的民兵们补充进所谓的阿尔莫加维尔(Almogavers)当中，专门在阿拉贡和卡斯蒂尔从事战争和边境袭击。这个组织的起源不太清楚，他们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36年（作为攻击科多巴城的突击队），海姆一世和佩德罗三世统治时期的编年史中也有他们的影子。阿尔莫加维尔能得到施展武功的机会是与卡塔卢尼亚海外利益的扩张分不开的，而一旦穆尔契亚被卡斯蒂尔牢牢掌控，其与穆斯林的国境线也就随之被关闭了。

出于保险起见，卡斯蒂尔也从穆斯林失去的诸多大城市中抢得一杯羹（尤其是科多巴和塞维利亚），不过作为收复失地运动的代价之一，这些城市不得不进行经济上的全面重组。由于同北非的联系被切断和退出了伊斯兰的经济网络，再加上苏丹黄金的供应也相继中止，城中的工匠们纷纷迁出城市中心，这些位于安达路西亚的自治城市的繁荣将很难在转型过程中幸存下来，正如瓦伦西亚在落入基督徒控制后所发生的退化那样。对卡斯蒂尔城市经济造成最大影响的是：收复失地运动把安达路西亚的农场养牛业引入了原先只有养羊业的梅塞塔高原。皮革与羊毛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有益于北方商业城镇如MedinadelCampo和商业中心如Burgos的发展，与阿斯图里亚斯-坎塔布连（Asturo-Cantabrian）沿岸捕鱼业和船运业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之所以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依靠养羊业的城市经济上，是因为这些城镇的民兵在12，13世纪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通过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养羊业与梅塞塔地区四处征战的城镇民兵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向泛斗罗（Trans-Duero）牧区渗透的早期，这些民兵组织就开始逐步形成了，而使其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保护各城镇在伊比利亚牧区的牲畜。随着收复失地运动逐步将安达路西亚的草场同梅塞塔北部草场联成一片,大型牧场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羊毛成为主要的获利商品。一些地方的经济逐渐开始巩固在扩张时代就已形成的模式：基于一种原料出口的单一商品经济。在安达路西亚地区那些较大的城镇以及斗罗河谷以北重要的商业中心，地位显赫的商贸阶层不断发展并与古老的城市贵族阶层（caballeríavillana）融合，这个现象的产生与征服安达路西亚后兵役压力衰减有关，绅士阶层（caballero)中的一部分人通过经济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另外一部分则一直享有在旧军事阶层里服役的荣誉。通过对单一城市经济与那些已经发展出一定多样性的经济实体间反差的对比，导致当代学者们在关于中世纪晚期卡斯蒂尔城镇经济的健康度与社会多样性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有些学者如TeófiloRuiz认为：很多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经济都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过另一批学者如Gautier-Dalché的观点则令人沮丧：“在11-13世纪间遍布卡斯蒂尔王国的自治市并不比人们预想的要繁荣。”最近的研究成果看起来是支持Ruiz的观点的。

随着收复失地步伐的减缓，很多自治市和它们的民兵都已不再参加如阿方索七世到斐迪南三世统治期间的那种经常发生的战争活动了，以往通过军功来提升社会地位的运作方式也不再好用。在那些重要的商业中心,经商成功似乎提供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捷径，然而许多城镇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途径，而且就算能够行的通，这些新贵也不可能与那些世袭的绅士阶层平起平坐。在边境战争的全盛时期，昆卡-特鲁埃尔（Cuenca-Teruel）的城市宪章规定，对于在战场关键地域将穆斯林骑兵（jinete）击落马下者，特别奖励给他们战马（由此便能改变这些步兵的社会地位，影响其未来在战场上的机会、分配战利品甚至是在城镇牧场上放牧的权利），这种阿方索式的体制可以为士兵们提供可观的奖金甚至还有战马和财产，而毫不顾及他们社会地位的贵贱。尽管我们不知道步兵们实际获得奖赏的几率有多大，但是这种体制的广泛传播使我们相信获得奖赏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随着战斗机会的逐渐减少，士兵们得以获得嘉奖的机会也随之缩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没有战争造成的城市贵族阶级的周期性减员，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性不可逆转的消失了。

从阿方索十世颁发的城市特许状可以看出，那些城市贵族阶层总是想保持和扩大他们的特权，一方面乐于扩大自己的扈从队伍，一方面又对军事服役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14-15世纪之间，这些城市贵族们逐渐加强了他们对自治政府的控制。卡斯蒂尔的君主们-从斐迪南三世开始，为强化和扩大王室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曾经尝试在托莱多宪章城镇和安达路西亚以南搞一个由高级贵族（caballerosdelinaje，意为血缘贵族）和城市贵族组成的武装贵族阶层，且试图在梅塞塔南部以及格拉那达前线保持一支灵活机动的作战力量。城市贵族们为了巩固自己的贵族地位，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在欧洲其它城镇争取制造业和贸易上的优势地位，反而与这些颇具进步意义的方向背道而驰，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牧场和农场上，拼命提高自己的血缘，计较各种权利以及免除税务等，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参加军事服役，但并非总是出于对王国利益的考虑。

在中世纪中期蚕食穆斯林土地以及收复半岛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战争机器在伊比利亚半岛各基督教王国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总体来说，城市民兵在葡萄牙、纳瓦尔以及阿拉贡沿海地区的势力发展最为薄弱，远征与战利品并未对这些地区的自治方式产生长远影响，而这些地区城市民兵的首领们可能由于经商或其它与持续不断的边境战争关系不大的活动而消磨掉原有的军事能力。不过卡斯蒂尔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民兵首领们很难获得经商之类的机会，只要与格拉那达的边境仍然存在、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军队还会继续越过海峡，那么长期的军事能力就必须被保存下去。具有高度习俗化军事结构的卡斯蒂尔城镇、不时注入当地经济流通之中的战利品，甚至连同皇家法规-“男人们都要不停的去寻找战机并从中获得乐趣”-一起造就了战争在卡斯蒂尔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卡斯蒂尔民兵依然可以被召集起来，特别是在勃艮第王朝混乱的晚期以及Trastámaras王朝初期的数十年。尽管平时获得战利品的机会在缓慢减少，但偶然得到大量战利品的机会-例如1340年RíoSalado之战-仍在提醒卡斯蒂尔城市民兵们战争带来的快乐。

我们可以说中世纪中期的卡斯蒂尔城市生活被一种黩武主义所渗透，将要征服的土地、将要分割的虏获、战场上的希望与机会等等都已深深浸入城市生活的传统中。与英格兰和法兰西君主们制造出来的战争机器相似，城市民兵们不是参加国外战争就是积极投身于内战，当1492年格拉那达最终陷落后，探险家哥伦布发现的新世界又为其军事经验和技巧找到了发泄场所，学者AngusMacKay从以下两件相隔甚久的事件中找出了卡斯蒂尔人在享受战争所带来的虏获和权利时表现出的相似：一是11世纪的熙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征服瓦伦西亚，二是16世纪的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及其属下在Cajamarca装满秘鲁黄金白银的房间里沉醉。类似的对比不胜枚举：12世纪对安达路西亚的袭击、1212年拉斯纳瓦斯大捷（LasNavas）、科多巴、海恩（Jaén）以及塞维利亚的征服.也正是这些卡斯蒂尔人的后代将继续追随科特兹和皮萨罗，协助他们完成征服新世界的梦想。葡萄牙人也在新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航海技术一部分来自于中世纪末期的沿海城镇，不过在卡斯蒂尔人的征服行动中，那些肆意劫掠的士兵们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卡斯蒂尔城镇与城镇民兵们竭尽所能增强他们这种永不停息的、贪婪的、富有进取心的意识形态-在由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曾经使卡斯蒂尔得到了光荣和痛苦的意识形态。而这种世界观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对卡斯蒂尔精神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借鉴学者Sánchez-Albornoz精辟的原话：“唐吉诃德与桑丘实际上就是中世纪卡斯蒂尔边民精神的子孙，他们做着一样英雄尚武的梦，一样被那些突如其来的半妄想式的念头所迷醉。”于是我们可以说，14-15世纪的城市民兵们既为前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又为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写好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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