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专门养牛的是谁，为什么梁山好汉去酒馆吃饭张口就点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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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宰杀牛是犯法的,为什么梁山好汉去酒馆吃饭张口就点牛肉

解放后我们三家人分到一头大青牛，从那以后，大青牛就为我们耕种，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大青牛又到生产队里了，它为生产队干了不知多少年的活。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可能大青牛老了，生病了，东庄的陆兽医天天来给大青牛看病，大约三四天吧！也没有治好，大青牛死了，几个老人把它的皮剥了，肉放到锅里煮。这时，陆兽医来了，大发雷霆，因为陆兽医没有亲眼看到大青牛死，认为是宰杀的，立即告到大队，公社也来人了，那几个人吓跑了，经过几天的调查，证实确实不是杀死的，才算了事。那几个老人因为没有打死牛的报告，擅自动手，被罚几天的公分！现在想起那头大青牛，心里也不知道是啥滋味！

那是后世编剧们的杜撰。

因为喊二斤牛肉就远比二斤猪肉羊肉听起来更有气势。

这是一个好问题，《水浒》是一部什么作品呢？是一部反体制的作品，反体制的作品需要一些信号，比如，吃牛肉这件事。

私自宰杀耕牛不仅在宋朝违法，在整个中国古代，耕牛因特殊的劳动生产功能而倍受政府保护。唐朝到宋朝，官府人士主要吃羊，明朝起，蒙古人带来的阉割技术让公猪不再腥臊，猪肉成了社会主食。

梁山好汉生活在北宋末年，此后金兵打过来，北宋绝代。

王朝腐败没落的时候，官府的管制必然跟着出问题，表现在对牛肉的管制亦如此。

不过，梁山好汉们吃牛肉的地方，多数较为偏僻，比如，林冲在草料场雪夜吃牛肉。

阮氏三兄弟尽管只是捕鱼者，生活条件并不差，起码有余钱赌博。在石碣村镇大酒店招待吴用，四个开胃菜蔬端上来之后，下酒的主菜十斤雪花黄牛肉绝对是高级货，石碣村离梁山大概几十里，说明梁山附近官府的管制已经失控。

梁山好汉有不少曾经是其它地方的山大王，这也是政府管理失控的信号。

梁山好汉们不仅上馆子找牛肉吃，聚义的时候，动不动就杀牛，连人肉包子都卖上了，这些都是文学作品里反体制的信号。

恰恰因为《水浒传》写的是造反，故此要用吃牛肉来作为造反和背叛礼教的象征。

纵观水浒之中，不难发现这样的画面，不管是李逵还是武松总之都是这种有能耐，而且看似穷凶极恶的人物吧，只要一入座，便大叫“小二，切二斤上好的牛肉......”这样的套路台词，然后小二哥马上开开心心的把酒肉端上。

这事情要是真的发生在古代，这位小二哥和店老板怕是不想活了，因为私自杀牛贩卖，你面临的将是被官府抓走的风险，轻则一通板子打个半死，重则收押几年，为了吃口牛肉也够拼的。

要知道，在中国很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吃牛肉这事可是犯法的，秦汉时期的律法规定，盗牛、屠牛者斩，食牛者罚；隋唐两朝，而且尤其以“唐律”最为严苛，你敢杀牛，官家就敢杀你。到了大宋一朝，盗牛、私自屠牛者发配一千里（宋朝吃了不让吃牛，还不让吃狗）；到了明清两代，屠牛者仗责一百，判一年半。看看吧，在古代除非这条牛是自然死亡，而且还要有当地地保或族长进行批准，要不你休想动它一根牛毛。

一般吃牛肉无非就是三点，一点是你快饿死了，那就不管什么律法不律法；二者你想造反，想当暴徒；要不然就是脑子出了问题，想体验一下大牢的生活。

中华民族是个农业大伙，牛这种大型动物是百姓耕种必备劳动力，牛代表这勤恳的劳作者，象征着朴实和善良。这么为人付出的伙伴，在古代你竟然要吃他，这就跟现在你干在公共场合非礼良家和公然嗑药是一个道理。当然你可以偷着来，古代人也会偷偷吃牛肉的。

现在好了，牛肉随便吃，吃到你不想吃为止，这要是古人知道现在有这条件，能活活羡慕死。

古代杀牛并不犯法，私自杀牛才犯法。想杀牛得照着律法来办。

北宋莱州甚至收过70多年的牛肉税。

《宋会要辑稿·食货志》：宋真宗景德年间，从洛阳到开封的途中，“道逢鬻牛肉者甚众。”

《名公书判清明集》：南宋诸路从乡村到城市到处都是出售牛肉的店铺，“闻诸道途之言，自界首以至近境，店肆之间，公然鬻卖。”

南宋洪迈《夷坚志》：“台州仙居（今浙江仙居），一乡皆食牛。”“婺州（今浙江金华）赤松观，无所不狎侮，每饮必斗余，买牛肉，就道室煮食，醉饱即卧。”

《夷坚丁志》：恩州(今河北清河)民张氏即是以屠牛致富。

这都能说明当时吃牛肉是件很平常的事，至少在士人之间很平常。

梁山好汉吃个牛肉应该也挺平常的，毕竟欲望这东西是禁止不来的，人民有需求，北宋又是出了名的经济繁荣，供应这些牛肉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吧？

这问题提的，古代宰杀牛犯法，那牛老了不能耕田了怎么办？你听说那朝那代的法律规定不许杀牛，养牛就必须为牛养老送终？

不许杀牛只是保护耕牛，到牛老了不能耕田时还是要杀滴，所以才留传下这样的话:

“老牛力尽刀尖死，侍候君王不到头。”

宰杀不能耕田的老牛，他那朝那代都管不着，不然有钱的回族人吃什么？

那时农民几乎家家养牛耕田，牛多淘汰下来的老牛就不会少，而一般百姓又吃不起牛肉，所以店家宰杀一头老牛，也就眼巴巴的盼着江湖好汉们进店喊:

“店家，切二斤牛肉……”

在古代，宰杀牛确实是犯罪行为，比如宋朝时，按《宋刑统》，“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马者徒一年”。根据这一法律，主人不能擅杀耕牛，但如果耕牛受伤、年老，经官府同意后，还是可以杀的。另外，尽管法律禁止擅杀耕牛，但由于牛肉是美味，民间偷偷杀牛卖肉的行为是屡禁不绝的。所以市场上有时候是可以买到牛肉的。

由于牛肉是禁制品，那些挑战社会禁忌人可能会更喜欢吃牛肉，因为吃牛肉可以彰显他们的叛逆精神啊，比如北宋初，汴京有一帮“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

南宋时，宣城县境内，也有一群亡赖恶子“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这些不法之徒啸聚在一处干的都是违禁的事情，包括吃牛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吃牛肉大概就是黑社会生活方式的标志。说到这里，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梁山好汉去酒馆吃饭张口就点牛肉了。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宋朝辛弃疾都烤牛肉了，梁山好汉不喊牛肉，还要喊嘛？八百里就是牛《晋书》载“王顗（音:已）有牛名八百里。”八百里分麾下炙，就是烤牛肉分给部下吃。难道说辛弃疾作为将军知法犯法，聚众吃牛肉，不仅聚众吃还要写成诗词流传。简直就是给牛肉打广告。

我们翻看不仅辛弃疾，黄庭坚“酒酣豪气在，尚欲椎肥牛”。司马光更过分“肥牛百头酒万石，烂漫一日供欢愉”。说到这里难道大家忘了盛唐诗仙李白“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梁山好汉更是一口一个“来两斤牛肉。”

古代究竟是让不让杀牛啊，是不是很疑惑？或许我们从大思想家程颐抱怨宋朝杀牛故事中可窥见一二。程颐认为宋朝杀牛，小人之无行也。他的意思是杀牛这种事小人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有人就反驳老牛杀了，可以卖出牛一半的价格，添点就再买新牛，反而有利于耕作啊。

其实在我国古代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各朝都有法律明文规定保护耕牛，禁止吃牛肉的。在秦汉时盗牛、屠牛者斩、食牛者罚；隋唐时期屠牛者判一年，宋代时候屠牛者判一年半，发配一千里，明清时期则要屠牛者杖打一百，判一年半，流放一千里。（此段数据来源于网络，不具权威性，供大家参考）但是各朝对耕牛的保护是无可质疑。

宋朝杀牛，吃牛较多，主要是因为宋朝经济繁荣。宋朝被认为是我国封建时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所以他们的耕牛数量是最大的，我们可以发现李白，黄庭坚，辛弃疾这些吃牛的人都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杜甫，李商隐什么的就没有这样机会写）。李白在开元盛世，其他人在宋朝。所以我们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经济极其繁荣，国库充足时候，百姓粮食满仓。对于耕牛的政策也会有所放宽个，一些老牛可以用来使用。比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开元和经济顶峰的宋朝。北宋就有盐田的老牛可以宰杀食用的记载。

所以梁山好汉生活在宋朝，他们有机会吃到牛肉。喊“来，二斤牛肉”总感觉像好汉，“来，两条鱼”总感觉是招待客人，“来，二斤包子”是饿极了风餐露宿孙二娘包子铺，“来，二斤猪头肉”感觉像县官来催租金，地痞流氓来搞事情，“来，二斤鸡肉”好像没这说的，直接“来只鸡”总感觉怂了一些气势。

最后，读完《水浒传》我们发现那些买肉大户还都是卖猪肉的，没有卖牛肉。估计酒店里的牛肉也是和乡里乡亲收的老牛。

文/红雨说历史

我是梦话春秋，我来回答。

作为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那么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地位很高，不仅农民耕种需要牛，国家也需要蓄养许多耕牛，这些耕牛还是战略资源，因为牛筋、牛皮都可以制作弓箭、盾牌等武器。在宋朝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专门下诏，严禁坊间对牛马进行捕杀，违者杀头。宋真宗时，对于农民养殖的耕牛自然死亡，意外死亡需要上官府上报，官府派人检验后，才能处理。避免耕牛的非自然死亡。由此我们看到宋朝对耕牛的是很重视的。

而《水浒》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以北宋年间的事，我们看其中一段，武松路过景阳冈，有一酒店叫三碗不过冈。武松连吃道：“端得好酒”，连吃三碗。然后又叫道：“主人家，有饱肚的买些。”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切二三斤来吃酒。”全书据有人统计《水浒》中吃牛肉处有48处之多，可见梁山好汉吃牛肉已经成风气。

一，作者的生活。

《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所处的年代是元末明初，正逢乱世。而施耐庵主要成长元朝。他个人的经历应该是以元朝的生活场景为主。《水浒》这部小说是写宋朝发生的事，但里面的生活场景不可能完全宋化。因为作者在创作中一定融进自己熟悉的环境。施耐庵熟悉的元朝，那是一个离开牛肉不能活的民族，他们喝牛奶、吃牛肉是生活的主食，那么这部《水浒》多多少少会自己的生活，施耐庵自己曾经说过：“牛肉乃上膳之品，每日食。"

二，施耐庵故意设计。

为什么让梁山的好汉们吃牛肉呢，这也是施耐庵故意设计的。宋朝是禁牛肉的，但怎么才衬托梁山好汉们的英雄气概，应该从生活细节就能看出来。朝廷禁止吃的，那么好汉们偏要吃，这样才能表现出他们反叛到底的精神。同样的描写，好汉们抱着牛肉啃，特别符合英雄的气质，如果让梁山好汉吃鸡爪子下酒，显得多么小家子气。

三，真实的宋朝并没有完全禁止牛肉。

在宋朝的早期是严令宰杀牛的，宋代的饮食菜谱中以牛肉的食材很少。然而发展到宋哲宗时，耕牛数量已经大幅增长，对于耕牛的保护也不像宋初严苛了。市场开始出现牛肉私杀买卖，但价格过高，许多人铤而走险私杀耕牛以获暴利，以至于死牛比活牛值钱。政府屡禁不止，怎么办。就有官员上书朝廷，索性放开屠牛市场，收取“牛肉税”，还能给政府增收。所以在宋哲宗后期，牛肉已经在市场能买的到了。施耐庵描写的正好是宋哲宗时期。也算符合历史。

以上三点，我们简单了解了梁山好汉为什么喜食牛肉，因为书的作者喜食，还有为了营造出梁山好汉们的气概。牛在宋初是禁杀的，而北宋末年，政局已经混乱，牛肉又走向人们的餐桌。

一，祭祀。

牛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至少有8000年之上。在《礼记·王制》记载：“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规定诸侯不能随便杀牛，只有执政者才可以在春秋两季宰杀牛、羊、豕等三牲祭祀天地。那么祭祀的牛肉只能天子才能吃。这时的牛肉是上不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的。

二，战争。

士兵用甲，最早用犀牛甲。但犀牛越杀越少，还有动物意识到危险迁徙。春秋战国由于战事频繁，原本分布在中原一带的犀牛向西南逃跑。犀牛没有了，那么制造弓箭、盾甲只能用耕牛皮了。这样牛又变成战略资源。

三食用。

在汉代已经有吃牛肉的记录了。《汉书·高帝纪》：“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民大喜，争抚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说明牛肉普通可以吃了。就因为吃的多了，耕牛就减少，汉朝开始保护耕牛。但法律是法律，人们仍然喜食牛肉。特别唐朝，我们的大诗仙李白在《将进酒》中写道：“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如果牛肉不能吃，他也不会写诗里面。

从这三点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耕牛在中国的位置，从祭祀神化到走向餐桌，耕牛的位置在下降，但总体是执政者保护的动物，农耕社会牛还是很重要。杀牛在古代是犯法的，确实没有做到全面禁止食用。因为耕牛在自然死亡后，不食用多么可惜，古代的肉食蛋白是如此的少。谁又能具体分辨出哪些牛是非自然死亡呢，虽然宋朝有检验官专门检验死牛，可是官员在收取佣金之后呢。我认为梁山好汉在酒店张口就点牛肉应该很应景的。

因为，他们是梁山好汉。因此，造反有理，你官家不许吃牛肉，我就是要点牛肉吃。老子被逼上梁山，那就反上梁山、替天行道。

为啥日本人几乎不吃羊肉

日本人非常喜欢吃肉，这是全世界的共识。日本每年进口的牛肉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除了牛肉之外，鱼肉和鸡肉也很普遍。但是有一个情况，日本人从来不吃猪肉和羊肉。问题来了，猪肉是穆斯林的大忌，可日本人信仰佛教和神道教。羊肉则是没有任何的忌讳，可是日本人为何不吃羊肉和猪肉呢？

一、首先日本那块土地上不出产羊和猪

日本一直宣称自己的文明是从公元前660年开始的，还编造出了所谓的第一代圣武天皇。这位天皇可真强悍，一口气在位100余年，这样的历史连日本人自己都不信。当时中国还处于春秋混乱时期，日本说自己出现了天皇，这有人信吗？其实日本真正的历史出现在中国的南北朝初期，当时日本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此之前，日本则还是原始社会。说来也怪，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连动物的物种也十分匮乏。从目前日本出土的古墓来看，发现了牛、狗、马等动物的骨化石，但唯独没有羊和家猪。因此，有一些史学家认为在日本这片土地上根本没有羊和猪。后来出现的的羊和家猪都是从中国等亚洲国家引进的，这一逻辑貌似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段时间野猪成灾，但基本不吃，认为不吉利。

在佛教还没有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堪称是一个什么肉都吃的国家。根据史书记载，日本人除了吃牛肉、马肉和鱼肉之外，连熊肉、狐狸肉都吃。请注意，当时家猪已经从中原王朝传到了日本，而且已经开始在日本推广。但是佛教进入日本以后就一切都变了，日本高层统治者认为佛教对自己很有利。日本天武天皇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公元676年，也就是唐朝的前期，日本公布了《天杀禁断令》。从那个时候开始，肉牛、马肉、鸡肉、猪肉成了大忌，包括皇族在内都不准吃。这道禁令公布的初期，日本民间还是有人偷偷吃肉。天皇鼓励民间秘密举报，就这样吓得普通国民再也不敢吃肉。喂养牛和马可以耕地和出门，喂养猪又有什么用呢？根本就不能杀不能吃。就这样，猪在日本几乎绝迹。

二、天皇大发善心，连鱼和狗都成了禁物

佛教对日本各界的生活越来越大，在南宋后期，日本当时在位的天皇一拍脑袋，下令禁止民间吃鱼。这一下子可惹怒了众人，本来大家能吃的肉就少，现在连鱼肉也不能吃。天皇的禁令遭到了各界的抵触，在这一任天皇归西以后，继位的天皇放弃了禁止吃鱼的荒唐政策。也就在这一时期，羊这种动物传入了日本，在此之前，日本虽然从书上听说过羊，但是总认为羊和龙都是神化出来的。日本国内并不出产羊，羊肉必须从中原进口，所以价格并不便宜。起初日本人根本受不了那个膻味，吃羊肉的始终不多，大多数都是富户。羊肉好不容易在日本有了一点市场，可是就在此时，日本公布了最为严厉的禁令。日本的幕府将军德川纲吉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爱狗人士，他遍布了坑爹的《生类怜悯令》。

德川纲吉命令除了鱼肉之外，所有的肉类都成了违禁品，尤其是狗肉。在德川纲吉时期，那些吃狗肉的人简直要冒着生命危险。如果大将军生气了，那食肉者会人头落地。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明治维新的初期，在明治维新的初期，日本人还是老规矩吃鱼肉。至于其他的肉类，完全没有兴趣。明治天皇提倡吃牛肉，并且带头吃牛肉。在天皇的带领下，日本人才逐渐打破了肉类的禁忌。但可能是历史上与猪和羊打交道次数少的缘故，日本人至今都不喜欢吃羊肉。猪肉还算可以，至今有一部分人愿意吃。羊肉只有一些口味特殊的日本人偶尔吃一点，那种正宗的日本料理店是绝对找不到的。日本农民也很少喂养家禽和家畜，日本所需要的肉类绝大部分都依赖进口。

是的，在日本久了你就会知道了，日本人的确不怎么吃羊肉的，我曾经问过一些日本人为什么不吃羊肉？羊图腾吗？呵呵，其实不是的，他们回答说是因为大多数日本人不喜欢羊肉上面的那种羊膻味，就这个原因。

特别是不吃羊肉，这点也很好理解的，我们中国人就有好多不吃羊肉的，更何况那么小的的日本

日本也有人人也吃羊肉，只是吃的人比较好少，一般超市里没有卖的。你可以到「肉の丸正」去买，那里有冻成大卷的羊肉，也有羊肉片，只是切得太厚，涮羊肉不太适合。世田谷区的三轩茶屋駅前有一家，你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些卖肉的专门店也有卖的。

没错！日本人很少吃羊肉，几乎不吃就有点说过头了；

老金没去过日本，但看过日本动漫改编的系列短剧《孤独美食家》中，主人公五郎吃遍日本各大城市的小饭店，吃过鱼肉，牛肉，虾，鱿鱼，猪肉，鲸鱼肉，金枪鱼肉，鸡肉，好像只吃过几次羊肉，例如他吃过一次烤羊肩肉---------

看见第一张截屏的解说词了吗------------讨厌的羊肉也能入口；

日本人讨厌羊肉啥呢？讨厌的是羊肉的膻味！

日本的调料不像中国的那么丰富，就那么几种，盖不住羊肉的腥膻味，他们不像中国往羊肉里加葱姜料酒甚至加孜然，辣椒面的习惯，羊肉在日本人那里恐怕是口感好，味道忍受不了的食物！

中国的孜然羊肉

从五郎吃过的食物来看，吃羊肉的次数，屈指可数，还有一集吃的是羊肉刺身，就是生羊肉切片，拌佐料吃！估计也只有日本人这么干，中国人可真吃不下，肯定会架一口锅，涮着吃！

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讲究不杀生，于是日本人便很少养殖猪，羊用于食用，改以吃海里的鱼为主，牛因为要参与农田的耕种，留了下来，甚至培养出了日本引以为傲的和牛；

和牛的肉质嫩而多汁，肥瘦相间，类似大理石花纹，又名雪花肉，营养价值极高，被日本人奉为国宝。

相比之下，羊肉就难以和大块牛肉匹敌，加上腥膻味重，自然不被日本人看好，食用；

日本本州九州四国三个岛都是人多地少，没地方给羊准备饲料，至于地广人稀的北海道有土地用来养羊，所以至今北海道是日本主要产羊，吃羊的地方！不过相比牛肉，猪肉，鸡肉年消耗都在几百万吨，海产品消耗五六百万吨，北海道羊肉每年只消耗几万吨；

北海道人喜欢用这种鼓起的烧烤炉烤羊肉，看起来就像是蒙古人的帽子，名叫成吉思汗烧烤

你对日本对饮食习惯有何看法？期待你的留言：

日本的天武天皇在位时下令禁止食用五兽，就是牛，马，狗，猴（为什么吃猴==？），鸡，再加上后来佛教传入，和日本神道教的影响（他们认为兽肉是不洁之物）肉食在日本人的食谱当中占有的比率就越来越少，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包括打猎得来的什么野猪啊鹿啊熊啊什么的是不禁止的，而且那个年代农业没那么发达的，让所有人吃饱肚子，没有渔猎补充怎么可能呢。

之后，在战国时代，因为战争和自然原因，农作物常年欠收，有东西吃能活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期间禁肉令实际上就打破了。再之后，到了江户时代，战火平息了，农业发展了，于是大家又不吃肉了。

再后来就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国门打开，日本人发现，啊也吃肉养大的荷兰人葡萄牙人怎么一个个这么牛高马大的，加上末代的肉祖宗幕府将军活得高寿（76岁，古稀之年），和日俄战争当中陆军海军的非战斗减员比例（陆军因脚气病阵亡了4000多，海军只有34人得了脚气病，而且症状轻微没有死亡，这个事件还挺著名的，当中有些反复我就不明说了楼主有兴趣请问谷歌大神），一系列事情之后统治者终于发现，原来肉真的不是什么不洁之物，吃肉好处多啊，然后才下令全民吃肉，天皇带头每顿饭必然大块吃肉。所以总体来说，日本历史上真正“比较绝对的禁肉时期”就只有江户时代那300年上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为啥日本人不吃羊肉？谁说的？他们不仅吃羊肉，而且还吃得很香呢！如果有谁告诉我:“在日本卖羊肉的很少，很多人确实都不爱吃”时，我就会理直气壮的告诉他:“那是因为日本的羊肉不好吃！”为什么洒家的回答如此硬气？那是因为洒家的证据十分确凿！

有把子年纪的人都应该记得，在你们小的时候，即使没看过《鸡毛信》的电影，也一定看过《鸡毛信》的小人书。

《鸡毛信》讲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当民兵的爸爸把一封粘了三根鸡毛的“鸡毛信”交给了儿童团长海娃，要他以放羊为掩护、尽快把信交到八路军手中。为什么要粘三根鸡毛呢？说明此信不但重要，而且还十万火急！于是，海娃把信揣在怀里，赶着羊群出发了。哦，信里写的啥内容呢？写的是这几天日本鬼子下乡扫荡，炮楼里的人不多，要八路军借此机会把鬼子的炮楼端喽。

谁知海娃走着走着、竟然撞上了前来扫荡的鬼子兵。趁鬼子还没临近，急中生智的海娃忙将“鸡毛信”拴在了一只大羊的尾巴后面。结果鬼子到底是连人带羊都扣了下来。让海娃赶着羊群走在前面，一个是给鬼子带路，再一个估计是怕民兵埋了地雷。另外，让海娃赶着这群羊跟着，鬼子们的伙食也就可以大大的改善了……

一路上，小英雄海娃经历了两个险情，一个是走着走着，羊拉屎啦，而且还是一个拉都跟着拉。眼瞅着屁股后面藏着“鸡毛信”的大羊就要撅起尾巴开拉，海娃急了，忙捡起石头、土坷垃的向大羊尾巴上砍去。大羊虽然憋着屎难受点儿，可毕竟没有泄露了“鸡毛信”的秘密。再一个险情就是:鬼子们宰羊吃时，一个伪军抓着拴着“鸡毛信”的大羊要拉去宰，海娃紧紧的抱着大羊往后拽，一边拽一边对伪军喊:“这个羊太老了，肉不好吃了，你们还是宰小羊吃吧。”你们看，小海娃有多么机智！最后，在海娃的巧妙周旋下，不仅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还顺利的把“鸡毛信”交到了八路军手中，使得八路军成功的端了鬼子的炮楼！

在海娃同鬼子接触的过程中，小鬼子们可不只是吃了一次羊啊。他们把羊宰了后，架起来，底下点上火就边烤边吃了，吃的那叫一个香。您说这又没油又没盐的还吃的那么香，这要是边刷油边撒孜然、辣椒面和盐的这么一烤，还不得香死他们？

好啦，洒家这个证据确凿吧？！！

在此，洒家坚定不移的相信，凡是看过《鸡毛信》的朋友们，不仅会是俺强有力的证人，或许还会俺一个大大的赞呢！

哦，最后一幅图片是鬼子喝羊奶的，您仔细看看……

您好，我是澜馋食记，美食领域青云计划获得者，我来回答您的问题。

（北海道羊肉）

为啥日本人几乎不吃羊肉？其实问题是不准确的。北海道就吃羊肉，而且吃的还挺疯。别说，我去札幌啊，小樽旅游的时候，感觉他们的泉水羊还是挺好吃的。所以并不是说日本人几乎不吃羊肉，而是有明显的地域性。

（牛肉火锅寿喜锅）

现在日本基本上每年都有10万吨左右的羊肉消耗量。基本上一大半都消耗在北海道地区。日本人似乎对羊肉有一种天生的抗拒，既没有好的做法，也没有办法去掉他的腥膻。羊肉自然在超市的角落里冷落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日本四面环海，从古至今世代食海鲜，小到三文鱼，大到鲸鱼。日本因为是个岛国，所以食草动物养殖也不发达。海鱼味儿、羊肉味区别还是很大的，膻味也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还是哪句话，一方土地，养一方人

纠正，日本人不是不吃羊肉，是吃的少，原因如下：

日本，韩国这类国家整体地少人多，农业用地资源紧张，粮食谷物产量有限，不足以支撑商业化养羊业哥养牛业，整体来讲，日本，韩国羊的饲养成本很高，缺乏基本的商业竞争力，这一点和

为什么《水浒传》里的好汉似乎都喜欢吃牛肉

《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是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实中国人早先也是吃牛肉的，但是到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提高农业的产量，牛耕成为重要的农业耕种措施，因而牛成了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受到国家的保护，不允许有私自宰杀牛的行为。

因为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也是很好的下酒菜，也是大家喜欢吃的原因吧。既然说到牛肉了，我们来看看一道牛肉的吃法。

酱牛肉做法

1.做酱牛肉最好用牛腱子肉，软中带筋、有嚼劲，先把外层的多余的筋膜去掉，然后拆成大块，用清水浸泡3个小时以上，中途每一个小时换一次水，充分去除里面的血水。这是做酱牛肉的第一泡——浸泡去血水。

2.大葱切成段、拍散，生姜拍扁，几根斤菜也拍散、切成段，香菜不用去根、也拍散切成段放在一起，加入几块腐乳、20克甜面酱，20克生抽，再加入一些高度白酒，加入食盐、白糖味精、五香粉、鸡粉、几粒八角、一小撮麻椒、一小撮小茴香、两片香叶，加入一些清水用手抓匀备用。

3.牛肉浸泡好以后挤干水分，在肉块上斩一些刀口、方便入味。酱牛肉想要好吃，“第二泡”也非常重要——酱泡入味，把刚刚调好的酱料倒在牛肉上面，充分的抓揉按摩让味道渗入进去，然后用保鲜膜盖住，放在冰箱中密封腌制12个小时，让牛肉内外的盐度、酱香味保持一致，口感均衡的酱牛肉，才算得上上等酱牛肉。

4.用酱泡、酱味有了，香味还不够，我们还需要香料：桂皮、白芷、干辣椒、小茴香、香叶、白扣、花椒、草果、丁香、陈、八角、两颗黄栀子上色提香，用打碎，也不要太碎容易留下料渣，香料的味道打碎后还能充分的挥发出来。也可以用擀面杖手动磨粉，然后把打好的粉料用纱布包住、做成料包。

5.砂锅中加入热水，放入葱姜、做好的料包、加入老抽、蚝油、生抽、再淋一些料酒、少许白酒去腥、食盐、味精、鸡粉、五香粉，还有非常关键的“3酱”——两勺甜面酱、两勺黄豆酱、几块腐乳，这三种酱均是发酵而成，是牛肉酱香味的主要来源，腌制时要放，卤制时也要放，酱料的用料一定要足，才能突出酱香的口感。大火把汤汁烧开、把酱料搅化。

6.经过酱泡入味的牛肉从里到外都透着酱红色，这个时候的底味已经很足了，把上面的料渣清理掉，然后放入锅中进行深度加工。

7.做酱牛肉千万不能焯水，牛肉也要开水下锅，防止肉质中蛋白质收缩，肉块发柴、炖不烂。把牛肉放入调好的砂锅汤中，这里料汤一定要没过牛肉，才能保证味道和色泽一致。大火煮至再次开锅，把血沫去干净，这个血沫一定要多撇几次以保证牛肉的醇香。

8.没有溢出来以后放入两根斤菜、一整个青椒，芹菜和青椒能够发挥独特的去腥增香的效果。然后盖上锅盖，转小火炖煮一个半小时，一定要小火炖，大火容易把牛肉炖散。

9.一直炖到牛肉能用筷子轻松扎透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关火，先不要着急出锅，盖上锅盖继续焖至汤汁自然冷却，这是做酱牛肉的“第三泡”——让酱香味直达深处。

10.酱香红润、软烂多汁、香飘四溢、有筋有软、怎么切都不散。

秦国的皇帝叫什么!

秦国历代皇帝秦庄公秦仲之子。周宣王六年（前822年），秦仲被西戎攻杀，其子嬴也即位，是为庄公。周宣王七年（前821年），秦庄公率兄弟五人以及周朝兵马七千人，击败西戎，周宣王封庄公为西垂大夫，封大骆犬丘（甘肃天水市西南礼县一带）之地。又封秦仲次子赢康于夏阳的梁山（陕西澄城县东北），号梁康伯，史称“西梁”。秦德公公元前709——公元前676。春秋时秦国国君。嬴姓，名字失传。宪公之子。前677——前676年在位。在位期间发展生产，并将国都迁至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自此后数百年秦稳定地以此为都。为此后数百年秦国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秦穆公秦穆公（？—前621）春秋时代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谥号穆。在部分史料中被认定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王位。周襄王时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地千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生平简介秦德公之少子，成公之弟，名任好，嬴姓。春秋时秦国的国君，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在位。他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后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之战被晋军袭击，大败，转而向西方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对秦的发展和古代西部的民族融合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秦僻处西陲，周初为附庸小国，春秋初年因秦襄公助平王东迁才被封为诸侯，并承平王赐给岐山以西之地，后定都於雍（今陕西凤翔南）。到了秦穆公（前六五九年--前六二一年执政）时，国势逐渐强大起来。秦穆公名任好，赢姓，秦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内修国政，外图霸业，统一了今甘肃、宁夏等地，开始了秦国的崛起。秦国原是居住在秦亭（今甘肃张家川）周围的一个嬴姓部落。秦襄公因护送平王东迁（见周幽王）有功，封为诸侯，赐给歧以西地，正式建国。经文、宁、武、德、宣诸公，秦的疆土不断东移，到穆公继位时，已占有大半个关中。秦穆公继位当年（前659年），就亲自带兵讨伐茅津（今山西芮城东）的戎人，开始了扩张疆土的事业。秦穆公娶晋太子申生的姊姊穆姬为妻。穆公五年（前655年），晋献公灭虞，俘虏了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就将他们作为穆姬的媵人（随嫁的人）陪嫁到秦国。百里奚不愿忍受奴隶的生活，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人捉去。秦穆公胸怀大志，却苦於无贤才辅佐。有人告诉他，穆姬媵人百里奚是不可多得的人材，他喜出望外，急忙去请，却得知百里奚已经逃到楚国。秦穆公愿以重金赎回百里奚，又怕楚人不给。於是派使者到楚，说：「中国的媵奴百里奚逃到贵国，请允许我方用五张公羊皮将他赎回。」楚国一看此人如此不值钱，也就答应了秦的要求。当七十余岁的百里奚被押回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桎梏，与他商谈国事。百里奚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值得君公垂询！」穆公说：「虞君不用你，才使你被掳，并不是你的过错。」坚持向百里奚讨教，两人一直谈了三天，穆公十分高兴，以百里奚为国相。由於百里奚是用五张公羊皮赎回来的，所以人称其为「五羖大夫」。百里奚辞让道：「我不如我的朋友蹇叔。蹇叔贤能而不为世人了解。当年我在外漫游受困於齐，不得已向别人乞讨，是蹇叔收留了我。我因此想到齐君无知那儿做事，是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幸免与无知一起被杀。我到周地，见王子颓喜欢牛，就以养牛去接近他。后来，王子颓想用我，又是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免於被诛。我到虞君手下做事，蹇叔又阻止我。我也知道虞君不会信用我，只是为了那一份俸禄和爵位，暂时留下来，想不到就当了俘虏。从这三件事，我深知蹇叔的贤能。」秦穆公於是用很重的礼品，将蹇叔请来秦国，任命他为上大夫。秦国要发展，首当其冲的是其东邻晋国。在百里奚和蹇叔的辅佐下，秦穆公将注意力集中於晋。晋献公晚年，骊姬之乱，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穆公九年（前651年）晋献公死，驴姬子奚齐继位，旋即被其臣里克杀死。秦穆公派百里奚带兵送夷吾回国继位，为晋惠公。夷吾事先答应将河西八城割给秦作为谢礼，但继位后却毁约。晋臣丕豹逃到秦国，受到穆公重用。十二年（前648年）晋国旱灾，秦穆公运了大量粟米给晋。十四年（前646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仅不给秦国粮食救灾，反而乘机出兵，於次年攻秦。双方在韩原大战，秦军最终生俘晋惠公。在周襄王和穆姬的请求下，秦穆公与晋惠公结盟后，将其放回。晋惠公送太子圉到秦国为质子，并将黄河以西的地方献给秦国，秦的东部疆界扩至龙门。二十三年（前637年），晋惠公死，其子子圉逃回国继位，为怀公，继续迫害逃亡的公子重耳。秦穆公於是将重耳从楚国迎来，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接待，将女儿文嬴及四位宗女嫁其为妻，然后於次年送重耳回国为君，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杀死子圉，在秦的参与下，尊王攘夷，败楚城濮，成为霸主。三十年（前630年），秦又出兵帮助晋文公围郑。郑老臣烛之武夜里从围城中绳出，见秦穆公说：「郑国灭亡，於秦不利。晋人这次开拓了东边的领土，下次就会向西边的秦国用兵。大君何必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共帮助晋国呢？」秦穆公於是与郑结盟，留杞子、逢孙、杨孙戍守，罢兵而还。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年）冬，晋文公死。这时，杞子从郑国派人送信回国，说：「郑人将北门的钥匙交给了我，如果悄悄地派军队来，郑国就能得到。」秦穆公问蹇叔和百里奚，两人回答道：「经过几个国家几千里路去袭击别人，很少有成功的。我军的行动郑国一定会知道，不能去！」秦穆公说：「我已经决定了，你俩不必再说。」於是派遣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乞丙三将带兵出发。百里奚和蹇叔哭著为军队送行，秦穆公很生气，说：「我出兵，你们却哭著沮丧我军的士气，这是为什么？」二老答道：「我们并不敢沮丧士气。只是我们年纪大了，儿子要出征，怕以后再也见不看了！」二老对其儿子说：「你们的军队一定会吃败仗，晋人将在崤山阻击。」三十三年（前627年）春，秦军东去，经过成周北门时，车左、车右都脱去头盔下车致敬，随即跳上车去的有三百辆战车的将士。王孙满看了以后说：「秦军轻挑而无礼，一定会失败！」秦军经过滑国时，郑国的商人弦高正贩了牛准备到周去卖，见秦军，就将所带的十二头牛全部迭给秦军，说：「听说大国将要诛灭郑，郑君已经作好迎战的准备，派我先迭十二头牛犒劳贵军士卒。」秦军三位将军商量道：「郑国已经知道我军要去袭击，去了也没有用。」於是灭了滑国，往回撤兵。滑是晋国的同姓之国。当时，晋文公还没有下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丧父，乘机攻灭我的同姓之国。」於是，将丧服染成黑色，出兵在崤山阻击，大败秦军，将三位秦将全部俘获。晋文公的夫人文赢，是秦穆公的女儿，她对襄公说：「这三人挑拨我们两国国君的关系，穆公对三人恨入骨髓。你何必自己去杀他们呢？不如放他们回去，让穆公去将他们煮死！」晋襄公同意了。秦穆公穿了素服，哭看到郊外迎接孟明视等人，说：「我不听从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使你们三位遭受耻辱，你们有什么错？你们要专心谋划报仇雪耻，不可懈怠！」恢复了三人的官职，对他们更加信任了。三十四年（前62前6年），秦穆公又派孟明视等带兵东向，与晋军战於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秦军再次失败。两次较量，秦东进的路被晋牢牢地扼住，只得转而向西发展。当峙，在今陕甘宁一带，生活著许多戎狄的部落和小国，如陇山以西有昆戎、绵诸、翟，泾北有义渠、乌氏、朐衍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陆浑之戎。他们生产落后，披发衣皮，各有君长，不相统一。他们常常突袭秦的边地，抢掠粮食、牲畜，掳夺子女，给秦人造成很大的苦难。秦穆公向西发展，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策略，先强后弱，次第征服。当时，西戎诸部落中较强的是绵诸（在今甘肃天水市东）、义渠（在今甘肃宁县北）和大荔（今陕西大荔东）。其中，绵诸有王，住地在秦的故土附近，与秦疆土相接。正好，绵诸王听说秦穆公贤能，派了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隆重接待由余，向他展示秦国壮丽的宫室和丰裕的积储，向他了解西戎的地形、兵势。又用内史廖的策略，挽留由余在秦居住。同时，给绵诸王送去女乐二八。动听美妙的秦国音乐舞蹈，使戎王大享眼耳之福。他终日饮酒享乐，不理政事，国内大批牛马死亡，也不加过问。等到绵诸国内政事一塌糊涂，秦穆公这才让由余回国。由余的劝谏，受到戎王的拒绝。在秦人的规劝下，由余终於归向秦国。秦穆公以宾客之礼接待由余，和他讨论统一西方戎族的策略。穆公三十六年（前624年），秦穆公亲自率兵讨伐晋国，渡过黄河以后，将渡船全部焚毁，表示誓死克敌的决心。秦军夺得王官（今山西闻喜西）和郊。晋军不敢出战，秦军从茅津渡过黄河，到南岸崤地，在当年的战场为战死的将士堆土树立标记，然后回国。三十七年（前623年），秦军出征西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绵诸，在酒樽之下活捉了绵诸王。秦穆公乘胜前进，二十多个戎狄小国先后归服了秦国。秦国辟地千里，国界南至秦岭，西达狄道（今甘肃临洮），北至朐衍戎（今宁夏盐池），东到黄河，史称「秦穆公霸西戎」。周襄王派遣召公过带了金鼓送给秦穆公，以表示祝贺。三十九年（前621年），秦穆公死，安葬於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殉葬而死的有一百七十七人，其中包括子舆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这三人十分善良、勇武，国人对此悲痛万分，赋《黄鸟》之诗，唱道：「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意思是，青天呵，怎么将这么善良的人给殉葬了？如果可以赎命，我们宁愿出一百条命将他们换回来！秦简公（？—前400年），名叫嬴悼，秦灵公之子。在位期间曾在洛水西岸修筑长城，用以自守，史称「堑洛长城」。秦惠公是秦简公的儿子。做了十三年国君，在位的第十三年，秦对蜀国发动进攻，攻占了南郑。病死，其子秦出公继位。秦献公秦献公（？-前362），一作“元献公”。战国时秦国君。灵公之子。公元前384-前362年在位。名连，一名师隰（xí），又称公子连。初出奔于魏。秦惠公死，子出子年幼即位，由其母与宦官掌权，引起国人不满。后庶长菌改杀出子，他乘机回国，被菌改迎立即位。曾废止从死（殉葬）制度，城栎阳（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在蒲、蓝田（今陕西蓝田西）等地设县。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十年，立户籍相伍。二十一年，大破魏军于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6万，是为战国时秦对东方各国的第一次大胜。秦孝公（前381—前338）战国时秦国君。姓嬴，名渠梁。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战国时代秦国有名的一位君主。秦孝公一生中干过两件大事，其一是迁都咸阳，其二是任用商鞅变法。《过秦论》中写到“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公元前361年，仅有21岁的秦孝公正式登基。这时，秦不为各国重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他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在这一年，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卫国人商鞅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秦国，并很快受到重视。经过商鞅的两次有力的改革举措，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商鞅变法是先秦最彻底的一场变革,它取消世袭的特权，规定按军功给予爵位和田宅奴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南）迁到蔌阳（今陕西蔌阳东北），进一步实行变法。从此秦国日益富强,为后来的统一六国开辟道路。秦惠文王（公元前356年～前311年），名嬴驷，孝公之子。惠文王为太子时犯法，商鞅掌刑法，曾黥（在面上刺字）其师以辱之。故孝公一死，惠文王即位，就将商鞅车裂，然而他并未废除商鞅之法。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任用贤能，推行法制，并不断向外拓展领土。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命大良造（战国初秦国的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打败魏军，不久，魏尽献河西地于秦。秦以黄河、函谷关为界抵御关东诸侯，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公元前325年，惠文王自称为王。公元前318年，韩、赵、燕、楚、魏五国“合纵”攻秦，被秦军打败。张仪又游说（shuì）拆散齐、楚联盟，秦乘机打败楚军，占领汉中。在对关中六国作战取胜后，秦惠文王采用大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出兵灭蜀，随后又灭掉苴（jū，今四川昭化东南）和巴（国都在今重庆市嘉陵江北岸），使得秦“擅巴蜀之饶”，为以后发展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秦惠文王在位27年。死后葬于陕西咸阳市秦都区，陵墓呈覆斗形。秦武王秦武王（？—前306年），秦惠文王之子，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死，太子嬴荡即位，他就是秦武王。秦武王身高体壮，勇力超人，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置于身边。乌获和任鄙以勇猛力大闻名，秦武王就破例提拔为将，给予高秩厚禄。齐国人孟贲，力大无穷，勇冠海岱：陆行不怕虎狼，水行不避蛟龙，一人同时可制服两头野牛。听说秦武王重用天下勇士，孟西赴咸阳面见秦武王，被任用为将，与乌获、任鄙享受一样的待遇。早在秦惠文王时，张仪就入秦献计：秦军东进中原，先取韩国军事重镇、周都洛阳的门户——宜阳，以宜阳为跳板，控制东西二周和周天子，以据有九鼎为象征，挟天子而令诸侯，建立中原霸主之业。由于当时秦惠文王为巩固后方而集中兵力灭蜀，暂把张仪之计搁置一旁。秦武王即位后，已经灭蜀，后方巩固，国力正盛，秦武王欲对外征伐，自然想起了张仪前言。他对右丞相樗里疾、左丞相甘茂说：“寡人生在西戎，没有到过周都洛阳，不知中原怎样繁华。寡人渴望有一天，驾车进入周王畿游历，亲目一睹天子重器九鼎。若能如愿，死也心甘。不知二位，谁能为寡人伐宜阳，进中原?”樗里疾回答：“韩国宜阳城坚兵精，路远道险，倘若魏、赵二国出兵救宜阳，秦军孤军深入险境，一旦失利，后果不堪设想”。秦武王听了，很不高兴。这时，甘茂说：“伐韩宜阳，必先破韩魏联盟，只要魏国助秦，赵国就不可能越魏救韩，韩被孤立，宜阳城就可能被秦军攻破。”秦武王大喜，即派甘茂出使魏国。甘茂以共享伐韩之利相引诱，与魏王建立了秦魏共伐韩国的联盟。甘茂怕秦武王在伐宜阳期间，听信樗里疾之言而变卦，特派副使向寿报告武王：“魏王已经同意与秦国共伐韩国。虽然得到魏国支持，还是不伐宜阳为好。”武王听了，很不理解，亲自赶到息壤召见甘茂，问甘茂为何改变伐韩计划。甘茂说：“宜阳城池坚固，兵精粮足。秦军冒千里之险攻宜阳，决非短时能够凑效。如果攻宜阳时间延长，必然有人在大王面前诽谤，大王听信小人之言，臣攻宜阳不仅失败，还要身败名裂。”武王坚定地说：“寡人不听小人之言，愿与你定息壤之盟，为你解后顾之忧。”于是君臣当面签订盟约。接着以甘茂为大将，领兵五万伐宜阳。甘茂攻宜阳，长达五个月，没有见效。这时，右丞相樗里疾对武王说：“秦军攻打宜阳城已经五个月，精疲力尽，锐气大丧，再挺下去，恐怕形势要发生变化，不如班师为好。”武王听了，就派人召甘茂班师回朝。甘茂写信一封，让来人带给武王。武王拆信一看，只有“息壤”二字，恍然大悟。于是派出五万援兵，令乌获带领往助甘茂。甘茂得到生力军，兵力大增，遂以乌获为先锋，击退韩国援兵，攻陷了宜阳孤城，斩杀韩军七万人。韩国元气大丧，急忙向秦国求和。秦军占领宜阳，周都洛阳门户洞开。秦武王亲率任鄙、孟贲精兵强将大举进攻洛阳。周天子无力抵御，只好出迎秦军。秦武王直奔周室太庙，往观九鼎。只见九个宝鼎一字排列在殿堂之内。这九鼎本是大禹收取天下九州的贡金铸成，每鼎代表一州，共有荆、梁、雍、豫、徐、青、扬、兖、冀九州，上刻本州山川人物、土地贡赋之数。武王逐个审视，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鼎有人举过吗?”守鼎人回答：“自从有鼎以来，没有听说也没有人见过举鼎，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武王问任鄙、孟贲二将：“两个人，能举起吗?”任鄙知道武王恃力好胜，婉言辞谢：“臣只能举百钧之物。这鼎重千钧，臣不能胜任。”盂贲伸出两臂走到鼎前，说：“让臣试举，若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罢，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鼎离地面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盂贲感到一阵晕眩，站立不住，幸被左右拉住，没有倒庄地上。武王看了发笑：“你能把鼎举高地面，寡人还不如你吗?”任鄙劝道：“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试力”。武王固执不听，卸下锦袍王带，束紧腰带，大踏步上前，任鄙拉着武王苦苦劝阻，武王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任鄙不敢再劝。武王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贲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于是，深吸一口气，使出乎生力气，喝声：“起!”。鼎被举起半尺，武王接着移动左脚，不料右脚独力难支，身子一歪，鼎落地面，正砸到右脚上，武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众人慌忙上前，把鼎搬开，只见武王右脚足骨被压碎，鲜血流了一滩。等到太医赶来，武王已昏迷不省人事，仍然自言自语；“心愿已了，虽死无恨。”入夜，武王气绝而薨。周赧王闻报大惊，亲往哭吊。右丞相樗里疾护棺回咸阳，立武王异母弟赢稷为王，是为秦昭襄王。安葬之后，樗里疾追究责任，将孟贲五马分尸，诛灭其族；奖励任鄙劝谏之能，升为汉中太守；同时谏议秦昭襄王，追究甘茂耸恿武王入周观鼎之罪。甘茂听到风声，害怕治罪而逃到魏国，至死不敢还秦。

秦朝的法律有多苛刻

透过两千多年厚重的历史尘埃，秦王朝留下的“苛政”符号，随着秦简的发掘有了另一层解读--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秦帝国小官吏的法律片段

秦王政三十二年，在帝国的一座叫迁陵的县城，人们刚开始一天劳作。一个叫昌的人是这里的最高长官。每天，官吏们都要经手大量公文，按秦制，凡在此地处理过的文件，都要仔细抄写备份，建立档案，以便查验。负责抄写档案的是一些专门的写手，在每份档案后，都注有他们的名字。

这天，隶属于迁陵县启陵乡的乡长夫正在向自己上级写一封推荐信，在信中他提到乡里缺少一个里长和一名邮差。这封信在正月戊寅朔甲午发往县城，送到昌的面前。4天后，夫收到了县长昌的回信，请求被驳回，更为严重的是，昌回信的口气十分严厉。

夫和昌是服务于秦帝国的两个普通官吏，他们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的公元2002年，年轻的古文献专家张春龙，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张春龙还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迹象:负责递送这封公文的人，竟是一个有罪的女人。秦代的很多邮人平时在驿站旁照常劳作，一旦有重要信件便立刻出发。他们的足迹编织成维系帝国统一的严密网络。

这批秦简总共3.6万多枚，源源不断地从湖南湘西古城里耶的井下发掘出。简上的文字达数十万字，全部是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官署档案。里耶秦简基本是秦朝的档案资料，涉及到法律的内容非常少，张春龙告诉记者，“有一些讲到处理案件的结果，但没有法律条文本身和犯罪的过程”。

但是为数不多的关于法律的记载，却相当有趣味。比如有十几条里耶秦简，“详细记录了不同官员的捕鼠数量，某人捕鼠七只、某人十只、某人三只”。张春龙说，“一开始我们对这些记载大惑不解，对照1975年云梦出土的秦律后就明白了，仓库保管制度非常严格”。秦律规定，仓库物资的保管责任重大，仓库的墙垣要高，闲人不准靠近它，不是主管官吏不准入内。要悉心管理，要“慎守为敬”。违背这些规定，或发生火灾，或损败了物资的，“官吏有重罪”。捕鼠则属于防止物资损败的行为。

12连简是张春龙的又一发现。在昏暗的井下，沾满泥土的一组12枚简紧紧地连在一起，其上文字详细记载秦始皇时阳陵县12人，因为过错被罚款又无力缴纳的事情，他们跋涉千里来戍守洞庭郡。由阳陵县各乡里到洞庭郡，这12个在洞庭郡服役的人，遇到老家的政府人员来催债，一级一级的政府官员都记下了他们处理这些事情的经过和时间。最后，洞庭郡的长官做结论，还是当依法办事，并署上，“以洞庭司马印行事”。

张春龙感慨地说，秦时官吏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今人感叹，“每个人罚款的数额非常具体，最多一人欠债一万七千多钱”。对照云梦出土的秦律，无力缴纳罚款的人，在政府部门干活一天，如果自备伙食，得8个钱，如果不备伙食，一天6个钱。在里耶秦简中记载的案例处罚结果，“绝大部分跟经济相关，比如缴纳罚款，跨地区地大规模调动人员和物资，把咸阳附近的人发送到湖南、湖北等地服役，又把这些地方的物资送往咸阳等等”。

而这些案件处理结果，与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相对照，就使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又一次生动再现。秦律第一次现身，不得不归功于秦代另一个小人物“喜”。在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以前，关于秦代历史的研究，只能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及卫宏的《汉旧仪》。而“喜”最为重要的角色--秦朝县级的法律官员，兢兢业业的他在墓葬里留下了大量的秦国法典内容。

“喜”长眠在湖北云梦，据历史学家李学勤推测，“他可能是南郡长大的秦人”，这里地势高眺，形如卧虎。楚国令尹斗彀於菟出生后被郧夫人弃于梦中，一只老虎卧于此地，给斗彀於菟喂奶，于是此地被称为睡虎地。1975年12月，震惊世界的云梦秦简就是由“喜”的墓葬向世人揭开。“我们开了棺之后，除了他的尸骨以外全部都是简，头枕的也是简，头两边也是简，身上是简，手里还按着简，脚底下还是简。”

正是从墓中的法律条文得知，秦代对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明法律令”，这样才能做到“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作为秦始皇三十年以前的一位县级官佐，“喜”也像秦代其他官吏一样，必须把自己所在部门用律抄录下来，并且熟记;所有官吏，每年年末都必须到御史(专管律令文书的官吏)那里核对律令。官吏是执法者，故知法是第一要务。秦代提倡做好官，认为为官者不忠、不智、不廉都是大罪，均受法律约束。

云梦出土的秦简经专家研究整理，共归纳为《编年纪》、《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率》、《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治狱程式》、《为吏之道》等8种。主要是关于秦的统一战争，法律制度、秦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秦律十八种》、《效率》、《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治狱程式》等更是提供了秦代大量的法律条文、案例和法律解释。

耕战的法律需求

在云梦秦简出土前，秦律被描述为“繁似秋荼、密如凝脂”。司马迁记载荆轲刺秦王，荆轲手持匕首追着秦王在朝堂围着柱子跑，殿上的武士只能高声叫喊，却不敢上殿。因为秦律严格规定，没有秦王命令不准上殿。秦国制度的严苛，也由此可见。参与云梦秦简发掘和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陈抗生说，西汉初年的儒生们，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对前朝全盘否定，这里边既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这些评论性的东西，遮蔽了史实本身。秦律的出土，让人感受到秦制度并不是后人所说的苛政，而是“秦代有法可依、执法甚严，秦法于吏于民都有绝对权威”。

云梦秦简记录了战国末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制度思想。在这些记录中，并没有公开提倡法家“轻罪重罚”和“以刑去刑”之类的原则。陈抗生说，秦律确实严厉，“但并没有崇尚暴力，并不完全是严刑酷法、草菅人命的法家风格”。

从更广泛的历史时空来看，云梦秦简以详尽的史料记录了秦国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推行。在国家对土地租税合一的同时，又根据军功爵位奖励土地，从而使个人对土地也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军爵制的推行，是耕战政策的需要，也是推进战争的需要，土地私有制与国家授田制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1975年，展现在专家面前的这1000多枚竹简上，清清楚楚记载着秦人法律方面的各种规定。竹简上有这样一些内容:士兵不许冒领军粮，违者戍边两年;私自买卖军粮的士兵，同样要受到惩罚。法律还规定:在饮食上，军官的待遇与士兵不同。喜抄写的竹简最终提供了答案:在秦国，军粮是由国家统一供应的。

秦军征伐楚国时，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兵力。可以想象，在楚地广袤的战场上，旌旗招展、人喊马嘶，到处都是安营扎寨的部队。为了供应60万人马每日的消耗，后方运送粮草的车辆连绵不绝。

根据史书记载:一个士兵每月的口粮大概在40斤左右，秦国灭楚，战争打了将近两年时间，需要的粮食至少在50万吨以上。连年负担如此沉重的军粮生产，可以推想，没有空前发达的农业，根本就无法保障这种规模的战争。

幸运的是，“喜”抄写的1000多枚竹简，为我们了解秦国的农业提供了线索。这些法律条文清清楚楚地显示:两千多年前，秦人是如何管理农业的。

播种时，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田律还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遇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

国家用法律来保障所有农户都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耕种。国家对耕作的管理，竟能具体到如此程度。

春秋战国时期，牛开始代替人力耕田，它的意义在当时绝不亚于现代农业中用拖拉机代替耕牛。因此，牛的地位在秦国的耕战国策中至关重要。

竹简上说: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在牲畜繁殖方面，“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如果十头成年母羊，四头不生育，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惩处。法律史专家陈抗生说，“这些法律条文读起来让人挺感动，国家对生产的管理如此条理分明”。

法律还规定:农户归还官府的铁农具，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而破旧不堪的，可以不用赔偿，但原物得收下。

这种农业生产的法律规定，从云梦秦简中，还渗透到各种秦代的考核制度中，给人深刻印象。陈抗生说，“从考核制度经常化和细化，可见当时法律的严格和管理水平之高”。比如，秦人对工程、手工产品、漆园和采矿冶炼等的考核十分严格，对落后者要实行责罚，连续三年落后者，更加重责罚。这样一个团体，上至主管官吏、县令、县丞，既然福祸与共，就必须同舟共济。《秦律杂抄》中的规定又有相当的合理性，“比赛落后而经济上未造成损失的，虽也因其无能而废其官职，却并不给与经济上的制裁”。

法律密网下的臣民生活

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秦人的生活是否如《史记》所说“赭衣半道”(走在路上，有一半的人都是穿着粗麻做的赭衣囚徒)呢？而“劓鼻盈累，断足盈车，举河以东，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的说法又是否夸张呢？

虽然有了湖北云梦、湖南里耶等地的秦简发掘，在这些文字资料上，今人想一窥秦人的生活状态，似乎依旧困难。在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秦朝以相当理性的方式，留给后世“制度大于人”的强烈印象。

而据史料记载，秦人并非自古就有法治观念，商鞅变法初期，老百姓并不愿理会与以往习俗相悖的律令。商鞅就心生一计，他在咸阳的西门口立了一个大木头，张贴一个告示，许诺谁把这根木头从西门搬到东门，就赏金一千。有壮汉移木，商鞅兑现自己的诺言，一诺千金，变法乃成。

《云梦秦简·语书》中说:对私斗、拾遗、私徙、游食、非时砍伐林木，还有投为匿名信、巫蛊、户籍报不实，向大街抛秽物、灰烬等各种不良行为，均视为犯罪，官吏“知而不举”，甚而“养匿邪僻之民”，就要严加追究，严加管束。

于是生活在秦代的人们，每个人都好似国家高速运转机器的一环，必须全力以赴跟上节奏。对于秦人来说，只有农业生产成绩突出和战功卓著，才能造就自己上升的途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巴地一个叫做“清”的寡妇，因为开矿有功，财富积累迅速，“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一个偏远地方的寡妇，勤劳致富，在奖励生产的秦朝备受赞誉。

这种以生产为重的思想，也体现在了法律制度上。自商鞅变法起，秦对全国的经济实行严格的控制，并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提到的秦法规有30多种，其中经济法规就有11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关于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收和土地分配的《田律》;关于粮草、甲兵、财帛等物品管理的《仓律》;关于管理畜牧业生产的《厩苑律》;关于府藏管理的《藏律》;关于官营手工业的《工律》;关于调度手工业劳动者的《均工律》等等。

而与常人想象的动辄酷刑的惩罚不同，“睡简”中记载的刑罚种类，远比殷、周文明。对此专门做过研究的陈抗生说，云梦秦简中记载的死刑案例仅5起，判处死刑的行为有“誉敌而恐众”者、唆使少年人犯罪、亲兄妹私通等几例。其他多半是“赀罪”，也就是一种经济惩罚，“赀”的东西一般分四类，赀甲、赀盾、赀钱和赀徭役。甲、盾都是保证国家战争时武器之用，徭役保证大量的劳动力，可见秦朝的法律惩戒，最终都会以保证充足的生产力为前提。

对囚犯的惩处，“也多以不使囚犯丧失劳动力为标准”。比如从用刑的种类来看，赀:罚款，通常以甲、盾的价值来计量，或用罚劳作、罚戍边来冲替。偷采人桑叶不值一钱，“赀徭三旬”，是用30天的强迫劳动来充罚。交不出钱者，还有用“赀戍”，即以限期守边来充罚。赎:用出钱的办法来赎已判之刑。也可以用服劳役、守边来折算。耐:又称“完”，剃去胡须、鬓毛以羞辱之，但保存头发。髡:剃光头发，重于耐刑。黥:墨刑，额上刺墨痕。笞:鞭打责辱。秦人生活在严密的法网之下，无论官吏或黔首(百姓)，都受到明确约束。

在云梦秦简《治狱》里，对审讯官吏也提出律令要求，“严刑逼供是不提倡的”:审理案件，能根据记录的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最好的;施行拷打，不好;恐吓犯人，是失败。

“审讯案件，必须先听完口供并加以记录，使受讯者各自陈述，虽然明知是欺骗，也不要马上诘问。供词已记录完毕而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于是对应加诘问的问题进行诘问。诘问的时候，又把其辩解的话记录下来，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不清楚的问题，继续进行诘问。诘问到犯人辞穷，多次欺骗，还改变口供，拒不服罪，依法应当拷打的，就施行拷打。”

当然，今天看来秦律仍然有诸多“残暴”之处，比如光是死刑的执行方法，就有20多种。连坐原则，即一人犯罪，全家、亲属、邻里或其他有关系的人一同株连受罚，通过此种严酷方式控制百姓。

秦选择的法治路径

秦国自战国中期孝公用商鞅变法后，国力日渐强盛。孝公死后，商鞅被政敌诬陷而遭车裂。《韩非子·定法》提到:“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章太炎在《商鞅》一文中所言，“法者”，“制度之大名”。商鞅变法，是实行****，其中包括法律制度。他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口号，认为效法古代则落后于时代，保守现状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从历史观上为法家变法革新和实行“法治”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陈抗生说，中国政治思想开始与法治思想走到一起，秦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自秦孝公死后，中经惠王、武王、昭王等，及至秦二世亡国，历时130余年。其中为丞相、相国者，有张仪、樗里子、甘茂……吕不韦、李斯、赵高等人，他们来历不同，政治主张也不尽一致，虽然不能说法家在当时是统治地位，但是从秦孝公以来的制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包括律令在内的法律得到发展，秦法已经是总结前代的法律令而来，相当成熟全面。

秦始皇更是坚持“明法度，定律令”，通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等手段，建立了“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陈抗生提到，后代评说给秦始皇留下“焚书坑儒”的骂名，而对历史学家来说，真实的秦始皇除了李斯以法家思想影响他以外，五德始终说和神仙方术之士也十分受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由此可见秦始皇与儒生的亲密关系。直至始皇晚年，朝中至少还有存着歧见的“博士七十人”。秦始皇于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曾遭到长子扶苏的反对，说明儒家思想直至秦始皇晚年，仍然对秦的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秦朝颁发给官吏的条文，《为吏之道》好似一个“大拼盘”--结合了儒、法、道、墨等各种思想。“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在司法制度上，“汉承秦律”，秦律为后世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秦朝已建立完备的中央、地方司法组织体制。在诉讼形式上根据诉讼人在案件中的地位，分为纠举和告劾两种，类似于现代的公诉与私诉之分。私诉又根据家庭伦理观念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审判过程除重口供外，也注意收集证人证言和物证，并对刑讯逼供有所限制。《封诊式》中载有许多勘验调查笔录，即“爰书”，表现出对证据的注重和法医检验、司法鉴定技术水平的高超。秦律还有关于判决及上诉即“读鞫”、“乞鞫”制度以及有关法官责任的细密规定，其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比较发达和完备。秦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耕、奖励战功的制度，得到法律明确保护。“这些都是秦律留给后世的积极因素。”

秦律刑罚原则中的刑事责任年龄、累犯加重处罚的原则、集团犯罪加重处罚原则、自首减刑原则、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的原则，让人惊叹两千年前法律的完备。

只是到了秦二世，赵高专政，李斯为了自保，也贯彻重刑主义，强调深督轻罪。他认为君主只有使用烦苛的刑罚来监督臣民，才能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威，就没有人敢欺君犯上了。李斯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对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君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为明主而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陈抗生说，韩非用刑以止刑，而李斯为重刑而用重刑，基本背离了法家的初衷，于秦始皇时期的法治相去甚远。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要以秦王朝后期走向末途的暴政，来想象整个秦王朝的制度。从秦律里边探索它必然强大的原因，或许对于我们更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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