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地区养牛政策最新？秦朝的法律有多苛刻

其实咸阳地区养牛政策最新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秦朝的法律有多苛刻，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咸阳地区养牛政策最新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秦朝的法律有多苛刻

透过两千多年厚重的历史尘埃，秦王朝留下的“苛政”符号，随着秦简的发掘有了另一层解读--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秦帝国小官吏的法律片段

秦王政三十二年，在帝国的一座叫迁陵的县城，人们刚开始一天劳作。一个叫昌的人是这里的最高长官。每天，官吏们都要经手大量公文，按秦制，凡在此地处理过的文件，都要仔细抄写备份，建立档案，以便查验。负责抄写档案的是一些专门的写手，在每份档案后，都注有他们的名字。

这天，隶属于迁陵县启陵乡的乡长夫正在向自己上级写一封推荐信，在信中他提到乡里缺少一个里长和一名邮差。这封信在正月戊寅朔甲午发往县城，送到昌的面前。4天后，夫收到了县长昌的回信，请求被驳回，更为严重的是，昌回信的口气十分严厉。

夫和昌是服务于秦帝国的两个普通官吏，他们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的公元2002年，年轻的古文献专家张春龙，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张春龙还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迹象:负责递送这封公文的人，竟是一个有罪的女人。秦代的很多邮人平时在驿站旁照常劳作，一旦有重要信件便立刻出发。他们的足迹编织成维系帝国统一的严密网络。

这批秦简总共3.6万多枚，源源不断地从湖南湘西古城里耶的井下发掘出。简上的文字达数十万字，全部是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官署档案。里耶秦简基本是秦朝的档案资料，涉及到法律的内容非常少，张春龙告诉记者，“有一些讲到处理案件的结果，但没有法律条文本身和犯罪的过程”。

但是为数不多的关于法律的记载，却相当有趣味。比如有十几条里耶秦简，“详细记录了不同官员的捕鼠数量，某人捕鼠七只、某人十只、某人三只”。张春龙说，“一开始我们对这些记载大惑不解，对照1975年云梦出土的秦律后就明白了，仓库保管制度非常严格”。秦律规定，仓库物资的保管责任重大，仓库的墙垣要高，闲人不准靠近它，不是主管官吏不准入内。要悉心管理，要“慎守为敬”。违背这些规定，或发生火灾，或损败了物资的，“官吏有重罪”。捕鼠则属于防止物资损败的行为。

12连简是张春龙的又一发现。在昏暗的井下，沾满泥土的一组12枚简紧紧地连在一起，其上文字详细记载秦始皇时阳陵县12人，因为过错被罚款又无力缴纳的事情，他们跋涉千里来戍守洞庭郡。由阳陵县各乡里到洞庭郡，这12个在洞庭郡服役的人，遇到老家的政府人员来催债，一级一级的政府官员都记下了他们处理这些事情的经过和时间。最后，洞庭郡的长官做结论，还是当依法办事，并署上，“以洞庭司马印行事”。

张春龙感慨地说，秦时官吏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今人感叹，“每个人罚款的数额非常具体，最多一人欠债一万七千多钱”。对照云梦出土的秦律，无力缴纳罚款的人，在政府部门干活一天，如果自备伙食，得8个钱，如果不备伙食，一天6个钱。在里耶秦简中记载的案例处罚结果，“绝大部分跟经济相关，比如缴纳罚款，跨地区地大规模调动人员和物资，把咸阳附近的人发送到湖南、湖北等地服役，又把这些地方的物资送往咸阳等等”。

而这些案件处理结果，与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相对照，就使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又一次生动再现。秦律第一次现身，不得不归功于秦代另一个小人物“喜”。在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以前，关于秦代历史的研究，只能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及卫宏的《汉旧仪》。而“喜”最为重要的角色--秦朝县级的法律官员，兢兢业业的他在墓葬里留下了大量的秦国法典内容。

“喜”长眠在湖北云梦，据历史学家李学勤推测，“他可能是南郡长大的秦人”，这里地势高眺，形如卧虎。楚国令尹斗彀於菟出生后被郧夫人弃于梦中，一只老虎卧于此地，给斗彀於菟喂奶，于是此地被称为睡虎地。1975年12月，震惊世界的云梦秦简就是由“喜”的墓葬向世人揭开。“我们开了棺之后，除了他的尸骨以外全部都是简，头枕的也是简，头两边也是简，身上是简，手里还按着简，脚底下还是简。”

正是从墓中的法律条文得知，秦代对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明法律令”，这样才能做到“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作为秦始皇三十年以前的一位县级官佐，“喜”也像秦代其他官吏一样，必须把自己所在部门用律抄录下来，并且熟记;所有官吏，每年年末都必须到御史(专管律令文书的官吏)那里核对律令。官吏是执法者，故知法是第一要务。秦代提倡做好官，认为为官者不忠、不智、不廉都是大罪，均受法律约束。

云梦出土的秦简经专家研究整理，共归纳为《编年纪》、《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率》、《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治狱程式》、《为吏之道》等8种。主要是关于秦的统一战争，法律制度、秦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秦律十八种》、《效率》、《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治狱程式》等更是提供了秦代大量的法律条文、案例和法律解释。

耕战的法律需求

在云梦秦简出土前，秦律被描述为“繁似秋荼、密如凝脂”。司马迁记载荆轲刺秦王，荆轲手持匕首追着秦王在朝堂围着柱子跑，殿上的武士只能高声叫喊，却不敢上殿。因为秦律严格规定，没有秦王命令不准上殿。秦国制度的严苛，也由此可见。参与云梦秦简发掘和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陈抗生说，西汉初年的儒生们，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对前朝全盘否定，这里边既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这些评论性的东西，遮蔽了史实本身。秦律的出土，让人感受到秦制度并不是后人所说的苛政，而是“秦代有法可依、执法甚严，秦法于吏于民都有绝对权威”。

云梦秦简记录了战国末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制度思想。在这些记录中，并没有公开提倡法家“轻罪重罚”和“以刑去刑”之类的原则。陈抗生说，秦律确实严厉，“但并没有崇尚暴力，并不完全是严刑酷法、草菅人命的法家风格”。

从更广泛的历史时空来看，云梦秦简以详尽的史料记录了秦国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推行。在国家对土地租税合一的同时，又根据军功爵位奖励土地，从而使个人对土地也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军爵制的推行，是耕战政策的需要，也是推进战争的需要，土地私有制与国家授田制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1975年，展现在专家面前的这1000多枚竹简上，清清楚楚记载着秦人法律方面的各种规定。竹简上有这样一些内容:士兵不许冒领军粮，违者戍边两年;私自买卖军粮的士兵，同样要受到惩罚。法律还规定:在饮食上，军官的待遇与士兵不同。喜抄写的竹简最终提供了答案:在秦国，军粮是由国家统一供应的。

秦军征伐楚国时，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兵力。可以想象，在楚地广袤的战场上，旌旗招展、人喊马嘶，到处都是安营扎寨的部队。为了供应60万人马每日的消耗，后方运送粮草的车辆连绵不绝。

根据史书记载:一个士兵每月的口粮大概在40斤左右，秦国灭楚，战争打了将近两年时间，需要的粮食至少在50万吨以上。连年负担如此沉重的军粮生产，可以推想，没有空前发达的农业，根本就无法保障这种规模的战争。

幸运的是，“喜”抄写的1000多枚竹简，为我们了解秦国的农业提供了线索。这些法律条文清清楚楚地显示:两千多年前，秦人是如何管理农业的。

播种时，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田律还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遇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

国家用法律来保障所有农户都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耕种。国家对耕作的管理，竟能具体到如此程度。

春秋战国时期，牛开始代替人力耕田，它的意义在当时绝不亚于现代农业中用拖拉机代替耕牛。因此，牛的地位在秦国的耕战国策中至关重要。

竹简上说: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在牲畜繁殖方面，“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如果十头成年母羊，四头不生育，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惩处。法律史专家陈抗生说，“这些法律条文读起来让人挺感动，国家对生产的管理如此条理分明”。

法律还规定:农户归还官府的铁农具，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而破旧不堪的，可以不用赔偿，但原物得收下。

这种农业生产的法律规定，从云梦秦简中，还渗透到各种秦代的考核制度中，给人深刻印象。陈抗生说，“从考核制度经常化和细化，可见当时法律的严格和管理水平之高”。比如，秦人对工程、手工产品、漆园和采矿冶炼等的考核十分严格，对落后者要实行责罚，连续三年落后者，更加重责罚。这样一个团体，上至主管官吏、县令、县丞，既然福祸与共，就必须同舟共济。《秦律杂抄》中的规定又有相当的合理性，“比赛落后而经济上未造成损失的，虽也因其无能而废其官职，却并不给与经济上的制裁”。

法律密网下的臣民生活

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秦人的生活是否如《史记》所说“赭衣半道”(走在路上，有一半的人都是穿着粗麻做的赭衣囚徒)呢？而“劓鼻盈累，断足盈车，举河以东，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的说法又是否夸张呢？

虽然有了湖北云梦、湖南里耶等地的秦简发掘，在这些文字资料上，今人想一窥秦人的生活状态，似乎依旧困难。在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秦朝以相当理性的方式，留给后世“制度大于人”的强烈印象。

而据史料记载，秦人并非自古就有法治观念，商鞅变法初期，老百姓并不愿理会与以往习俗相悖的律令。商鞅就心生一计，他在咸阳的西门口立了一个大木头，张贴一个告示，许诺谁把这根木头从西门搬到东门，就赏金一千。有壮汉移木，商鞅兑现自己的诺言，一诺千金，变法乃成。

《云梦秦简·语书》中说:对私斗、拾遗、私徙、游食、非时砍伐林木，还有投为匿名信、巫蛊、户籍报不实，向大街抛秽物、灰烬等各种不良行为，均视为犯罪，官吏“知而不举”，甚而“养匿邪僻之民”，就要严加追究，严加管束。

于是生活在秦代的人们，每个人都好似国家高速运转机器的一环，必须全力以赴跟上节奏。对于秦人来说，只有农业生产成绩突出和战功卓著，才能造就自己上升的途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巴地一个叫做“清”的寡妇，因为开矿有功，财富积累迅速，“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一个偏远地方的寡妇，勤劳致富，在奖励生产的秦朝备受赞誉。

这种以生产为重的思想，也体现在了法律制度上。自商鞅变法起，秦对全国的经济实行严格的控制，并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提到的秦法规有30多种，其中经济法规就有11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关于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收和土地分配的《田律》;关于粮草、甲兵、财帛等物品管理的《仓律》;关于管理畜牧业生产的《厩苑律》;关于府藏管理的《藏律》;关于官营手工业的《工律》;关于调度手工业劳动者的《均工律》等等。

而与常人想象的动辄酷刑的惩罚不同，“睡简”中记载的刑罚种类，远比殷、周文明。对此专门做过研究的陈抗生说，云梦秦简中记载的死刑案例仅5起，判处死刑的行为有“誉敌而恐众”者、唆使少年人犯罪、亲兄妹私通等几例。其他多半是“赀罪”，也就是一种经济惩罚，“赀”的东西一般分四类，赀甲、赀盾、赀钱和赀徭役。甲、盾都是保证国家战争时武器之用，徭役保证大量的劳动力，可见秦朝的法律惩戒，最终都会以保证充足的生产力为前提。

对囚犯的惩处，“也多以不使囚犯丧失劳动力为标准”。比如从用刑的种类来看，赀:罚款，通常以甲、盾的价值来计量，或用罚劳作、罚戍边来冲替。偷采人桑叶不值一钱，“赀徭三旬”，是用30天的强迫劳动来充罚。交不出钱者，还有用“赀戍”，即以限期守边来充罚。赎:用出钱的办法来赎已判之刑。也可以用服劳役、守边来折算。耐:又称“完”，剃去胡须、鬓毛以羞辱之，但保存头发。髡:剃光头发，重于耐刑。黥:墨刑，额上刺墨痕。笞:鞭打责辱。秦人生活在严密的法网之下，无论官吏或黔首(百姓)，都受到明确约束。

在云梦秦简《治狱》里，对审讯官吏也提出律令要求，“严刑逼供是不提倡的”:审理案件，能根据记录的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最好的;施行拷打，不好;恐吓犯人，是失败。

“审讯案件，必须先听完口供并加以记录，使受讯者各自陈述，虽然明知是欺骗，也不要马上诘问。供词已记录完毕而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于是对应加诘问的问题进行诘问。诘问的时候，又把其辩解的话记录下来，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不清楚的问题，继续进行诘问。诘问到犯人辞穷，多次欺骗，还改变口供，拒不服罪，依法应当拷打的，就施行拷打。”

当然，今天看来秦律仍然有诸多“残暴”之处，比如光是死刑的执行方法，就有20多种。连坐原则，即一人犯罪，全家、亲属、邻里或其他有关系的人一同株连受罚，通过此种严酷方式控制百姓。

秦选择的法治路径

秦国自战国中期孝公用商鞅变法后，国力日渐强盛。孝公死后，商鞅被政敌诬陷而遭车裂。《韩非子·定法》提到:“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章太炎在《商鞅》一文中所言，“法者”，“制度之大名”。商鞅变法，是实行****，其中包括法律制度。他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口号，认为效法古代则落后于时代，保守现状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从历史观上为法家变法革新和实行“法治”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陈抗生说，中国政治思想开始与法治思想走到一起，秦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自秦孝公死后，中经惠王、武王、昭王等，及至秦二世亡国，历时130余年。其中为丞相、相国者，有张仪、樗里子、甘茂……吕不韦、李斯、赵高等人，他们来历不同，政治主张也不尽一致，虽然不能说法家在当时是统治地位，但是从秦孝公以来的制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包括律令在内的法律得到发展，秦法已经是总结前代的法律令而来，相当成熟全面。

秦始皇更是坚持“明法度，定律令”，通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等手段，建立了“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陈抗生提到，后代评说给秦始皇留下“焚书坑儒”的骂名，而对历史学家来说，真实的秦始皇除了李斯以法家思想影响他以外，五德始终说和神仙方术之士也十分受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由此可见秦始皇与儒生的亲密关系。直至始皇晚年，朝中至少还有存着歧见的“博士七十人”。秦始皇于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曾遭到长子扶苏的反对，说明儒家思想直至秦始皇晚年，仍然对秦的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秦朝颁发给官吏的条文，《为吏之道》好似一个“大拼盘”--结合了儒、法、道、墨等各种思想。“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在司法制度上，“汉承秦律”，秦律为后世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秦朝已建立完备的中央、地方司法组织体制。在诉讼形式上根据诉讼人在案件中的地位，分为纠举和告劾两种，类似于现代的公诉与私诉之分。私诉又根据家庭伦理观念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审判过程除重口供外，也注意收集证人证言和物证，并对刑讯逼供有所限制。《封诊式》中载有许多勘验调查笔录，即“爰书”，表现出对证据的注重和法医检验、司法鉴定技术水平的高超。秦律还有关于判决及上诉即“读鞫”、“乞鞫”制度以及有关法官责任的细密规定，其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比较发达和完备。秦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耕、奖励战功的制度，得到法律明确保护。“这些都是秦律留给后世的积极因素。”

秦律刑罚原则中的刑事责任年龄、累犯加重处罚的原则、集团犯罪加重处罚原则、自首减刑原则、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的原则，让人惊叹两千年前法律的完备。

只是到了秦二世，赵高专政，李斯为了自保，也贯彻重刑主义，强调深督轻罪。他认为君主只有使用烦苛的刑罚来监督臣民，才能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威，就没有人敢欺君犯上了。李斯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对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君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为明主而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陈抗生说，韩非用刑以止刑，而李斯为重刑而用重刑，基本背离了法家的初衷，于秦始皇时期的法治相去甚远。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要以秦王朝后期走向末途的暴政，来想象整个秦王朝的制度。从秦律里边探索它必然强大的原因，或许对于我们更有借鉴意义”。

诸葛亮真那么厉害吗

（公元181年）诸葛亮出生在徐州琅琊郡阳都县的一个官宦家庭。诸葛亮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父亲诸葛珪娶章氏为妻，生有三男两女。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钧。在大哥之后，诸葛亮还有两个姐姐。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年轻时重点研究儒家经典，以孝顺而闻名。后来他避乱江东而被孙权重用，并逐步升迁到东吴的最高军事职务———大将军。诸葛亮的弟弟诸葛钧史书上记载甚少，只说他一直追随诸葛亮，后来当过蜀国的长水校尉。诸葛亮有一位堂弟，名叫诸葛诞。他在魏国出任军政要职，位极人臣。诸葛家族在这一时期，不仅仅英才辈出，而且他们在三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中都执掌权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而他们中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诸葛亮。

诸葛亮的童年甚至于他的一生都是极其坎坷的。他很小时，父母亲就先后离开了人世。之后，他们兄妹几个被叔叔诸葛玄的好友刘表抚养成人。诸葛亮从小受到了系统的儒学训练。当这位青年学子17岁时决定自立，他在离襄阳城外不远的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半耕半读。他居住在襄阳的隆中，读了许多书。首先他读过儒家著作。比如：《诗》、《书》、《礼记》、《春秋》等。其次，他还读过兵家的书，如《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等。特别是诸葛亮著名的八阵图，更是研习前人的军事著作后演化而来的。诸葛亮只是吸取这些学说的营养，却不盲目迷信这些学说。他曾经这样评价诸子百家：“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在荆州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有襄阳著名的学术领袖、大师级的人物庞德公、大学者司马徽和黄承彦。其中特别是黄承彦很欣赏诸葛亮的人品和学识。有一天他突然对诸葛亮说，我有一位丑女儿，头发黄、脸上黑，不过她的才干倒是与你相配。诸葛亮听后居然同意了这门婚事。可能她确实不算漂亮，但是诸葛亮择妻看重的是她的才干，而不是她的外貌。这正是诸葛亮的人品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人们评价诸葛亮说他性情“高逸超群”。据传说，他们夫妇婚后的生活很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后，一直南征北战，黄月英在家里辛勤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传说这位女士还绝顶聪明，她发明了一个会磨面的木头机械人，后来，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就是在黄月英的帮助下发明的。尽管黄月英既聪明又贤惠，但她毕竟长得有点难看。古往今来，总有不少人替诸葛亮感到遗憾。不过,在黄月英的家乡湖北襄樊，当地人为这位才女修建的庙宇里，她可一点也不难看，当地还有关于她的动人故事。

尽管荆州境内卧虎藏龙，但荆州牧刘表却从来没有看出诸葛亮是个人才。可能在他的眼里，诸葛亮只是好友诸葛玄那个可怜的侄儿。即使他听说庞德公这样的德高望重者都称诸葛亮为“卧龙”，他也不会相信。毕竟，那需要眼光。《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刘表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这就是为什么荆州境内人才济济，而刘表却无所建树的重要原因。

古往今来，一直有很多人不明白，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奔曹操？在政治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政治优势。在实力上，他统一了北方，兵多将广、钱粮充足。在个人能力上，他堪称雄才大略，当时的政治家无人与他相比。特别是在对待人才方面，曹操求贤若渴，三次颁布“求贤令”，广纳天下贤才。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有着双重面孔的人，性格很复杂。起初，他有匡扶汉室的志向与抱负，后来他又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并最终做到了这一点。曹操在看到民众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时，他会伤心落泪，并出台政策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安定社会。但是他也会因为父亲之死而迁怒他人，大肆屠杀几十万无辜百姓。对待人才方面，他既可以连袜子也来不及穿就跑出去欢迎人才来访，也会因一些小事而翻脸无情，杀害跟随自己多年的老朋友。诸葛亮是绝对不会喜欢曹操的。这与他的政治理念有密切关系。史书上历来把曹操与王莽并称，可见其人品的低下。对这种人，诸葛亮只想除之而后快，而绝对不可能为曹操效力。

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奔孙权呢？史书上记载，赤壁大战前，刘备派诸葛亮去东吴说服孙权联合抗曹。当时东吴的大臣张昭想留下诸葛亮，被他婉言谢绝。后来有人问起其中的原因。诸葛亮说：“孙权当然是人中豪杰，但是我看以他的度量，他有可能会对我很好，但不会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不能留下。”这是诸葛亮已经投靠刘备以后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使孙权能对诸葛亮言听计从，他也不会背叛刘备而依附孙权。

诸葛亮后来在他著名的《诫子书》中有一句千古流传的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可是，一个人胸怀雄心壮志，而又报效无门的时候，要真正做到“淡泊、宁静”是很难的。诸葛亮于夜深人静的时候“抱膝长啸”，可见他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也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普通人，而不是《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那个半人半神的超人。

关于“三顾茅庐”的故事，《三国演义》写得非常精彩。在最终见到诸葛亮之前，小说作了长长的铺垫。说刘备如何带着关羽和张飞二人，如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去拜访；又如何一次二次没有见到诸葛亮而只见到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第三次去诸葛亮又如何小睡片刻而让刘、关、张三人等了老半天才见上面等等。这些编撰的故事除了渲染刘备的礼贤下士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众星捧月”般一步步推出神仙人物诸葛亮来。但在权威的历史书《三国志》中，上述内容都没有记载，关于这一段，书中只有五个字“凡三往，乃见”。所以后人评价《三国志》：惜墨如金、过于简略。

见到诸葛亮之后，《三国演义》又对这位主角进行了一番外貌描述：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有时坐一辆四轮小车。生活在明代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距离三国时期已有一千多年，他的描述有何依据呢？晋朝的裴启在他所写的一本名叫《语林》的书中，记载了诸葛亮外貌。书中说，诸葛亮和司马懿在五丈原对峙时，司马懿曾经派人偷偷地观察过诸葛亮。那人报告说，诸葛亮坐一辆未加装饰的小车，头戴葛布做的头巾，手持白羽扇，指挥三军。司马懿听后长叹一声，说，诸葛亮真名士也！这是魏晋南北朝的文献中对诸葛亮外貌特征惟一的记载。它可能就是罗贯中塑造诸葛亮外貌特征的依据。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三国演义》中老把张飞描写成为一个性情暴躁，不通文墨的大老粗。其实这与历史有很大的出入。史书记载说张飞是一个富家子弟，字写得很好，平生还有一大嗜好，就是爱画美女。当然，他的武艺也很好。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跟随刘备出山后，刘备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诸葛亮，还任命他为军师。后来曹操大军南下征讨荆州，诸葛亮首次指挥刘备军队就取得“火烧博望坡”的胜利，继而又取得“火烧新野”的胜利。可惜，历史完全不是如此。诸葛亮出山后，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刘备任命他为军师。实际上，那时军队里也没有这样的职务。刘备驻扎新野，自己尚且寄人篱下，哪能给诸葛亮什么样的官职呢？他只是作为一个宾客，为刘备参谋军事而已。诸葛亮真正开始有职务，是在赤壁大战以后，刘备逐渐夺取了荆州的一些地盘，自己做了荆州牧以后，才任命诸葛亮做了个“军师中郎将”。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没有任何职务，不可能指挥刘备的军队，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火烧博望坡”和“火烧新野”了。

据史书记载，即便是赤壁大战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也从未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率领过任何一支军队。诸葛亮之所以伟大，并非一开始就被委以重任，然后一帆风顺、捷报频传。恰恰相反，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从事一些并不显眼的基层工作，而且把它们做得很好，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来赢得刘备和大家的尊重，最终担负起蜀国丞相的重要职务。

诸葛亮出使东吴结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刘备帐下确实没什么文臣，还有就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正效力于东吴。三国演义中写到诸葛亮一到东吴就遭到东吴以张昭为首的众谋士刁难，但是历史上不是这样的，张昭已经是当世名士没有必要和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争得面红耳赤，还有就是智激周瑜，三国演义中把周瑜描写成为一个嫉妒心强、心胸狭窄的人，这是多么不公平的，而历史上对周瑜的评价是心胸宽阔、气度不凡。还有就是当时候称：曲有误周郎顾，可见周瑜是一个能善于助人的人！还有就是周瑜本来就是主战派更本不需要诸葛亮的刺激。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在完成与东吴的结盟后就立即返回了，而不是三国演义中写到的滞留在东吴与周瑜共破曹操，就更加不会有“草船借箭”“借东风”等故事的发生了。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孙刘联军并没有追击，当然也不会有华容道等故事了。曹操退却后周瑜攻取了荆洲的战略要地江夏、南郡、刘备则率军攻取了江陵、武陵、长沙、桂阳、零陵。曹军则继续保有襄阳，刘备夺取了五郡之后封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管理五郡税务征收工作，此后刘备从东吴借来了南郡，以图西川。刘备夺取西川后又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负责西川的政物工作。

公元222年刘备建立蜀国封诸葛亮为丞相。公元223年蜀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武乡侯，领益州牧。他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西南各族与蜀汉的关系，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诸葛亮还修补了与东吴的关系，而在东吴给蜀国的和书中并没有称颂后主刘禅的文字一般来说都应该有的这说明当时的蜀国诸葛亮的权利！蜀国放弃了自己国家一半的土地（荆洲）这需要承受的压力！可见诸葛亮当时在蜀国中的权利！

修补与东吴的关系后可以放心平定南方叛乱。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平叛，三国演义中写到诸葛亮率领50万大军南征是不现实的蜀国人口不过几百万不可能出动数量如此巨大的军队。再者云贵都是交通相当不便利的地区，要供应50万军队粮草简直是天方夜谈，历史上诸葛亮只率领了2万人南征。

三国演义中写到诸葛亮对蛮王孟获七擒七纵这是不可能的，即使要收服人心但这未免伤亡太大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不可能为了一个人拿2万士兵的生命做赌注，历史学界的认为是，诸葛亮大军所向披靡一路攻城掠地一路打破孟获七个城池，这对于蜀军是相对简单的蜀军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冲车投石车等，要攻破孟获的木头竹子所筑的城池是相对简单的可能其中有一两次抓到了孟获放了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孟获投降南方平定，诸葛亮没有按照演义中所说让孟获永镇南帮，而是把孟获和支持过叛乱的士绅调入成都。

南方平定诸葛亮可以安心北伐了但后人对只出祁山不采纳魏延的出子午谷一直就有质疑出子午谷是一个好计策但长安城池坚固不是一支小队伍能够打破的即使打破长安魏国援军可以马上到达。而蜀军是不可能马上到达的到那时攻破长安的蜀军必死无疑诸葛亮不想拿一员大将来冒险，在大将相继谢逝的蜀国这是肯定的。出祁山则可攻取关中平原以补充蜀国的实力退可谨守汉中可以说没有多大的危险性。

就在诸葛亮捷报频传的时候在天水等城池遇到了阻击牵制了大军主力，魏国这个时候援军到达，诸葛亮派出了马谡守备街亭以拖延魏国援军。演义中说马谡是带领了10万大军去守街亭，但历史上诸葛亮只派出了3万人去守街亭，在主力被牵制的时候这已经是诸葛亮能派出的最大数量的军队！诸葛亮所叮嘱的当道扎营不是没有道理的街亭城建在一个小山丘之上易守难攻。天然的地质裂层尤如城墙般，但马谡为什么选择了不驻扎在城里而选择了山上呢！原因可能是地质裂层出现了多处破漏，魏军很容易从这些地方攻破，而蜀军没有时间去修补，所以马谡就在山上扎营。蜀军是以步兵为主多为弩兵从山上更容易射击！但魏将张颌采取了围而不攻导致了蜀军军心涣散大败而回。有很多人为马谡鸣不平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那我们就看看马谡做了什么！史料上记载在遭到张颌包围时马谡竟抛弃军队独自逃跑，这已经违背了一个军人基本素质，可能不杀他嘛？演义中写到街亭失守后就上演了让后世称颂的“空城计”不过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原因很简单魏军没有追击并且指挥魏国军队的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颌！

在第五次北伐诸葛亮才和司马懿对阵，两军对峙一直没有交战，蜀军主动后撤以诱魏军而老道的司马懿没有追击，而是远远的尾随蜀军，这时司马懿的部将在也忍不住了，强烈要求司马懿交战司马懿才与蜀军决战，后魏军大败，而回蜀军因粮草不继而撤退，这就是诸葛亮和司马懿第一次交手！

诸葛亮六次北伐都是敢于寻找魏军主力作战，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去寻找以骑兵为主的军队作战这是不可想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阵法与诸葛亮发明的诸葛连弩，诸葛连弩就是为了克制骑兵而研制的，就像今天的机枪扫射一样威力可想而知！魏大将张颌就是命丧于诸葛连弩之下。可惜如今已经失传了。八阵图也早已失传！

公元234年，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葬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

诸葛亮的一生共两个二十七年。公元207年以前的二十七年，是他修身养性立志用世的准备阶段。他学有所成后没有北走曹操，也没有南归孙权，而是辅佐了“名微众寡”的刘备，这固然有客观原田，但也并非出于偶然。他之所以要选择兴复汉室的道路，说明他是一个维护封建纲常、崇尚儒家忠义道德的正统思想家。公元207年到234年的二十七年，是谙葛亮尽忠蜀汉的阶段。无论先主、后主都非常信任他。他没有恪守儒家教条，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在三国中执行了最好的民族政策。他明法、正身、和吴、治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忠公体国精神，生前就深受蜀人爱戴，死后更长期受到后人的敬仰，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遗产。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70万至1万年前，已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类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当时尚末产生农业，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史称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采集渔猎的强化，人类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如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食物来源成了农业起源的动力。

距今1万至4000年前，也就是史称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创始了农业。一般认为，采集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种植业，狩猎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畜牧业。中国古代有关“神农氏”的传说就反映了原始农业发生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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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种植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0000年至8000年前为原始刀耕或火耕阶段；8000年至5000年前为原始锄耕或耜耕阶段；5000年至4000年前为发达锄耕阶段。在生产工具上，这一时期完成了由“刀耕火种”向发达锄耕的进化；在耕作制度上，完成了由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向连种三五年撂荒三五年的轮荒耕作制的转变，土地利用率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作物种类有一定增加，北方旱作粟、黍常见，南方水稻籼、粳并存，大麻、苎麻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葫芦、白菜、芹菜、蚕豆、西瓜、甜瓜等也已开始栽培。因原始农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以前游移和季节性的野营生活逐渐转入定居生活，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渐居主要地位，从而实现了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在原始畜牧业方面，经长期圈养驯化，家畜种类有所增加。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有家猪、家犬和家鸡的遗骨出土，说明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有原始畜牧业。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有牛的遗骨出土。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马、山羊和绵羊的遗骸。至此，在我国北方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的畜牧业已具雏形。在中国南方，养猪之历史可上推至8000到1000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水牛和家犬的遗骨，说明六七千年前以饲养猪、狗、水牛为内容的南方畜牧业已初步发展。

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半割的、似丝的茧壳”。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又发现一批丝织物，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我国已开始养蚕缎丝，纺织技术已具相当水平。

三、粗放农业阶段

到了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黄河中下游人口持续繁衍，逐渐成为中原经济文化的中心。夏、商、周王朝相继在这里建立了强盛的国家。夏、商、周属奴隶制时代，历时1300多年。这个时期的农业按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处于粗放农业阶段。

夏代是原始公社开始解体并逐渐走向奴隶社会的时代。私有财产已经萌发，土地制度由农村公社制蜕变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国王拥有全部土地，并将其分封给诸侯和臣属，最后由“庶民”进行耕种，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国家统治形式的确立及分层分区管理，从而在制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夏代政府机构中设立有专门掌管水利灌溉的官职。有组织的奴隶劳动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因此，夏代大规模治河导水及沟洫体系的建设，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禹治水的故事便是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夏代人民还首开天文科学，并根据农耕经验，结合农事发展，制定了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的历书和历法。当时谷物酿酒业已形成，成为农产品加工的先声。陶器的发明为谷物食料的处理提供了有效方法，也为金属冶炼创造了基本条件。夏代后期，青铜器已经出现，对后来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产生了划时代影响。

商代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它持续了6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商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长足发展，农业已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具制作较夏代更为精细。商后期农具除木、骨、石器外，已有少量青铜农具。商代还开创了井田制，以630亩地划为9区。1区70亩为公田，其余8区各授一家，借8家之力助耕公田，私田不再纳贡。这一赋税形式，对解放奴隶生产力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取代商朝，中国步入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西周继续实行分封政策，促使封国户口增殖，田地扩大，富源开阔，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

西周继承夏代沟洫和商代井田体系，施行井疆沟洫制。木制农具和青铜农具均有大量增加。随着中原人口的增加，作物种类也日趋多样化。除谷、豆、麻之外，蔬、果种植发展迅速。蔬菜品种有直根类、薯芋类、嫩菜类、葱类、柔滑及香生菜类多种。果树有落叶果树带和落叶常绿果树混交带果树品种40余种。

在畜牧业方面，西周已发明了马匹去势术，牲畜内外科病症的治疗也积累了初步经验。在林业方面，西周时注重用养结合，设有“虞人”，专司护林工作，并对树木采伐年龄及采伐季节作了规定。

西周时代国家上层建筑已相当完备。各级组织均有首长领其事，如闾师、闾胥、族师、乡大夫、乡师等。他们经常的工作就是向村社农民传达政府命令并组织农民从事生产活动。

第二节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在农业生产方面则开始了由粗放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由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主要农业区在秦岭和淮河以北，全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黄河流域，因此，本节着重阐述北方地区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奠基

中国农业最显著的特别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制度之上，以提高土还生产率为目的的精耕细作。这一特点的发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70年周朝东迁后，国力日趋衰弱，不再有控制分封诸侯的力量，从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而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催化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嬗变。战国时期，“七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为了能在兼并战中取得胜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变法和改革。在政治上，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被废止或削弱，封建地主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在土地制度上，长期沿袭的井田制逐渐消亡，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在赋役制度上，奴隶主贵族的“贡、助、彻”被废除，代之以按地亩征税的赋役制度。在经营方式上，改“千耦其耘”为个体经营。所言这一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与铁犁相配，牛马被用于农业，从而实现了农业动力上由人力耦耕向畜力耕作的革命性变迁。铁犁与牛耕并举，相辅相成，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如《吕氏春秋�6�1上农》所言：“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些进步均为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铁器的应用和推广也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井灌提供了有效手段，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应运而兴。如中国最早和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魏国修建的漳水渠、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及我国古代最长的人工灌溉渠道郑国渠等，为保障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人们对土壤和农作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五谷”的概念已经形成，并注意到了开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人们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给庄稼施肥可增加产量；种庄稼要深耕、熟耰(碎土)、易耨(除草)，才能获得好的收成。周时的起亩作垄技术至战国时因犁耕有了发展，形成“畎亩法”、即在高燥田里将庄稼种于垄沟以防旱，在低温田中将庄稼种在垄青以防涝。由于积累了这些经验，西周时那种垦种休闲交替的易田制渐被废弃，耨地实行连种，一年一熟，部分发达地区还试行复种，两年三熟，从而实现了耨作制度上的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园艺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周以前虽然也有蔬菜和果树栽培，但多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春秋战国时，农圃已经分工。当时栽培果树有20种以上，食用蔬菜有40余种，其中人工栽培者十余种。由此，独立的园艺业初步建立。

此期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在西部游牧区，牧业渐成规模，战争中俘获的牲畜常以万甚至10万计。在广大中原地区，因战事、犁耕和积肥等多种需要，六畜被普遍饲养。以外形来鉴别家畜优劣的相畜术已具相当水平。名传千秋的相马专家伯乐和相牛专家宁戚就活跃在这一时代。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牧业机构和“牛人”、“羊人”、“校人”等畜牧官员，同时还制定了各种畜牧法规。湖北云梦出土的战国“厩苑律”竹简堪称世界最早的畜牧法规。

因战乱和连年滥伐，原始林遭到严重破坏，迫使政府不能不重视森林的养护和种树。当时设有“山虞”和“林衡”等林官。严禁滥伐，严防山火，将植树造林已作为利国利民的长久之计。

二、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

秦汉时期，我国农业在春秋战国开始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

秦灭六国后，结束了诸侯纷争割据的局面，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车轨和文字，大规模移民西北和五岭，修筑堤防，疏浚河道，这一切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王朝继承了春秋战国时的农本思想，将重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实行轻徭薄赋、垦荒实边、兴修水利、奖励力田、劝业农桑等一系列重农政策，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汉武帝对水利事业的重视，汉代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国都所在的陕西关中就兴建了六辅渠、龙首渠和灵轵渠等水利工程(图9-2)。山西引汾水和黄河水，河南汝南和安徽西部引淮水，山东引巨定泽水和汶水，等等。井渠法传到新疆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地下灌溉渠道—坎儿井，解决了干旱地区开渠塌方或沙土漏水和蒸发量大的难题。此外，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放淤压碱，成为后来治理盐碱地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和冶铁工艺水平的提高，此期铁农具的种类大为增加，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农具已完全铁器化。犁壁的发明使犁在破土松土的同时增加了翻土、灭茬、压草、开沟、作垄的功能，使得耕作更有效率。秦汉时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搜粟都尉赵过在陕西关中推行“代田法”时，用的就是“二牛三人”的牛耕。铁犁的广泛应用和牛耕的大力推广是汉代农业发展的两项重大措施，对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汉代我国还发明了世界最早的条播机—耧车。它改原先的撒播为条播，将开沟、下种甚至施肥等作业合而为一，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均匀且节省种子。《齐民要术》称之为“省力过半，得谷加五”。耧车18世纪传入英国，经塔尔改进后成为当时通行于欧洲的畜力条播机。

秦汉时期，在耕作技术方面，进一步改进垄作法，经济有效地利用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逐渐形成了耕、耙、磨、压、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创造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旱作农业传统。因冬麦的推广，汉代时轮作复种制初步发展。在施肥方面，也创造了基肥、种肥、追肥等一系列施肥技术。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已完全成形并广泛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此期，园艺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有相当规模的果园和菜圃，栽培和管理技术也明显提高。

畜牧业方面，相畜术、畜禽良种的选育、牲畜杂交和杂交优势的利用，以及畜禽的饲养管理均有一定进步。在中兽医方面，脉学和症治、阉割去势、本草学方面都有进展，并且制定了一些防疫制度。养蚕业与蚕桑技术继续发展，中国的丝织品和养蚕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西亚。

此期，人工养鱼和人工造林也进一步发展，渔业和林业逐渐成为农业中独立的生产部门。

总之，秦汉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无论从经营思想、农学理论，还是技术体系均已基本形成。

三、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濒于瓦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中国从此进入了分分合合、混战不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政局动荡、人口逃亡、耕地荒废，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客观上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大迁徙也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农业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民族逐步卷入以种植业为主的洪流中来。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传统农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秦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仍然是秦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但此期国军事的需要，屯田制有较大发展，如曹魏时期的军屯与民屯和南北朝的屯田。无论军屯还是民屯，土地所有权都属国家。屯田按军事组织进行，屯垦工作与军事活动相结合。

这一时期，因豪强割据，水利事业废多兴少。但南朝各代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宋、齐、梁、陈相继修复了芍陂堤堰，溉田万顷。

随着钢铁冶炼和加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铁农具的种类大大增加，性能有较大改进。后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有20余种，不少是汉代未见记载的。从出土农具看，这些农具全都通过白口铁柔化而制成。

这一时期传统农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谷田必须岁易”，连作“莠多而收薄”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灭杂草，减轻病虫的危害，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从野生绿肥作物的利用发展到有意识栽种绿肥作物，并且将绿肥作物纳入轮作体系，开创了绿肥作物轮作制。《齐民要术》记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复种，称之为“美田之法”。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良种，这一时期还创建了“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单种单收、精心管理、防止混杂，较汉代“穗选法”有了一定的进步，奠定了我国传统选种和良种繁育的基础。据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稻的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中粟的品种增至86个、水稻品种为24个。

在植物保护方面，农业防治增加了作物抗虫品种的选育及轮作防病等新内容。对寄生性天敌昆虫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经验，开创了“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新篇章。

在园艺方面，北方黄河流域栽培果树的种类与汉代相比变化不大，但南方栽培果树有显著增加，如柚、枇杷、频婆子(又名凤眼果)、韶子(又名毛荔枝)、海枣、古度树、枸橡等，而且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果园。栽培的蔬菜种类也从东汉时期的20多种增加到30多种。蔬菜栽培技术发展了留“本母子瓜’作种、大蒜“条中子”及促使莲子早发芽等方法。窖藏鲜菜的技术较汉代进一步完善。

在畜牧兽医方面，因征战、驿传及农副业生产的需求旺盛，促使养马业蓬勃发展；家畜远缘杂交产生了骡子；相马术已有成套标准，相牛、相猪也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家畜的阉割和兽医内外科均有一定进步，尤其是北魏时期对猪的阉割法的改进，使出肉率显著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蚕丝生产在农业中仍占较大比重。敦煌为丝绸商业交易之地，南方蚕丝业发展更为迅速。这时人们认识到了孤雌生殖现象；学会了用低温控制蚕卵化性；发明了盐渍杀蛹储茧法。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蜂的用途，3000多年前已开始食蜜。有关蜜蜂的人工饲养最早见于西晋文献。张华《博物志》记载了人工养蜂蜂种的来源及收取蜂蜜的时间和方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渔业生产仍以捕捞为主，但已经试行人工养鱼。南北朝墓葬出土有养鱼的陶器涌。《齐民要术》也介绍了养鱼致富的经验，包括鱼的习性、鱼池规模、放养量、雌雄鱼的比例及鱼池蓄水的深度。

第三节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经济重心一向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公元3世纪时依然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虽经汉、晋、南朝的持续开发，经济渐成规模，但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仍逊色许多。这种状况直到隋唐五代时始有改变。

一、南方传统农业的兴起

唐朝初期，社会经济曾有过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崩溃，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因未受战乱直接侵害，社会生产相对稳定；而大量北方人南下，带来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西汉以前我国的灌溉工程大都在北方，东汉后开始向南方推进。南北朝时北方陷于破坏停滞状态，南方则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前，南方灌溉工程仅23起、防洪排涝工程3起、运输工程3起。中唐以后，灌溉工程猛增至938起、防洪排涝工程7起、运输工程8起。水利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日益繁荣，出现了“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

在农具方面，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增加了犁评，可调节深浅，犁壁与犁铧面不连续，可以起到碎土和翻土的作用。中国犁自此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耖耙的推广，促进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时期，随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方初步发展。

在园艺方面，此期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果树和蔬菜品种；嫁接理论与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蜡封果蒂的保鲜贮藏技术；开始了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茶叶生产及茶叶栽培技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在畜牧业方面，相畜术进一步发展；创立了马籍和马印制度；引进了大宛马、康居马和波斯马等国外优良畜种。在兽医方面，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兽医教育机构，仅太仆寺中就有600余位专职兽医。解剖、针灸、脏腑学说及兽医外科等方面均有进展。

隋唐时期，我国蚕桑业相当发达，生产中心也从黄河流域移至南方。

二、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太湖地区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唐代后期，南粮北济最高年额不过300万石，北宋则超过700万石。

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发展。宋代人口高峰时全国人口约1亿。因耕地不足，出现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现象，导致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芜湖万春圩田40万亩，江东络官圩80万亩。

宋元时期农具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在新农具的大量涌现和农具所具备的各种特点上。可以说，传统农具到这时已基本完备且趋于定型。

宋元时代，多熟制迅速发展，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季稻。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作物种植范围扩大。麦在南方长足发展，有不减“淮北”之势，成为稻田的主要冬作。因大豆需求增加，大豆种植日渐普遍，以至王祯《农书》称之为“济世之谷”。棉花的发展突出。北宋时期中棉栽培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地区，非洲棉也多在新疆和陕西栽培。但宋末元初，中棉已扩展至江淮流域。因植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种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倍受人们喜爱，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此期土壤肥料的理论与技术也有一定突破，创立了“地力常新”论。肥源进一步扩大，肥料积制方法不断改进，施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园艺方面，原来主要在岭南种植的橙、橘、香蕉、荔枝、龙眼等，在宋元时分别向闽、浙、赣、川、苏等地推移，扩大了种植区域。

畜牧业在宋代北方汉族地区远不如汉唐，但元代有一定发展。南方畜牧多养牛、羊、猪、鸡，并以猪、鸡最多。此期，优良品种“湖羊”培育成功，淡水养鱼业也有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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