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牛场搬迁补偿怎么尝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其实养牛场搬迁补偿怎么尝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养牛场搬迁补偿怎么尝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明星想知道】 李健想知道

我去过非洲，看到了当地生态旅游业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为当地人带来好处。游客的钱为当地人民创造了工作机会，而赚取的利润又可以用来为野生动物购买更多土地。只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才能可行和持续下去。让当地人民支持环保的办法是让他们参与，给他们提供可以得到可持续生存的手段的机会。

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地是基于非洲保护地的原则，结合中国特有的野生动物资源，把中国虎作为中心，利用非洲没有但在中国却十分丰富的中国特有的文化资源，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竞争游客。赚来的钱然后回馈到保护地，社区发展和其他野生动物保护项目上。适量地使用野生动物资源将有助于使环保工作长久持续下去。保护地将使野生动物重归自然，在野生状态下和睦相处，保护整体生态环境。

为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做如下的工作：

-维持并繁育足够数量的基因健康的人工饲养老虎

-保护足够的栖息地—特是可以养活足够数量的可供捕猎的动物(鹿、羚羊和野猪等等)的草地和森林

-将人工饲养的老虎放回栖息地

-联系和教育当地人民，以便使他们支持这个项目，甚至还从中得到经济的实惠

老虎的家园是什么样？

在非洲他们用豹，大象，狮子作为象征，促进野生动物保护地的整体生态旅游业。

在中国，想象一下几千年前我们还没有从动物那里把最好的土地抢走之前是什么样子：成群的梅花鹿，野牛，鸟，野狗，狼，豹子以及兽中之王---老虎!

在野生状态中，动物自由生活，不受人类干扰，靠自己生存。他们相互影响，争夺食物，地盘以及繁殖后代的权利。不论是捕猎还是逃跑，速度和灵活力至关紧要。观察这些动物就如同看一出戏，不同的是每一次演出台词和剧情都不一样。

在中国保护老虎和其他动物遇到的许多问题都与自然保护区的结构有关。许多保护区都是在90年代建立的，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管理然员来管理，住在保护区内外的居民没有其他的生活手段。所以他们经常不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合作，照样像以前一样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一点不奇怪。

我们总结为“三虎论”:弘扬虎精神,传播虎文化,保护虎生态.

我们拯救中国虎，也称华南虎，不仅因为中国虎是老虎中最濒危的.中国虎是古代老虎直接的后裔。两百多万年前老虎源自中国。但是现在中国虎只剩下不足100只。其中60只是在人工饲养中。如果我们现在仍不采取行动，他们很可能会灭绝。这是他们最后的生存机会，也是我们拯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虎在精神,文化，生态环境上的重要意义。

弘扬虎精神

首先，在中国历史中，没有其他动物比虎更有魅力。虎引起我们敬畏的感觉,是威武，勇猛和美丽的统一,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同时虎表达了奋发图强,拼搏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

传播虎文化

其次，中国虎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象征。老虎激发中国人想象力，文学，绘画，诗歌，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和老虎相比。中国最早的虎塑像是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就发现的。虎年，虎鞋，虎帽，虎印，虎将军，有虎的诗句：虎啸龙吟风调雨顺,山鸣谷应民富国强。又云:龙腾虎跃英雄本色,披荆斩棘勇攀高峰.我们要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优秀虎文化.

保护虎生态

中国虎也是生态环境虎。老虎在食物链的最顶端，拯救了中国虎，也就等于拯救了整个生态系统中的许多动植物。由于人类的不断包围，动物栖息地越来越少。这对人类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当大，因为野生动物的减少就意味着大自然的衰败，而我们人类是源自大自然的。

总而言之,拯救中国虎是中国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中国愿意接受拯救濒危的中国虎这个艰巨任务的挑战。这也说明中国不仅仅只是关心科技与现代化的进步，中国也关心地球的未来。这还向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说明，中国仍在继续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国际社会可以通过鼓励，帮助和支持中国的积极努力加入进来。

换句话说，我们希望通过拯救中国虎，恢复野生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推广中国文化，发展中国虎精神，沟通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和相互理解。

建立新家园需要什么呢？

我们说要把老虎的家园还给老虎，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拿出几亩地就能了事。一只野生老虎的活动范围从15到100多平方公里。这要看可用来捕猎的动物有多少，也就是说老虎可以吃的动物有多少。在中国，野猪和羚鹿类是老虎的主食，就像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米饭，粮食和猪是主食一样。在中国，食草动物的浓度过去曾相当高，所以在1900年的时候，中国仍有相当多的老虎。

因此为了拯救中国虎，我们需要确保老虎的数量能形成规模，基因多样化，以保证它们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抵抗疾病。如果我们能有至少100只野生老虎，分属于几个群体，可以肯定的是老虎的命运一定会出现转折。要养活一个群体，就需要150到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当然这要看可供老虎捕猎的动物有多少，这也是影响栖息地质量的因素。肯定的是,老虎需要相当大的地方。比如说，在华南，如果捕猎动物很多，栖息地又相当不错，那么一群老虎可能就不需要太大的地方。但是反过来说，老虎可能就需要比一些研究结果认为的还要大的地方，具体怎么样，仍不清楚。

你可能会说，老虎需要很多土地！是的，老虎是大型食肉类动物，胃口极大。当然需要很多土地。所以才提出来中国虎保护模式。游客要看老虎和其他动物并与这些动物互动，那么必须要花相当的钱，这样老虎实际上是在挣钱养活自己和周围的人。很多游客会回头，因为每次他们来，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节目的内容都不一样。我最爱看野生动物，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向我一样着迷的。我看，最后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中国需要不止一两个保留地，可能要更多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话又说回来，只拨地还不行。在拨出来的地上驾驶吉普车不能太困难。如果遇到危险,虽然那场面能让人非常兴奋,没有汽车,就不能马上躲避。坡地太多，很多地方车不能进去，这样看到老虎的机会就小了很多，没有人会再来了。你也会告诉朋友别来了。印度老虎的密集度世界最高，即使如此，在印度的保护区，你走上一个星期可能也见不到一只老虎。即使我可以把南非最好的保护区管理方法介绍给大家，在南非可以让游客在保护区几天之内就能看到不容易看到的动物，而且把这种技术应用在中国。可如果不能在保护区行使，想看老虎仍然是非常难的。

拨出适合的土地之后，我们需要康复这块土地。野生动物像人类一样需要水，草，树等等的东西。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恢复因为人类活动而消失或遭到损坏的环境。通过这个修复过程，我们可以重新建造生态系统，良好的生态系统反过来可以造福人类。

当土地有了丰富的水和食物，鸟类动物就可以重新回来。没有人的干扰，这些动物很快就繁衍起来。

当可供捕食的动物达到一定数量时，就可以引进食肉动物，比如豺，豹和中国虎。

到哪里去找中国虎并把它们放入新家园？

目前野生状态下的中国虎只有不到30只，那么我们到哪去找老虎，把它们放入新家园呢？

我们从人工饲养的老虎中找。目前，人工饲养的老虎大约60只，散在中国不同的动物园中。我们将从这些动物园中得到虎崽，培养它们狩猎和独立生活，最终把它们重新放回大自然，也就是它们的新家。

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拿走虎崽，动物园的老虎就不多了。一段时期内，动物园的老虎会越来越少。

虎崽在训练或回到野生环境中死了怎么办？那样它们不是也要灭绝吗？在中国动物园中的所有中国虎都是从50年代擒获的6只野生老虎繁衍下来的。对于基因如何起作用，科学家仍没有搞清楚。这6只老虎的基因变异可能比整个野生老虎群都大。但情况也可能完全相反。所以目前来说，仍有许多我们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对余下的老虎，除了要有适当的管理之外，我们需要想别的办法，来增大它们生存下去的机会。如果不采取重大的措施，中国虎肯定要灭绝。

怎样野化老虎，使它们重归大自然？

人工饲养的老虎，只有从第二代开始才能重返大自然。中国虎放野之前需要5到6年的时间。

据瑞士猫科动物科学家UrsBreitenmoser和ChristineBreitenmoser称，一只猫科动物的行为依赖三个因素：基因构成，个性学习和传统。比如说，一只灵猫生来就会捕猎。但是如果猫崽子还没有跟妈妈学会如何捕猎就失去了妈妈，那么就不知道怎么有效地捕猎，没有妈妈在旁边指导，在野生状态下是无法生存的。有些猫比其他的猫学得快，这都取决于它们学习能力的高低。

老虎要从小的时候就必须开始野化训练。在这个年龄，接受新鲜事物。在野生状态下，老虎一切都是跟妈妈学的，特别是捕猎。因此，对在动物园出生的老虎崽，我们没有虎妈妈的奢华，就要设计不同的方式进行野化训练。

家猫喜欢追移动的物体，老虎也有同样的本性。但是在野生状态中，一有东西移动就追而不好好把握成功的机会，老虎就会变得极度疲劳。费力捕猎而无所收获，老虎最终是会饿死的。所以这就需要人的帮助。人可用各种方法帮助虎认识他们追逐玩耍而致死的玩具实际上是他们的事物。老虎也必须学会追捕适合的猎物。判断错误，比如猎捕比老虎大得多的动物或捕猎技术仍不娴熟，可能会导致严重受伤，在野生状态下无法继续猎捕，最终死亡。

老虎在接受训练中也需要学习把捕猎和食物联系在一起。不然，它们就会像我的猫娃娃,抓到一只老鼠，但是只是和老鼠玩，最后老鼠却跑掉了。野生状态下的老虎绝对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有些人说，猫科动物天生就有捕猎的本领，不需要教。当然，有些猫科动物天生就会捕猎。科勒博士养过失去母亲成了孤儿的美洲狮，他说他把三只他收养的美洲狮放回自然，根据他的经验其中只有一只活下来，另外两只都死了。根据这样的概率，那些没有跟母亲学习捕猎的猫科动物，生存率是33%。其他的很不幸因为不会捕猎，所以饿死了。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在动物园出生的中国虎，我们就可以越过野化过程，直接把它们放归大自然，希望它们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能活下去。可是，我们奢侈不起来。中国虎动物园中仅剩下不足60只。我们马虎不得。我们必须保证每只中国虎都要活下来。

什么时候老虎可以被放野重引进？

我们说过，要野化老虎，人会有适当介入。这样老虎也许会把人看成是朋友，不会伤害自己。就我所经历的一些情况，老虎在与人长大情况下对人是友善的。实际上在纳米比亚的荒漠中，我曾遇到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是一只猎豹。后来我才发现，这只猎豹被主人抛弃了。当这只猎豹看到我们的吉普车时，(方圆很大的一块地方只有我们一辆吉普车)，猎豹走了半公里的距离来追上我们的车，显然希望我们是它的主人，可以给它东西吃。如果你在野地里遇见这样一只猎豹，你会怎么想呢？你很可能不会想到猎豹想跟你友好！你可能会伤害猎豹，或者逃命，那就会引发猎豹的捕猎本能，你可不是对手，除非你是武松。

大家现在已经明白，为保护老虎和人，动物园出生的第一代老虎不容易重引进(并不是不可能)，即便它们有了一定的捕猎和野生能力。只有那些从母亲那里学到捕猎本领或对人有本能的恐惧的老虎才能放野。

中国虎在什么地方野化训练？

1998年，福建龙岩市人民开始了一项伟大的计划，繁殖和野化中国虎，把中国虎放回梅花山。现在梅花山中国虎繁殖和野化中心有8只老虎。当地人民和政府为了老虎做出很大牺牲，在这个项目的最初阶段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梅花山野化中心迈出的第一步对拯救中国虎意义重大。但是，我们可能在方法和经验方面都还欠缺，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设施和土地来进行这项工作。中国没有多少地方可以用来野练老虎，这项工作需要很大地方。

为了增加成功的机会，“拯救中国虎”国际联合会向国家林业局提议在南非进行中国虎野化训练。

为什么要在南非？非洲从来就没有老虎呀。

我为什么提议在南非有几个理由。首先，我们在前面讨论过，一只老虎要自然地生存，需要15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中国，立即给一只老虎找15平方公里土地非常难，更别提好多老虎了。但是在非洲，我们买了300平方公里破了产的农地，比在中国要便宜的多。

还有，南非使用可供捕食的野生动物来进行训练因为野生动物没有失去本能，所以跑得飞快。拿非洲的羚羊做例子，跑得很快，许多大型食肉类猫科动物要抓住它们，仅靠速度是不行的。他们必须要动脑子。只有接受过这种方式训练的老虎在返回野生状态后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

第二，动物园普遍都比较小，改变环境会增进老虎的健康。在户外矫健的老虎健康状况就比被关在笼子里好，繁殖能力也强。

第三，南非搞野生动物工作已经许多年了，在大型猫科动物重引进方面有经验。他们的野生动物管理和重引进技术可以应用在中国虎身上。

第四，在野化训练中国虎的同时，将在南非聘用专家,帮助训练中国野生动物保留地管理员，并指导中方管理人员管理生态旅游。这将帮助我们增进保留地的管理质量，帮助我们迎接中国高质量生态旅游的到来。

最后，“拯救中国虎”将以南非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成功原则为基础帮助中国设立一个试点保留地。这在中国虎野化并具备野生状态下生存的能力后，成为中国虎的新家园。我们的管理人员获得的知识和技术都可以应用在中国虎试点保留地之中。

中国虎能适应南非的环境吗？它们又能重新适应中国的环境吗？

老虎是非常有适应能力的动物。他们能耐寒和抗暑，能在低温35摄氏度和高温48度之间生存。从非常干燥的地方到热带森林都有老虎的栖息地。只要它们有水,食物和隐蔽地，就能生存。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德克萨斯私人农场里就有老虎，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里也都有老虎。有些老虎在马戏团和一些动物园内忍受着相当悲惨的处境。我要说的是，老虎非常容易适应变化的环境，我们不需要担心老虎到南非会怎么样，从南非回到中国又会怎么样这样的问题。更进一步的说，我们要培训的是虎的狩猎技能，一旦有了这能力，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运用狩猎技术。

老虎在接受野化训练过程时中国可做什么？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将与各级政府和人民一起为中国虎寻找一个或数个新家园。拟议中的地方将得到勘查，以确保不会有太多的人需要为了建立老虎家园而必须搬迁，而且能达到所有必要的条件，以满足将老虎和其他野生动物放回以及未来游客的要求。这些游客将有机会在自然状态中欣赏到老虎的姿容。

我们建立了一个顶尖的专家队伍。当地点选好之后，许多专家将参与开始康复工作，以便树和草能重新长出来，水位能再次上升。然后，像野猪和鹿这样的动物将被引进来。还有鸟。然后其他食肉类动物比如熊和豹。再接下来就是中国虎返回家乡。

正好能赶上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能有什么其它动物比中国虎更适合作奥运会吉祥物呢!

如果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怎么办？

只要还有一对野生中国虎存在，我们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正如大家现在已读到的，老虎在食物链的最顶端–拯救老虎也能帮助拯救其他在食物链中相关的动物。保护老虎栖息地也为野生动植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仍能发现华南虎痕迹的地区建立老虎保护区也将有助于保护熊，豹，野猪，羚羊和野羊等等。即便我们的努力未能救回中国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拯救的是对人类至关重要的生态链。

中国虎项目的意义何在？

在中国，拯救中国虎运动在中国环保努力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虎运动将产生深远影响，改变中国人对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的看法，让普通百姓更好地了解不仅是拯救老虎包括所有野生动物的重要意义，帮助他们看到和欣赏大自然的美丽，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一切都将消失。它还将改变中国野保的方式，改变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看法。现代都市时代的人很少有机会能与野生动物互动(既然如此，怎么愿意拯救野生动物呢？)他们必须要亲眼看到在捕猎中的老虎的美姿，这样才会想拯救这些大自然的奇观。中国虎作为环境虎，文化虎和精神虎(，除了其外在美之外，它的意义也将从这些方面中得到更多的体现。

从国际上来说，尽管一些国家政府和环保组织为拯救老虎出了钱并作了宣传，但是取得的效果有限，全世界的老虎仍然面临危机，面临绝种的危险。如果我们真要解决老虎面临灭绝的问题，我们需要探寻新的野保方式，包括从没有人尝试过的方法，那些注重让当地人民从保护老虎的努力中得到“经济”实惠的方法,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保护老虎也能使他们从“物质上，精神上和文化上”得到好处。要拯救中国虎，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不立即采取行动，用不了多少年，老虎就都灭绝了。所以我们需要试验和发展一种新的野保方法，未来全球人口仍将增长，人类对地球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的新方法也可以作为未来野保的蓝图。用重新野化引进的方法来拯救老虎这种大型食肉类动物，过去还从没有一个国家作过这样的实验。这个实验如果成功了，将对国际野保产生深远影响，为全世界动物园树立了一个先例。

还应当为中国虎做点什么？

这个新家园项目是我们拯救中国虎的众多努力中的一个部分，也可能是过渡阶段。我们仍在其他领域中努力，特别是保护野生中国虎的问题。

我们将继续在发现了中国虎痕迹的自然保护区进行勘查工作，比如湖南，江西，广东和福建省。我们不仅希望发现野生中国虎，也希望更多地了解它们的环境，栖息地的状况，可供它们捕食的动物有多少，以及保护区可以养活多少只老虎，道路和屏障，以及对重新野化工作难易程度至关重要的移民情况和文化变数(比如捕猎压力，经济状况和土地使用状况等)。我们将邀请外国野外工作专家在勘查工作中为我们进行指导。

我们将继续和加强中国林业局在各个中国虎保护区目前进行的保护工作，防止捕杀老虎用以生存的动物。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还提出把老虎保护区用栖息地走廊连接起来，中外专家都认为在中国这是可行的。沿省界有这种走廊的潜力。省和省之间的边界地带通常都有公园和森林植被。这为将其变成野生动物走廊提供了机会。这些走廊可以与保护地连起来，比如梅花山和其他地区。可以用卫星技术帮助识别这些地方。

这些走廊可以从种植单一植被变成多种植被，一段时期后，将可以养活各种植物和动物。植物的多样性可以带动当地的文化和中草药的发展。当地人民可以帮助管理这些地区，同时帮助引进多种不同的可供老虎捕食的动物。当地人民知识渊博，利用当地文化和生物资源，可以帮助把当地单一的地貌还原成包括植物最终也包括动物在内的文化博物园。我们将挖掘这个潜力，让当地人民称为出色的野生动物资源管理者，他们许多人都愿意参与，而且他们非常了解自己家乡的野生动物和荒野的状况。

最终当我们有了足够的重新野化的老虎后，在情况适合于它们在野生状态下生存时比如有好的栖息地和猎捕动物，我们将把其中一些老虎放回山中。这些老虎将自己繁衍壮大。到那时，大家就可以听到野生老虎的镇静低沉的吼声，但是如果真让你撞见一只野生老虎，那真算你幸运了。我们常说占山为王，老虎再次成了山中霸王。

结束语

中国大踏步前进，就需要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吸取精髓。中国过去有过不少发明和创造，现在中国又在野保上进行创新。面对拯救中国虎这个艰难的野保课题，中国另辟途径，以即保护老虎同时又保护人类经济利益为原则，即将展开保护老虎的野保计划，为世界野保树立榜样。中国将创造自己的野保新模式，把世界最好的野保经验与中国特有的文化和环境结合，创造中国自己的中国虎保护模式。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罗纳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通过对侵害的交互性，以法律判例为基本事实，提出了对此类侵害事件的新的看法，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喜欢!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篇一

20XX年7月28日读盛洪先生主编的《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前言二：“走向新政治经济学”：

盛洪先生在前言一：“新制度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理论”一文写于1993年，主要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尤其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基本核心观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为开始学习或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后学打开了通向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门。在前言二：“走向新政治经济学”一文写于2001年，则是对本书所编辑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论文内容逐篇进行了导读式的分析，为我等后学能更清楚地阅读和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大家的代表作奠定了基础。该文从科斯的社会成本角度延伸开来，延伸到整个社会体制及其代表物政治体制，文中贯穿了新制度经济学大家们的真知卓见，犹如一根无形的彩色丝线将散落于各家的珍珠串成了一个眩目璀璨的项链。字里行间发人深思……

一、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

1、外部侵害不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受到侵害时损失，但同样让侵害者停止侵害行为也会造成损失。

2、法律根据对社会的成本与收益的考虑，提出了“合法的妨害”的概念，即有些行为，即使对别人造成了侵害，只要该行为的当事人采用了适宜的技术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认这些行为的合法性。

3、让企业和公用事业以“合法的妨害”为理由免除侵害责任是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拥有“合法的妨害”权利的当事人，是否会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使用低于适宜水平的技术，从而使侵害的程度高于均衡水平。

4、依据这个理论学习分析公共事业的管理问题、公共资源的管理问题、污染的问题等等。。。

根据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观点，整个社会(包括法学和经济学界)在解决社会净产品与私人净产品的矛盾时候，一般采用赔偿、征税、许可证或者强制搬迁等方式来弥补侵害者对他人造成的损失。同时也认为，在处理这种类似的侵害事件中，政府(国家)行为比市场调整更直接有效。

“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存在许多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存在许多妨碍社会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分配的障碍。对这些障碍的研究成了我们现在问题的本质。……它的目的基本上是实践性的。它试图寻找更高瞻远瞩的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政府现在或者最终会控制经济力量的游戏，并由此促进其所有公民总的福利。”

罗纳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通过对侵害的交互性，以法律判例为基本事实，提出了对此类侵害事件的新的看法：

一、问题的交互性质

科斯首先提出，不能单纯从现有侵害发生的情况来判断侵害的赔偿权利和义务。往往这种侵害行为在本质上存在交互性，比如牛吃谷物的例子：

如果单纯因为牛吃了谷物就认定牛侵害了谷物的话，实际上是过于偏颇的。因为如果为了降低牛吃谷物的可能性，就不得不减少牛的数量或者限制牛群活动的区间(比如篱笆)，这样一方面可能降低了牛肉的供应，另一方面可能增加了牛群放牧的成本(比如篱笆)。从这个角度看，难道我们不能认为是种植的面积侵害了放牧牛群的利益吗?

基于以上分析，科斯提出，“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必须从总体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二、两种不同的定价制度

在不考虑定价制度的成本的情况下(不考虑交易成本)，科斯以牛吃谷物一例，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定价制度：

1、侵害者按照市场价格对所造成的侵害给予全额补偿：只有当牛群的边际产出价值大于谷物损失的市场价值，那么养牛者必然愿意支付全额补偿，而谷物种植者由于获得损失谷物的市场等额补偿，实际上其从谷物中的总体收益不变。也就是说，当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农夫使用土地的所得等于该土地上使用生产要素的总产值与这些要素在次优用途下的附加产值之间的差额。若损害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所得，则要素在其他地方使用的附加产值将超过在考虑损害后使用该土地的总产值。因此，人们就会放弃耕种这块土地而将各种要素偷盗其他地方的生产中去。”也就是说，从总体产出考虑，只要侵害者根据市场价值对所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补偿的话，无论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牛群和种植比例，“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长期影响。”

2、侵害者不需要对所造成的侵害给予赔偿：在这个时候，农夫为了降低损失，就不得不支付给养牛者一定费用，以使得养牛者愿意保持现有的牛群数量，当补偿的费用等于牛群的边际产出时，养牛者将愿意保持现有牛群数量，如果同时农夫由于降低牛群吃谷物所获得的产值大于或等于该补偿费用时，农夫就愿意支付该补偿费用;换个角度，农夫还可以通过建设篱笆等增加成本的方法来降低谷物损失，而当降低谷物损失所获得的产值大于建设篱笆等新增成本的情况下，农夫也愿意采取这样的措施。

因此，从总体产出的角度来看，“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三、四个典型性的判例

1、“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医生诉糖果商机器生产噪音，

2、“库克诉福布斯”案：化学厂硫酸氨气导致可可果纤维草席质量受损

3、“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造墙和堆放木材导致他人烟囱排烟不畅

4、“巴斯诉戈雷格斯”案：酿酒与通气口排风通道

根据侵害交互的基本观点，对四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任何一种侵害行为而言，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无论初始的权利义务结构是什么样的，只要允许完全市场竞争，那么市场自然会将资源调整配置到最优状态，使得产值最大。

四、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时候

1、在不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市场通过对合法权利的分配可以导致产值最大化;但是在开绿市场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只有在“这种重新安排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重新安排才能进行。”因此，“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的安排，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权利达到同样效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的权利安排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值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也就是说，在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时候，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单纯依靠市场是无法实现资源(权利)最优配置的，这时候政府(法律)成为了次优的解决方案。

2、企业作为替代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组织，“活动的重新安排不是用契约对权利进行重新安排的结果，而是作为如何使用权利的行政决定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的时候，企业就成为了代替市场交易来完成资源(权利)配置的一种制度形式。

3、还有一种替代制度是政府的直接管制，“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以及什么是必须遵守的。”“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是，“显然，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种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

4、市场、企业和国家行政命令都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制度安排，“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但是问题反过来也一样，是否政府管制没有解决问题，就应该全面放弃由市场来自行调整呢?

五、合法的妨害

在充分分析了妨害的经济性质、解决机制的基础上，科斯先生大量引用了英国和美国妨害问题的相关判例资料，提出了“合法的妨害”的概念。

1、“以对邻人的损害为代价来使用自己的财产，或……做自己的事。只要在合理的界度内，他所开的工厂产生的噪声和烟尘可以造成他人的不舒适。只有在他的行为不合理时就其效用和所导致的有害结果而言，它才构成妨害。”

2、“……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简单地是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生产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但真正的危险是，政府对经济体系的全面干预会导致对那些对过分的有害后果负有责任的人的保护。”

中文翻译的有点晕，下次将英文的相关部分都补充于后。

六、庇古与庇古传统之批判

所老实话，没怎么看明白。回头先把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看看再做笔记吧。晕死我了。

从基本内容上，感觉是说，古典经济学家倾向于采用“自然”(市场)的手段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以达到产值的最大化;而庇古先生倾向于采用政府手段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政府现在或最终会控制经济力量的游戏，以此来促进经济福利，并由此促进其所有公民总的福利。”

科斯先生通过对庇古先生所提出的“火车火星问题”、“兔子问题”去分析了庇古先生体系的混乱和模糊，虽然我并没有看明白。哈哈，最终指出，并没有办法却确认市场还是政府是解决妨害的最优办法，而是应该放开视野，“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所产生的总产品，……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并应考虑这些安排在各方面的总效应。”其次，“将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形上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而不是“对自由放任状态和一些理想世界的比较来进行分析”。最后，科斯先生提出了，以产权的角度来分析生产要素的观点，也就是说，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产权配置的过程。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篇二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引出问题：如何处理工厂(甲)对居民(乙)的烟尘污染问题?庇古，《福利经济学》：赔偿、征税或责令工厂迁出。科斯认为这些办法并不合适，这类问题有待分析。

二、问题的交互性质

甲对乙的污染或侵扰固然是一种侵害。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会使甲受到侵害。问题具有交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三、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羊牛者(甲)对农夫(乙)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赔偿费用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个地点，也不会不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简单地说，养牛者支付给农夫m1，而m1大于农夫放弃土地耕种的收益m2，但m1小于养牛者由此新获得的收益m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四、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由农夫承担责任。农夫会付给养牛者l1作为补偿养牛者减少牛群数目的损失，而l1大于养牛者的损失l2，但小于农夫由此而获得的收益l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两种方式都导致一种结果：双方都盈利，双方都满意，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五、问题的重新说明

科斯以四个实例论证其观点的本质，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

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

如果甲胜诉，乙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甲放弃对乙的权利，乙会给甲补偿，而且补偿大于甲不放弃权利的收益。(乙对甲的补偿小于乙因此带来的收益。)这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如果乙胜诉，甲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乙放弃对甲的权利，甲会给乙补偿，而且补偿大于乙不放弃权利的收益。(甲对乙的补偿小于甲因此带来的收益。)同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因此，无论如何，在交易成本为0的情况下，甲乙都会通过谈判实现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六、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

第三、四、五部分都隐含了一个前提：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但这不是现实，是个假定。通常交易成本很高，使交易根本无法进行。“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

七、权利的法律界定以及有关的经济问题

“当市场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改变法律已确定的权利安排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

“我们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在由法律制度调整权利需要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利用”。

八、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研究

九、庇古传统

庇古的观点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对侵害者(甲)征税。

科斯认为，单方面征税是不对的。即使征税，也应该建立一种双重的征税制度。因为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不允许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但“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就我的目的而言，只要表明这种税收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

十、研究方法的改变

研究问题的方法必须改变，要考虑总的效果：社会成本和社会利润。

斯蒂格勒概括的“科斯定理”：

1、如果交易成本为0，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使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

2、交易成本不可能为0，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

3、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进行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篇三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讨论产权的法律界定的论文，构筑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理论分析框架。科斯在1959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曾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无线电频谱的使用应服从价格机制给予出价最高者，无线电领域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在稀缺性资源中建立产权，并进一步指出产权的界定有赖于法律。这篇文章关于产权分析的初步尝试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论。很多经济学家均参与了这场大论战，为了说服这些经济学家，科斯在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

科斯写作《社会成本问题》的最初目的，是暴露庇古所提的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方法的根本缺陷。科斯认为“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科斯提出有害效果问题是具有相互性的，“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实质”，“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伤害乙，还是允许乙伤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在分析问题时，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力的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科斯说“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科斯举出了一个例子：失散牛群毁坏邻近土地作物的例子。并从假设养牛者对毁坏作物负责以及养牛者对毁坏作物不负责两个角度，分别阐述了如果定价机制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都能实现产值最大化的结果，并且不受法律状况的影响。这个结论即被斯蒂格勒称为“科斯定理”。这个定理的主旨就是，只要市场交易的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属于何方，通过协商交易的途径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最佳效果。这种使资源利用达到最佳效率的结果与产权的归属是无关的。

但是，当加入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科斯早就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科斯更倾向于将“科斯定理”看作是“分析具有正交易费用的经济路途中的一块垫脚石，以便进一步分析一个有正交易费用的经济”。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之后在本文的第五节中科斯研究了权力的初始界定和进行某种既定的市场交易的成本。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力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对解决有害效应问题的方法做了具体的分析。

运用交易费用的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了作为市场的替代物的企业。“显而易见，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将是产值增加。正如我多年前所指出的，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通过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必然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

“但是，企业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如何使用，他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有时它的成本也大的惊人，所以，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

对于有害效应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的解决办法都是有成本的，区别在于相对成本差异。科斯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和比较，比较个方式的成本与收益。本文的主旨就是在于科斯想要说明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方法来研究问题。

文章的第六节阐述的是“权力的法律界定及有关经济问题”，科斯说“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使用”，“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交易及其成本取决于财产权利如何被界定以及转移的条件和权利接受者所提供的保证。

科斯揭示了庇古对于问题的看法及经济学分析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庇古的传统是错误的，科斯指出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问题得出正确结论，根源是福利经济学方法中的根本缺陷，需要做的是改变方法：

第一.当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的安排所产生的社会总产品，而对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做一搬的比较则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通过将自由放任状态和一些理想世界的比较来进行分析，但由于理想世界的不确定性，使得这种分析对经济政策没有太大的帮助，应该将分析的出发点定在现实存在的情况上。

第三.对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通常认为要素是实物而不是行使一定行为权利，如果将生产要素是为权利，做生产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也是生产要素，这就容易理解多了。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启发了人们对产权法律界定的首次思考，是产权与制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其主要思想被总结为我们所熟知的“科斯定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在揭示传统教条的错误时，提出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力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自己曾说过：“在一篇文章(是指《企业的性质》)中，交易费用是用来表明，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包括在分析之中，那么企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在另一篇文章(即是指《社会成本问题》)中我指出，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引入分析之中，从问题的范围考虑，法律就没有意义。”科斯此文虽然没有将产权的概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综合性的阐述，但他为后继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

科斯在本文中采用了边际分析方法，提出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

但是科斯定理还是遭到了批评，这个定理一直被认为是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同义反复。但其实正如科斯所说，可以将其看做是研究正交易费用的基础，科斯定理的贡献恰恰是其反面，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高昂，使得交易无法达成的情况下，由法官通过计算产值，让产值更低的一方承担责任，科斯提出的这一原则既与法的精神相违背，在经学上也无法成立。

一直有反市场的人士说，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干预就是合理的。而科斯的由法官计算产值和由计委官员计算产值，其内在思路是一致的。两者都面临同样的困难：无论是计委官员，还是法官，他们都无法全面了解价格等市场信息，他们的计算，注定是失败的计算。

青年经济学家莫志宏从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的角度，批评科斯的“计划者视角”，我很赞同她的批评。本文要说的是，即便纯以芝加哥学派的视角看，科斯对侵权责任的分析，乃至后来波斯纳等人建立的责任原则，也是完全无法成立的。

总之，虽然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书受到了许多的批评，但能够取得这么重大的影响，也证明了这本书的确有他存在的意义，这也是科斯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是脱离哲学确立了社会终极正义的科学标准，所以从这方面看，《社会成本问题》也是一本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篇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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