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牛肉吗(抗战时国军的后勤补给)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牛肉吗(抗战时国军的后勤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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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八路军的武器一般都是从哪来的?

抗战时期,八路军的武器一般都是从哪来的?

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对中外记者批露,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不含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已发展到474000人,而自抗战爆发以后,重庆政府只在头两年提供了三个师45000人部队的部分弹药补充,更没有成规模拨发枪械。因此队伍不断扩大的八路军,其武器装备只能通过生产自造、缴获敌人、收编武装而来。

其中最大的一笔武器获得来自于“山西新军”,在1939年的“12月事变”后,山西新军大部加入八路军,根据史料记载,共得:“枪95000支,轻重机枪1500挺、晋造山炮36门、迫击炮150门”。

一,自产武器远远不能满足军需。

八路军在挺进华北抗日后,虽然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建立了兵工厂,但由于技术有限和材料匮乏,根据数据统计,整个抗战八年生产出来的步枪和掷弹筒等武器不过数万支(件),显然远不能满足八路军日益扩大的需要。延安曾经提出每年造枪10000支的要求,但就当时的条件来说,这一任务基本无实现的可能。

比如1940年7月定型的“八一式”马步枪,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虽然性能尚可,但产量十分有限,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总共才生产了9000支,这简直是杯水车薪。因此在1941年前后,延安命令各兵工厂将主要精力用于翻造子弹,从而使子弹的年产量达到68万发,手榴弹月产量15000颗。

二、战场缴获才是主要武器来源。

根据八路军第129师的一份抗战前四年的报表,在对日伪军和对顽军的作战中,武器缴获的数量一直大于损失,但弹药的缴获却远远跟不上战场消耗,这也是各兵工厂转变重点翻造子弹的原因,但进一步影响了武器的生产数量。

比如由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和山东抗日武装合编建立的山东军区,在八年抗战期间共缴获:步骑手枪207000支、各种炮955门、轻重机枪1106挺,炮弹16800发、子弹和手榴弹越370万粒(颗),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面缴获自伪军和顽军的数量占据很大成分。

三、收编武装获得一定数量武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队在华北地区迅速溃败,留下大批散兵游勇和武器弹药,因此在抗战初期,收编地方和杂牌武装曾一度是八路军扩军的主要方式之一,当然也包括他们所携带的武器装备。比如在冀鲁豫边区,八路军的作法是将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先改编成脱离生产但不脱离地方的游击队,再逐步升级为正规团队。

再比如冀东地区兵员数量很庞大的“平西抗日游击队”,原非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但是在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学生打进去后,便牢牢地掌握了营连两级部队,最终迫使其总队长赵侗放弃了前往太原投奔阎锡山的计划,接受了到抗日根据地整编的方案,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则基本来自于原国民党地方保安团、警察局等系统,以及溃败时遗弃的大批枪械弹药。

四、战区拨付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

重庆军政部对八路军的武器弹药拨付是通过阎锡山第二战区进行的,主要集中在1937到1940年期间,皖南事变后所有的武器、弹药、粮饷全部停发。同时也与阎锡山的抗日态度也是息息相关的,1937年日军初犯山西时,阎锡山急需八路军开赴前线助战,因此拨发了一批晋造汤姆逊冲锋枪、迫击炮等武器,但1939年以后抗日态度转为消级,自然也就不再给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

除此之外,苏联政府确实在抗战初期秘密提供了一些武器,比如八路军长沙通讯处就转运了120支苏制转盘机枪到延安,主要负责此项工作的则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因为在1937到1939年间,从新疆到兰州的公路基本掌握在苏联手中,以便给国民政府运输援助物资。但受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苏联援助的武器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数量肯定不会很大,从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开始监控新兰公路上的苏联车队。

季米特洛夫当时的回应是:“假若援助了,这可能不是帮了你们,而是害了你们”,1939年后苏联与日本签定所谓和平条约,中断了对重庆政府的军援,自然也更无法援助八路军,之后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苏联军援更无可能。

正是主要依靠消灭敌人来武装自己的方式,以及艰苦奋斗的自力更生精神,八路军坚持了八年抗日战争,并在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当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正规部队已达120万人,武器装备水平也得到较大改善。

抗日战争有哪些感人的爱国故事?

抗日战争有哪些感人的爱国故事?

1939年10月27日,侵华日军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25000余人从东北出发,由大连港登船绕道本土补充物资之后,奉命向海南三亚集结。这支鬼子罪恶部队的目标,是发起旨在切断中越国际交通线的“南宁攻略”,于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直是大后方的广西省,骤然间将成为血与火的前线。

(副参谋总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

这也就是中方称之为“桂南会战”的抗战重大战役(其间有昆仑关战役),日军主攻部队第五师团的师团长今村均中将,是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之后的继任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期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常常自诩精通兵法。为了迷惑广西沿海的中国守军,今村中将玩了一把“声东击西”:先在北海境内实施佯攻,尔后在钦州湾再进行大规模登陆。

1939年11月14日下午二时,广西北海冠头岭上的桂军观察哨,在望远镜里突然发现大批日军船舰驶来,立即报告北海守备部队最高指挥官:第46军175师524团团长巢威上校,鬼子来啦!这位巢上校乃广西桂林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第一期毕业生,是桂军的本土青年军官。巢威迅速赶到制高点观察哨位后,发现日舰已经在距离海岸8000米处抛锚,立知鬼子登陆在即。

(巢威少将)

巢威判断日军最迟在下午五时就会炮击和抢滩,遂命全团进入战备状态,紧急上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和桂林行营,更重要的是,他同时命令北海百姓,务必在三小时内撤离城区,以免遭到炮火杀伤或者城破后被日军屠戮。果然,下午四时三十分,12架日机开始轰炸海岸阵地,舰炮的大口径炮弹也纷纷射来,海面上日军60多艘登陆艇已经隐约可见,反登陆艇战斗打响了。

当日艇接近岸边时,桂军轻重武器齐射,海岸炮台上老式的要塞炮亦开火射击,打沉日艇多艘,而日军并没有全力抢滩登陆,反有遭遇打击而畏惧后撤的模样,似乎会有新一轮更猛烈的火力覆盖和更大规模的登陆。此时,桂林行营的急电已至,巢威的团附和营长们也在力劝团长,两方面都是一个目的:立即火烧北海!

(第五师团长今村均)

原来,早在日本陆海军集结于三亚的时候,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就判断其有在广西沿海登陆的征候,為此特别下达命令:一俟日军登陆北海,即奉行“焦土抗战”之政策焚毁城市,并且之前已经运来大批炸药和汽油,各起爆点由工兵安装,汽油分发给各片保长。行营在命令中还强调“违者以违抗军令罪论处”!现在日军已然发起攻击,烧或者不烧,只等最高指挥官巢威一声令下了。

巢威有些迟疑了,一方面,是实在不忍心轻易焚毁乡亲们几百年来的家园,甚至还会出现死伤情况;另一方面,去岁长沙大火被当作替罪羊枪毙的酆悌、徐权等人绝对是前车之鉴;尤其关键的是,他发现日军在北海的进攻并不坚决,颇似虚晃一枪,如果贸然下令焚城,极有可能铸成大错而留下千古骂名,可是白崇禧的军令如山,不执行命令就有可能掉脑袋!

(桂军迫击炮阵地)

巢威终于决定再等等看,果然到了入夜时分,日军在海面上仅留下三艘船舰,大队却已不知去向,意味着这确实是一次佯攻,而焚毁北海的计划也因此放弃,巢威冒着天大的风险,保住了北海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抗日救国和爱民如子,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双重诠释。

11月15日午后消息传来,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在钦州湾登陆,击破海防部队新编第19师以后,兵锋直指南宁,于是巢威奉命放弃北海增援南宁,这座古城最终躲过一场浩劫。而巢威上校不计个人安危的担当,力保桑梓不成为一片焦土的所做所为,着实令人感动。

(日军占领海南)

巢威上校在桂南会战中表现很是出色,撤离北海后,在转战邕钦公路沿线期间英勇打击日寇盐田支队,连战皆捷,并击毙日军渡边大佐一名,获传令嘉奖。后升任第170师少将副师长,1944年在“桂柳会战”之桂林保卫战中,再次率军与日寇血战,由于白崇禧调离两个精锐师避战,所以桂林保卫战甚是悲壮。当最终决定弃城时,巢威将军为掩护大部队撤退率部断后,在对日军实施反击中不幸重伤被俘。

被日寇关押和养伤期间,巢威将军始终英勇不屈,严辞拒绝了日寇及汪伪汉奸集团用高官厚禄的拉拢,保持了抗日军人的气节,伤愈后在身边一名勤务兵的配合下虎口脱险,最终平安归队,不失为爱国将领的典范,抗日战争胜利后,曾经出任海口警备司令,后病逝于台北。

抗战时国军的后勤补给

抗战时国军的后勤补给

据二战军事学家估算,一名普通士兵作战期间需消耗4000-7000卡能量,每天的口粮不能少于1.5公斤。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大米1.5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而实际上,抗战时期国军士兵一天仅9两米,副食基本没有,大多数情况就是盐水煮菜泡饭。他们的应急口粮是杂粮大饼,而同时二战几乎所有参战国的应急口粮都是牛肉罐头。

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的优良传统。让我们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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