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怎么饲养牛羊狗的呢，古代六畜谁地位最高古人最大肉食来源是什么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古代怎么饲养牛羊狗的呢这个问题，古代六畜谁地位最高古人最大肉食来源是什么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古代六畜谁地位最高古人最大肉食来源是什么

古代六畜分别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就是猪。因为早期人类对生物的认识有限，所以选择了这六畜进行驯服饲养，经过千年的岁月才将它们变为家畜，直到现在人类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依然还是六畜中的牛、羊、鸡、猪。在古代并不是所有六畜都能拿来食用，例如，马是重要的交通、作战工具，而牛是重要的劳作工具，所以他们一般是禁止宰杀的。那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最主要的肉类来源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提到“肉”，那么绝大多数人的下意识反应都是猪肉，这是现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造就的。但其实在古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羊肉才是餐桌上的主角，猪肉与羊肉的缠斗，历经了千年。

中国人驯养家畜的历史悠久，在先秦时代，就开始饲养马、牛、羊、猪、狗、鸡，是为“六畜”。六畜当中，牛、羊、猪属“太牢”，就是祭祀会用到的肉类。在《国语·楚语下》里有一段关于汉时饮食习惯的介绍：“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说是天子牛羊猪都吃，诸侯吃牛肉，卿能吃羊肉，大夫次之吃猪肉，鱼肉算是肉类里不那么值钱的，当然，有肉吃也不错了，庶民日常都只能吃菜。

明明有六畜，怎么打进决赛圈是羊和猪呢?来看看它俩晋级的原因。

六畜中马的产地不在中原，且基本用于骑乘，这高于了食用的价值，自然舍不得吃。

牛一般会用来祭祀，地位高的人也会吃，但自从春秋后期发明了铁犁开始，牛就算重要劳动工具了，由此历朝历代三令五申禁止宰杀耕牛，唐武宗就说了，“牛，稼穑之资，禁人屠宰”。人们与牛基本上是伙伴关系，自然死亡后才能被用作他途。至于《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大口吃牛肉，则是特例，他们本就持挑战统治规则的心态，算是一种饮食朋克。

鸡、狗的产肉量与大型牲畜没法比，自然也不是主要肉类来源。余下同属太牢的羊、猪，都有粉丝。

孔子曾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送我十条咸猪肉，我就收他做学生;鸿门宴上，项羽曾赏了樊哙一生彘肩，樊哙放在盾牌上，切来便吃。

羊肉这边也有故事。鲁宣公二年，郑国打宋国，为宋国将领华元驾驭马车的羊斟，因在前夜没被分到羊肉吃，而别人都有，第二天赌气，驾着马车就把华元送给了敌国。成了一碗羊肉引发的惨案。

此时猪羊在食用量上几乎平分秋色，既有“泽中千足彘(250只猪)”，也有许多人家拥有“千足羊(250只羊)”的说法。

从魏晋起，猪羊的食用比重开始有了倾斜，羊肉开始占据了上风，并一直维持了千年之久。这或许是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风俗影响，此时猪的饲养规模开始萎缩，在南北朝时期，《洛阳伽蓝记》已称“羊者是陆产之最”。

羊肉的领先势头在唐朝一直保持，《太平广记》中有关唐代肉类的记述总共有105处，羊肉独占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文人笔下有“羊羔美酒”，却没有“猪仔美酒”一说。

唐代有一种特殊的宴会叫“烧尾宴”，是为了官员庆贺升迁所办，其名字来源，据说也与羊有关。因为新羊融入羊群会被欺负，只有火烧新羊的尾巴，才能使它顺利融入。所以进入更高一级的官场，也要“烧尾”，以祈仕途顺利。

有一次韦巨源升官做了尚书，宴请宾客，在他的烧尾宴之上，除却个别熊、鹿山珍，硬菜基本由羊肉构成。

比如一道“通花软牛肠”，是用羊骨髓与牛肉搅拌在一起做成香肠，再用羊油烹制。“羊皮花丝”即细切的羊肚丝;“逡巡酱”即为鱼肉羊肉制作的酱，鱼羊为鲜;“五生盘”即羊、猪、牛、熊、鹿5种肉的拼盘;“格食”便是用羊肉、羊肠拌豆粉煎制而成等等。最夸张的是“升平炙”，一道菜用三百条羊舌、鹿舌烤熟后拌在一起，即寓意能言善辩，又体现君臣一条心。如此盛宴，桌上也不见猪肉的身影。

至宋朝，羊肉更是愈发拉大了领先的身位。《宋史》里有这么个段子，宋仁宗“宫中夜饥，思膳烧羊”。说是宋仁宗饿了，半夜起来想吃羊肉，宋仁宗是否对羊肉爱得深沉不清楚，只是宫中“御厨止用羊肉”啊，没别的肉。这时宫廷御厨一年开销羊肉43万斤，而猪肉只有4000斤。

宫里爱用羊肉，自然上行下效，从官员到民间，羊肉也成为了餐桌上的头等肉食。民间无论婚丧嫁娶，还是考上了秀才举人，乃至烧香还愿，如果没有一只羊在案上放着，那简直拿不出手。

著名吃货苏东坡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吃羊肉吃到腻味，说“十年京国厌肥羜”，但在被贬至惠州后，又还是念念不忘，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写，惠州市场寥落，商品匮乏，然而每日杀一只羊。

苏轼是被贬斥来的罪官，自然没资格同当地权贵争抢好的羊肉，于是他私下嘱咐杀羊的人，给他留下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取回家后，苏轼先是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浇酒撒盐，用火烘烤，烤至微焦，在骨间摘剔碎肉，他自称这就像吃海鲜虾蟹的感觉和滋味。不知不觉，还开创了羊蝎子的古典主义吃法。苏轼说唯一的缺点便是，自己把骨头上的肉剔光了，围绕在身边的几只狗都显得闷闷不乐。

韩宗儒是苏轼的好友，不知道是不是被苏轼所影响，也酷爱羊肉，无奈家里穷，买不起。当时苏轼的字已在北宋闻名，韩宗儒便将苏轼写给他的信送给殿帅姚麟，一次就换了十几斤羊肉。发现了这个生肉之道，韩宗儒开始频繁写信，有人告诉了苏轼其中玄机，苏轼也不恼，在韩宗儒又派仆人来催回信的时候，便笑答，你回去说，今天屠户休息，没肉吃了。所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也成了一段社会时尚。

不过，也是苏东坡，在被贬黄州时，留下了流传至今的“东坡肘子”和那首著名的《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尽管猪肉在当时尚处于有钱人不屑吃，没钱的人不会吃的边缘地位，但毕竟和价高量少的羊肉(受疆域问题影响，此时宋朝的羊肉主要已经依靠进口了)相比，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能有肉吃就不错了。《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了，开封每晚都有数十人驱赶着上万头猪进京的壮观场面。

因此，虽然在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代，羊肉仍然独占鳌头，当时的汉语口语教科书《老乞大》中写到“做汉儿饭”，主要还是羊和鸡，但猪肉的地位已经在悄悄地开始逆转。

到了明代以后，这样的格局彻底发生了改变。据《明宫史》所说，皇家过年的餐桌上就有了烧猪肉、猪肉包等一系列猪肉硬菜。明代后期光禄寺留下的宫廷岁用牲口数记录则是18900口猪，10750头羊，可见猪肉已是后来居上。

餐桌上的变革，实则是社会经济的反映，即使明代朱姓皇帝曾严令禁止杀猪，违者重罚，也无法阻碍由人口空前繁衍所带来的畜牧业萎缩等问题。猪吃得杂，饲养的用地面积小，猪粪还可以做肥料，比起羊来，养着要划算太多了。在同面积土地能产出养活十倍人口粮食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种谷物、养猪，而不是放羊。朱姓皇帝的禁令也仅维持了三个月便作废了。

也因此，虽然清朝皇帝从关外来，也并没有改变这种“猪强羊弱”的势头，反而更加明显。每至春节，整个京城的猪肉消耗量能达到10万斤。猪肉的地位也是飙升，在乾隆的除夕大宴餐桌上，有猪肉65斤、野猪肉25斤，而羊肉只有20斤。

时至今日，就饮食习惯而言，猪肉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餐桌上的主流，羊肉则主要在部分的北方地区受到青睐。不过，也有个别的南方地区，由古老传统延续而来的饮食习俗仍然涵养着当地人的味蕾。

四川简阳，便是其中之一，此地有着悠久的养羊、吃羊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此时简阳还叫牛鞞，“户户具鸡豕，十里闻羊香”就是此地的写照。据《简州志·职官》记载，在牛鞞县，历任县长中有一个叫董和的人，他与此处羊肉吃法的起源有着些许关系。

相传某日，牛鞞县的一个农民带着四只羊乘船过河，由于船小拥挤，一只成年公羊不慎落水。羊也不会游泳，很快便沉入河底。没想到江中鱼儿被沉羊所吸引，争相啃食，这一幕刚好被一渔民看到，便撒网捕鱼。到了家中，剖开鱼肚，渔民发现鱼肚里满是羊肉，于是他突发奇想，洗净鱼身，连着鱼与其肚里的碎羊肉一同下锅烧煮，没想到出锅后汤汁嫩白，羊的膻味和鱼的腥味还就此中和。消息传开，县长董和也来尝试做这一道菜，菜名也就定为了“董和鱼羊烩”。

这便是简阳羊肉汤起源的一种说法，至于真实程度，也不可考。也有说羊肉汤最早是当地人向三国名将简雍进献的药方，当时简雍积劳成疾，久治不愈，一老者提供了羊肉炖萝卜这一方子，简雍一吃，果有奇效。后来，人们又在汤中加入猪骨、鲫鱼等料，炖的时间延长，一瓮子锅水通过十个小时左右的熬制，那汤最后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汤色也变得又白又香。

古传的熬制方法实属一绝，但在简阳羊肉汤封神的路上，也还有些阴差阳错的历史原因。

众所周知，简阳羊肉汤，用的是当地产的大耳羊，其肉质细嫩且有嚼劲，膻味也低。大耳羊是一个杂交类群的后代，其血统里，一部分是简阳本土的“火疙瘩山羊”，一部分是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努比羊”。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华西医科大学将宋美龄托管的美国赠送的10只努比亚山羊,用以改良简阳龙泉山脉一带的本地羊，才诞生了助力简阳羊肉名震一方的大耳羊。

当然，简阳的美食不仅仅只有羊肉汤，羊肉汤只是简阳餐饮九绝里的一绝。其余诸如海底捞(没想到吧，海底捞的创始地是简阳)、简阳豌豆汤、吴氏大枣兔、月英凉粉、云龙水酥、贾家毛鸭子、蒋卤鹅、手撕盘龙鳝，皆是饕餮客们不容错过的美食。

四川的千年美食文化，怎能错过简阳呢。

这样的价格小官和普通百姓自然是负担不起的，由此在民间，猪是主要肉类来源，《东京梦华录》称，上万头猪每天从乡野被贩子们收购送入东京，再由无数的“郑屠户”宰杀这些猪，给普通百姓的餐桌上送去肉食。

马牛羊猪狗鸡 这六种家养动物何时出现

中国古代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说，“六畜”这个词最早出自《左传·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的“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另外，在《周礼》里，有“其畜宜六扰”的记载，汉代郑玄注：“六扰，马、牛、羊、豚、犬、鸡。”可见马、牛、羊、猪、狗和鸡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家养动物。研究这六种家养动物起源或出现的时间、地点、作用等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时期，没有发现家养动物。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年代均在距今12000年以前。研究人员在这些遗址中分别发现了栽培水稻的植硅体、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据此，可以把中国古代栽培作物及制作陶器起源的时间追溯到距今约12000年以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里发现的动物种属都属于野生动物，现在还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证明当时已经存在家养动物。

依据研究，中国的家养动物最早出现于距今约10000年左右，较栽培作物及制作陶器起源的时间晚了将近2000年左右，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特点。这里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介绍狗、猪、羊、牛、马、鸡等主要家养动物出现的状况。

狗

按照目前为止所知的材料，中国最早出现的家养动物是狗。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了一块狗的左下颌骨，它的下颌缘有明显的弧度，与狼的下颌缘呈笔直的状况不同；齿列长度为79.40毫米，这个尺寸比狼要小；其牙齿的排列也比较紧密，与狼的牙齿排列比较稀松区别明显；其下颌骨上的各个测量点的尺寸都比狼要小。

依据这些判断，可以肯定南庄头遗址出土的这块下颌骨属于狗。在距今大约9000年前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中，有11条狗被分别埋葬在居住地和墓地里，这是当时人对狗的一种有意识的处理，显示出当时的人和狗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贾湖遗址的狗的下颌骨齿列及各个测量点均小于南庄头遗址的狗。可见在人的饲养过程中，狗的齿列长度随着年代的推移逐步变短。由于南庄头遗址出土的狗的齿列与狼的相比已经明显缩短了，所以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家养狗的历史不会停留在距今10000多年前的南庄头遗址这个时间段里，还可能向前追溯。

这里要强调的是狗的家畜化可以导致人类狩猎的策略、战术或技术发生一些变化。这种饲养行为并未给人类提供多少稳定的肉食来源，也没有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狗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帮助人类积累了把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的经验，奠定了人类后来驯化多种家养动物的基础。从这点看，狗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意义重大。

猪

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大约9000年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猪骨进行研究，依据猪下颌骨上存在齿槽尺寸变小引起的齿列扭曲现象；牙齿的几何形态测量结果与家猪相近；猪群的年龄集中在特定的年龄段，不同于野猪种群的年龄结构模式；猪的个体数在全部哺乳动物中占据较高的比例，远远大于自然状态下野猪种群在全部哺乳动物中的比例；在墓葬中随葬猪下颌，开启后来数千年在众多遗址中发现随葬猪下颌的先河；DNA的研究结果证明其属于家猪的谱系；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证明这些猪的食谱与人工喂养有关等一系列判断结果，证明距今大约9000年左右的贾湖遗址已经存在家猪。

家猪的出现意义重大。数千年来，还没有一种家养动物像家猪一样，既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肉食资源，同时，在精神领域里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历史时期，家猪的饲养技术还扩散到整个东亚地区，在促进这个地区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绵羊

绵羊可能由已经灭绝的赤羊驯化而成。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绵羊出现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前的甘肃和青海一带。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前的甘肃省天水市师赵村遗址的5号墓和青海省民和县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突然发现随葬的绵羊骨骼；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多个遗址中，都发现绵羊的骨骼，其数量随着年代的更新逐渐增多；在有的遗址中还发现有灼痕的绵羊肩胛骨，显示其与占卜有关；全部绵羊骨骼的测量数据跟商周时期可以肯定是家养绵羊的测量数据十分接近；DNA的研究结果证实具有这些基因特征的绵羊最早起源于西亚地区；食谱研究发现绵羊的食物中包含有人工喂养的小米秸秆等饲料；依据绵羊的突然出现及DNA的证据，当时很可能是通过文化交流，从中国境外将已经被驯化的绵羊传入中国。

家养绵羊及后来出现的山羊都可以给人类提供肉食及奶制品，羊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羊毛还可以为人类的衣着提供原材料，提高人类抵御风寒的能力，获取羊毛和编织毛织品还带动了手工业中专门领域的发展。

黄牛

现代的家养黄牛均起源于距今10000年左右的西亚地区的野牛，其被驯化后逐渐向东西两个方向扩散。中国古代的黄牛是距今5000年左右从中亚地区传入的。迄今为止中国最早发现的黄牛位于5000多年前的甘肃地区；多个遗址中出土的黄牛数量从早到晚大致都有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对黄牛骨骼的测量结果证实其与商周时期的可以明确肯定是家养黄牛的数据十分接近；距今4500年以来，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多个遗址中都发现了埋葬黄牛的现象，比如在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河南省柘城县山台寺遗址中，发现有9头黄牛集中在一起埋葬，摆放得比较规整；DNA的测量结果证明其与起源于西亚地区的黄牛属于同样的谱系；食谱研究证实其食用的是人工喂养的小米的秸秆等。

家牛的出现，除了使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来源多样化，在精神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之外，其最大的用途是用牛犁地。牛耕极大地提高了古代农业劳动的生产率，这个新的生产力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可称之为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马

家马是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成，时间大约在距今5500年左右。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家马发现在距今4000年至3600年左右的甘肃地区，多处遗址突然发现马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突然出现于属于商代晚期的距今约3300年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那里发现多座车马坑，一般都是1车2马，在殷墟遗址的西北冈还发掘和钻探了100多个马坑，每个坑中马的数量少则1匹，多则37匹，这些马很可能和祭祀有关。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约3300年以前几乎没有发现马骨，而在距今约3300年以后发现多处遗址都存在车马坑和被埋葬的马，研究人员认为甘青地区可能是马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通道之一。由于甘青地区家马出现的时间与世界上最早的家马相比要相差数千年，中国的家马或饲养家马的技术是由中国境外传入的可能性相当大。

家马的出现，在提供肉食资源及精神领域中具有特定的作用，但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运输能力，尤其是作为战马，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用途，促进了人类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

鸡

家鸡起源于栖息于西南亚地区的原鸡。现在可以证明中国最早的家鸡发现于距今约3300年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现在只有两条证据，一是骨骼形态的观察结果，二是甲骨文中已经把“鸡”和“雉”这两个字分开了。

鉴于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鸡骨始终不多，养鸡仅仅是为了食肉的解释似乎不够全面。

鸡能生蛋，获取鸡蛋也许是养鸡的另一个原因。在《诗经》中记载养鸡与打鸣相关，这可能也是当时养鸡的原因之一。

概括起来说，按照迄今为止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中国六种主要家养动物开始出现的时间、地点和种类如下：距今约10000年左右，在河北省的南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在河南省的南部出现猪；约为距今5600—5000年，在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5000年左右，在黄河上游地区出现黄牛；距今4000—3600年左右，在甘肃省的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在河南省的东部出现鸡。这些家养动物分别起源或出现于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但基本上都位于中国的北方地区。

六畜为什么是“马牛羊猪狗鸡”而不是其他动物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畜生是指家养的东西，而百姓们家里养的一般都只有六种动物，也就是只有牛、羊、猪、马、狗、鸡，所以六畜就是指这六种动物，其他的动物家庭饲养起来是非常难的，所以六畜就不指其它的动物，只能是这六种动物。

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人们都是靠打猎为生的，他们经常去森林猎一些动物，然后把它们作为食物，但是后来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发现如果每天去打猎的话是非常麻烦的，他们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动物给驯化成家养的，到时候如果他们想要去吃这些动物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抓了，不用再去森林里面打猎了，所以人们就逐步把这些动物驯化成了家养的牲畜。

而当时他们所说的牲畜也是指这些家养的动物，他们当时找了很多动物，发现有些动物是十分凶猛的，想要驯化成家养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们就发现了这六种动物是比较容易驯养的，也就是可以把它们变成自己家里养的动物，所以当时的六畜也就是指这六种动物。

而且这六种动物对百姓有非常多的好处，牛、马可以在交通方面帮助百姓们，狗可以帮忙看家，猪可以食用，羊也可以食用，而母鸡可以下蛋，鸡蛋一方面可以食用，而另一方面可以孵出小鸡，长期以往下去，家里的鸡就会变得越来越多，而公鸡会打鸣，它主要负责每天叫人们起床，公鸡和母鸡也可以食用。

在古代的时候，人们说的六畜所指的动物是这六种动物其实是与他们家庭生活的环境相关的，他们的家里一般都只养有这六种动物，其它的动物并不是家养的，而是野外自然生存的，因此在古时的人们的思想当中畜生就只有这六种，其它的动物并不属于六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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